【大紀元12月1日訊】 一
在九十年代現代性轉型的歷史視野中，底層一度是失落的地平線，它隱蔽而又緘默地蟄伏于現代性裂谷的另一側。即使沒有一雙歷史天使的慧眼，也無須明眸善察的現實眼光，底層的存在依然是斑駁陸離的現代性視屏上觸目驚心的景觀——背井離鄉風塵僕僕的農民工、默默棲居在摩天大樓陰影下的城市棚戶區、從工廠車間淪落到街頭巷尾謀生的下崗工人，還有靜默在廣袤的鄉土上的茅屋、秋風和前現代的炊煙。這樣的社會景觀並非定格在歷史舊畫冊上的老照片，相反，它是當下現實的社會縱深和底色本真，但緘默的底層一直被有意無意地懸置成時代的“他者”，在突飛猛進的現代化進程中它要麽被視作已掀翻而過（實際上正在經歷）的歷史舊（新）畫頁，要麽作爲現代性的歷史代價以枯枝敗葉映襯歷史“惡之花”的合法性。“關注底層，直面生存，”這樣的呼聲不過印證現實存在對理論虛無的反抗和籲求。全球化的新一輪資本主義宏大敍事無暇俯察底層的微觀生存，與市場化進程攜手共進的現代性規劃也漠視底層的現實訴求，而標舉“反本質”、“去中心”的後現代差異政治也只是隔岸觀火的解構遊戲，在全球化、現代性、後現代性等盛行一時的理論座標中，底層顯然是一個被遺忘的角落，一個失去理論錨地的漂浮能指。
關注底層的現實籲求不時地挑戰著理論的虛無和傲慢，但在知識社會學的視域中搜索“底層”，人們的失望還是超過理性預期的限度。底層的身影並沒有在經濟學的市場想象中浮現，自由主義的市場競爭法則更青睞強勢贏家——企業家、老闆、經理、白領等等，而經濟理性和資本邏輯則將龐大的底層數位化爲國民經濟總產值中一個有待脫貧的弱指標，儘管它在經濟統計學中以表徵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向社會公衆昭示財富分配的聚散離合和公正尺度的傾斜遊移——偶爾露崢嶸，但自詡科學客觀的基尼係數在種種大相徑庭的爭議性解讀中已失去其應有的批判性警戒效果，被數位化的底層只是一堆冰冷抽象的經濟指標，它不能還原具體真實的底層現象學。社會學的出場無疑是必要的矯正，在一批社會學家眼裏，基尼係數是社會公正和社會穩定的歷史警戒線，它深刻地預示著強弱分野的階級分化和轉型社會的結構性緊張1，階級復活和階層分化使底層以社會實體的真實面容浮現在現代性的地平線上。但這一龐雜的社會實體涵蓋了從前現代的鄉村到現代的城市的各種弱勢群體——農村貧困人口、進城打工支撐起全球化“世界工廠”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城市貧民、下崗工人、殘疾人甚至艾滋病患者，他們之間參差多態的內部差異性，很難在“底層”的同一性命名中加以映現，共體的底層顯然彙聚了無數的個體的生活經驗和具體的生存境遇，社會學的階層分化再細化也難以觸摸底層的生存肌理。而且，從階級到階層的公共語境轉換中，細化的階層不過是社會等級的空間再生産，無根的歷史與消解的階級意識使分化的階層逐漸喪失自身的歷史能動性。
數位化的底層和階層化的底層，它一方面以科學理性之名行使符號暴力，“底層”、“弱勢群體”、“邊緣群體”、“沈默群體”、“被排斥群體”等修辭命名的發佈流播，不過是歷史輪回般重陷黑格爾式“主奴結構”的窠臼，一種抽空了階級意識與革命能量的階層命名實際上只是現存社會權力結構的機械複製，它的精致與麻木往往如影隨形；另一方面，隨著底層問題在公共領域中不斷浮現，關注底層關心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呼聲愈來愈響，溫情脈脈的人文關懷行使著意識形態的縫合功能，在現代性轉型時代“分享艱難”、“痛並快樂著”的精神自瀆術消解了底層苦難敍事的反抗能量，現代性這一支配性能指將“底層”形塑爲前現代的孑遺物和現代性的他者，對底層他者的人文關懷成爲現代性“懷柔遠人”的意識形態神話。如果說現代性從某種意義上是資本主義歷史轉義的修辭變體，那麽階層化的“底層”其實也是以工人、農民爲主要敍述物件的無產階級的現代性轉義，但這一轉義是在抽空未被資本馴化的階級意識之後的合法化求證，“階級退場，底層出場”實際上有效地縫合了現代性轉型的社會創傷和對抗性分裂。在現代性能指秩序重繪的社會結構圖譜中：底層、中產階級（小資、工薪階層、市民階層）、高收入階層（企業家、管理階層、精英階層）排列有序，但階級的邊界在分化重組中已由紅線淡化爲虛線，各種交叉重疊的分層擠壓了兩極對立的階級空間。韋伯式的階層理論已悄然置換了馬克思的階級學說，現代性的合理化求證填補彌合了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的對抗性裂縫，而現代性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就在能指秩序修補過的社會對抗裂口處聳立起來，佔據了原先由階級意識建構的革命意識形態的神聖/禁止的位置。
