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0日訊】一、兩種截然相反的記憶和意向
1、文革對共產黨有利還是不利
文化大革命發生之日，至今已三十九年。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思想沉澱，按說同屬民眾階層的人們對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在最基本的評判上應凝結出起碼的共識。然而，令我極感不可思議的是：民眾階層中的不同社會群體對文革竟有著大相徑庭乃至截然相反的意向。在表現形態上，