這樣，在現代性結構圖譜中凸現出來的底層問題就面臨著一系列悖論式的追問：底層是一個彙聚衆多弱勢個體並客觀存在的社會實體，還是現代性意識形態建構出來的階層想象？如果底層是超於弱勢個人之上的社會實體，那麽它是具有階層認同的社會主體，還是在現代性能指象徵秩序召喚下的分裂主體？缺乏自我表述能力的底層，又如何在他者化的言說中抵達實在界的存在本真？這些問題最終聚合爲一個意味深長的逼問：底層書寫是誰的底層，我們又如何書寫底層？
二
存在的底層真實而堅實，儘管命名各異，但它在人類歷史演進的各種社會形態中卻是一種普遍性的存在。作爲社會自然形態的底層是一道無聲的川流，它默默地潛行于歷史長河波瀾壯闊的水面之下，但緘默的底層一旦以集體行動邏輯發聲，往往又能引發驚濤拍岸的歷史巨變。因此，底層既是沈默的歷史客體，又是具有歷史能動性的社會實體，它在各種社會歷史力量的形塑下具有多幅面孔。底層曾在源遠流長的離黍之悲式的歌吟中，以民生疾苦的苦難敍事獲取詩性正義的倫理力量，貧苦善良、勤勞勇敢成爲底層想象深入人心的道德面孔；底層也因無緣文化教化而淪爲無知蒙昧之邦，它一直處於啓蒙下位成爲有待外部救贖之光照亮的黑暗地帶；底層還曾在士人知識份子遠離塵囂的烏托邦冥想中，成爲“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遮罩統治階級權力宰製的世外桃源；底層還被視作一種潛在的革命性力量，在馬克思階級理論的武裝下，以無產階級歷史主體的革命面孔登上歷史舞臺。但具有多幅歷史面孔的底層，在資本現代性的規訓下逐漸縮減成單向度的弱勢“經濟人”——現代性轉型軌道上的落伍者或被淘汰者。底層的現代性他者面孔不過是晚近的産物，但在資本現代性自命不凡地宣稱“歷史”（其實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終結之後，它儼然成了底層的唯一面孔。從潛在的“革命者”到弱勢的“經濟人”，底層的歷史能動性已在符號性閹割中褪化成另一種“被壓抑的現代性”。
底層的多幅面孔要麽是被他者化的底層想象，要麽是被寓言化的文化象徵客體。底層的革命面孔雖然一度擁有屬於自己的歷史主體性，但當革命意識形態被祛魅成一種激進主義的破壞性力量，在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現代性市場經濟法則中它已喪失合法性。這時，底層又如何在多幅面孔中確證自己的實在界面龐呢？
誰的底層？這一發自歷史深處的逼問雖然深刻犀利，卻多少隱含著底層書寫的艱難和無奈——底層的實在界面龐依然朦朧模糊。底層多幅面孔的背後是分裂、短缺的主體，“底層歷史是碎片化的、不連續的、不完整的，底層意識的內部是分裂的，它是由來自支配和從屬階級雙方經驗的元素建構起來的”。2如果底層意識是“主/奴結構”雙重建構的産物，那麽“底層發聲”就是一個悲劇性的西西弗斯神話。因爲，底層一旦以現有的並不透明的“語言”發聲（這實際上是別無選擇的選擇），就必然進入符號象徵秩序的意識形態詢喚之中：底層敍述的話語主體並非自在自明的，當它憑藉“語言”由一種自然狀態被允許進入社會文化的象徵秩序時，其領受的准入許可證——“語言”——本身就是由主人能指（統治階級）賦予意義的具有意識形態性的文化表徵。這樣，它一方面在主人能指的詢喚下獲取一虛設的話語“主體”位置，正如科耶夫對“主奴結構”的精闢分析：“主人的‘確定性’不是純然主觀的或‘直接的’，而是被另一個——奴隸的承認所客觀化和仲介化了”，3被准入的話語主體反而將主人能指厘定的話語法規客觀化和仲介化；另一方面，底層敍述的話語主體在遭遇主人能指的象徵秩序時，必遭其審查、馴化、分裂和倒空，這一過程就是拉康所稱的“符號性閹割”——意指社會象徵秩序對不爲己所容的主體欲望的壓抑和摒棄，主體只有被符號性閹割，才能被具有以“父親的名義”和“法”的性質的象徵秩序認可，並作爲“短缺能指”進入象徵秩序的主人能指網路中，所以底層主體的生成過程，是一個不斷分裂自己、不斷異化的悲慘過程。那麽，底層敍述如何才能抵達實在界的現實本真呢？
在拉康看來，實在界乃“現實之物，或是被這樣感覺到的東西——是完全不被符號化的東西。”4但另一個追問緊隨其後：完全不被符號化的底層實在界又如何在敍述中呈現出來呢？在拉康的結構主義精神分析理論中，共有三個主體存在：自我、話語主體和無意識話語發出者，它們相應地存在於三種不同的階段——想象界、象徵界與實在界。想象界是鏡像階段的“自我”，但這一“自我”是虛構的反射鏡像，它只是一種想象性的“自我認同”；而象徵秩序則製造了一個符號性的話語主體，但同時也壓抑了另一個欲望的無意識主體。所謂“符號性閹割” 的短缺能指，實際上就是主體社會化的過程，但閹割總是不完全的，總有一些創傷性的殘餘——“創傷即實在界”。這些殘餘作爲“象徵債務”，因爲象徵秩序的馴化是不完全的，“象徵最終永遠失敗，它永遠也不能成功地完全‘覆蓋’真實，永遠包括一部分未處理的，尚未實現的象徵債務”。5這些未完成的“象徵債務”組成了真正的創傷性內核——原質。實在界和原質是符號化的産物和剩餘，原質不能符號化，但它卻隨同主體一併進入能指秩序中。能指秩序並非一個完整的封閉體，它也有裂縫和缺口，這些裂縫和缺口是由進入其中的實在界和原質開闢的，也是它們呼吸和顯露自己的空間：譬如口誤、夢囈和病體語言等。作爲創傷性的實在界、原質，從人之個體來說，一方面它是主體馴化後的剩餘，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作用和在場，它沒有被符號化，但仍給能指象徵秩序留下缺口和縫隙，從而導致了能指秩序的不一致性。而從作爲人之整體的社會來說，實在界就是“社會對抗或社會創傷”。社會對抗是未被象徵秩序馴化的部分，是被社會壓抑的無意識欲望，但它仍是社會現實的構成部分，是永遠在場的“實在界”。從社會總體的角度看，所謂能指象徵秩序實際上就是社會現實的語言文化表徵，而能指秩序的不一致性其實就是社會對抗和矛盾引發的非整合性的符碼表徵。拉康的“主體三界”理論爲我們展呈了底層書寫的隱秘結構和視域景深，但仍然有一個待解的問題：既然底層的實在界就處於社會對抗和社會矛盾的創傷性缺口和裂縫中，那爲何底層書寫又總是難以抵達實在界呢？
魯迅的《狂人日記》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部關於底層書寫的元敍事寓言。雖然話語主體“狂人”的身份是知識份子，但當“狂人”拒絕進入社會象徵秩序而直接闖入創傷性的實在界時，他實際上已經摒棄了知識份子的啓蒙代言角色，從虛設的話語主體（象徵秩序中一個會說話的“屍位”而已）轉換成底層實在界的欲望無意識主體，這時的“狂人”囈語事實上是掙脫“主奴結構”這一象徵秩序牢籠後真正的“底層發聲”。作爲底層無意識話語的發出者，“狂人”所發出的“寫滿仁義道德的歷史不過是吃人的歷史”的實在界之聲，儘管它真實而深刻地揭示出人類社會的創傷性內核，但由於它未經象徵秩序審查馴化而直接以無意識話語發聲，反而形成一個悲劇性的悖論：狂人的“底層真聲”只能以分裂主體病體語言的方式存在，才能獲取准入許可證重返社會象徵秩序。換言之，底層實在界發出的真聲，在社會象徵秩序的語言文化表徵裏卻被視作假語誤言的病體話語。這實際上就是底層書寫的悖論式困境，實在界的抵達不僅以主體的精神分裂爲代價，而且被社會象徵秩序誣判成病體幻象，因此對底層本真的澄明還必須把被顛倒的病體幻象再顛倒過來——它是社會實在界的徵兆而非病體幻象，那麽，造成這一乾坤顛倒的錯置幻象的又是什麽呢？
三
意識形態幻象的出現，使底層實在界的創傷被遮蔽于崇高客體之下，它不僅掩蓋了真實的社會對抗，而且還爲我們建構了一種現實的社會存在。齊澤克在拉康理論的基礎上對幻象的功能進行深刻的剖析：“現在已經清楚了，在意識形態中，我們可以適當使用幻象這一概念：這裏同樣‘沒有階級關係’，社會總是被對抗性的裂口所穿越，而對抗性的分裂是無法整合成符號秩序的。社會意識形態幻象的賭注是要構建一個有關真正存在的社會景觀，構建一個沒有被對抗性的分裂所割裂的社會，構建一個其各部分的關係呈現有機性、互補性的社會。”6換言之，意識形態的功能並不在於爲我們提供逃避現實的出口，而在於爲我們提供了社會現實本身，這樣的“社會現實”填補了能指秩序的空缺，隱藏遮蔽其不一致性，賦予社會以整合同一的意義和景象，從而供我們逃避某些難以忍受、真實的創傷性內核。譬如在“狂人”的底層真聲——“仁義道德（文明）是吃人的歷史”裏，“仁義道德”是意識形態建構出來的“社會現實”，而“吃人的歷史”則是創傷性的社會內核，人們無疑都會欣欣然于前者的文明幻象，卻無法忍受後者的野蠻真相。
當幻象成爲真實的“現實存在”，而實在界的創傷被倒置爲“病體幻象”，意識形態本身就不僅僅是馬克思意義上的“虛假意識”，它更是一種“社會存在”，而我們就生活在意識形態幻象創設的一種渾然一體的社會存在環境之中。底層書寫之所以難以抵達實在界的本真，就因爲意識形態幻象已經構築了底層的“社會現實”。這個意義上，九十年代中後期以來日益凸現的底層問題，其實是現代性意識形態建構出來的“社會存在”，正如吉登斯對現代性的症候診斷：“現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們抛離了所有類型的社會秩序的軌道，從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態。在外延和內涵兩方面，現代性的變革比過往時代的絕大多數變遷特性都更加意義深遠。在外延方面，它們確立了跨越全球的社會聯繫方式；在內涵方面，它們正在改變我們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帶個人色彩的領域。”7現代性把我們抛離了所有類型的社會秩序的軌道之後，重新鋪設了一條以經濟理性和資本邏輯爲支配性能指秩序的新軌道，而在這場現代性的馬拉松越野賽中，每跑一段都會有個別社會群體掉隊，被甩到現代性社會結構之外，成爲被命名釘上“紅字”的“底層”或“弱勢群體”，隨著現代性賽程的進展日趨白熱化，被抛至“底層”的隊伍也越來越龐大，在社會學家的精密統計下當代中國的“底層”人口竟高達64．7％。8這一比例之高顯然超過現代性轉型之前的其他社會形態，現代性建構出來的龐大“底層”對許多人來講，已不是啓蒙敍事俯察臨視的“他者”，而是內卷其中感同身受的“自我”了。但當人們在想象性的“階層認同”中確認（也包含誤認）自己的“底層”身份時，他們又只能在現代性意識形態製造的“成功”神話中汲取能動性力量——希冀在現代性馬拉松賽程中後來居上——從而擺脫“底層”標識，而現代性實在界的社會對抗和社會創傷卻被遮蔽不見。當下的底層書寫，往往在現代性意識形態崇高客體的巨大陰影下進行苦難敍事，但在陰影中揭示“黑暗”，黑暗不過是陰影的影子，底層實在界依然處於隱匿狀態，緘默的底層依然發不出真聲。只有穿透意識形態幻象，撕下崇高客體的神聖面紗，底層書寫才有可能深描測繪出實在界的隱秘和創傷。
對於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來說，使其崇高神聖起來的並非它的本質，而是因爲其所處的結構位置：它佔據了原質的位置，填補、修飾了社會對抗的傷口。齊澤克精闢地指出：“將崇高授予客體的，是它所處的結構位置，是這樣的事實——它佔據了快感的神聖/禁止的位置，而不是它固有的質素”。9以資本現代性爲例，資本的原有質素——貨幣——只是作爲一般等價物出現，但貨幣一旦確立，它真正發揮作用的就不在於其物質組成，而在於商品流通中所起的結構性作用和某種符號權威爲其指定的結構性位置，貨幣佔據了欲望無意識的實在界位置形成金錢拜物教，貨幣的總體化抽象——資本——成爲支配性能指，它進一步佔據了欲望快感的神聖/禁止的位置之後，資本這一支配性能指發揮出越來越強大的集聚功能，將自由、市場、民主等漂浮的能指鏈結縫合成一個統一的意義結構網路，資本支配性能指通過自我指涉和同義反復的執行性操作成爲意義不斷增殖的極端飽和點：“它向所有其他概念‘賦予意義’，並因此集聚成（意識形態的）意義領域，”最終資本獲得了某種崇高性：好像資本（貨幣）不是由物資的材料組成，而是由崇高的、不可毀滅的質素組成的，它能夠超越生死輪回，甚至能厘定線性時間的歷史進程，資本與歷史進化論進行意識形態縫合後，資本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崇高客體就巍然聳立在人類社會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中，成爲不證自明的普世性存在。但僅僅對現代性意識形態幻象進行批判性“祛蔽”還是不夠的，即使我們在認識上能祛蔽矯正扭曲變形的意識形態景象，卻無法置身于現代性建構的“社會現實”之外，更嚴峻的是人們在意識形態崇高客體下被犬儒化——“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爲一清二楚，但他們坦然爲之”。
面對這樣的犬儒理性，傳統的意識形態批判已失去功效，人們也許很清楚幻象的虛假性，知道現代性意識形態普適性下面掩藏著特殊的利益，承認意識形態面具與實在界現實之間的距離，但他們依然堅持戴上面具與之同謀共舞，拒不與之斷絕關係。現代性意識形態編織出一個實存的社會結構網路，它捕獲了不同階層的人們，在這一想象性但又已現實化的社會生存空間裏，“底層”其實就是資本邏輯以“歷史狡計”精心構築的現代性主奴結構陷阱，淪落其中的人們歎息著、不滿著甚至憤怒著，又生活著、欲望著甚至追求著，只要還有坐井觀“天”的一線希望，還有從底層躋身中層甚至上層的一線生機，這樣的“主奴結構”陷阱就很難被打破。正如科耶夫對“主奴辯證法”的歷史性剖析所揭示的：“如果人僅僅是生成性的，如果人的空間存在是時間存在，如果被顯露的人性現實只是普遍歷史，那麽這個歷史就應該是主奴互動關係的現實；歷史‘辯證法’就是主奴辯證法”。10現代性的馬拉松賽程以資本邏輯複製了這一“主奴結構”，它按照資本的多寡，不管是財富資本、文化資本還是身份權力資本，在“成功（主）/失敗（奴）”的結構陷阱裏生成建構出龐大的“底層”。現代性意識形態不僅爲人們製造一種同一整合的社會景象，而且還爲人們提供一個幻象客體，一個能讓主體去追求和維持的欲望客體，但這一欲望客體不是主體自發産生的，而是大他者——意識形態的社會象徵秩序爲我們提供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是意識形態製造、控制以致對主體壓抑和異化的欲望，但這種欲望客體卻成爲主體彌補自己短缺的補救措施。主體需要一個幻象客體來掩蓋其短缺，並找到一種同一感進行想象性認同，也就需要一個意識形態幻象客體來證明自己是一個“自由自主”的主體。 而這一“自由自主”的主體，反過來將資本現代性的市場經濟想象性認同爲一種“解放”的力量，認同爲財富、自由、公正的“實現保證”，而實在界的社會對抗和社會創傷卻被遮蔽在資本現代性的崇高客體之下。但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實際上正是主體目擊它自身的不可能性的欲望凝視，它是欲望望眼欲穿卻不可能實現的奢望，是底層實在界“被壓抑的現代性”。
解碼現代性轉型語境中的“底層”，也許它有多幅面孔，它既是轉型時代的階層想象，又是社會象徵秩序精心建構的“主奴結構”陷阱，更是實在界“被壓抑的現代性”。也許它只有一副實在界的面龐，社會對抗和社會創傷使真實的底層依然緘默，緘默的底層何時才能真正發聲呢？這是歷史深處悠長而渺遠的一聲歎息。
【注釋】
18李強：《“丁字型”社會結構與“結構緊張”》，《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
2查特吉：《關注底層》，《讀書》2001年第1期。
310科耶夫：《黑格爾著作導論》，汪民安譯，載《生産》（第一輯），汪民安主編，桂林：廣西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421頁、417頁。
4方漢文：《後現代主義文化心理：拉康的理論》，《國外社會科學》199年第6期。
569斯洛文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27頁、176頁、266頁。
7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第4頁，田禾譯，黃平校，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
──轉自《世紀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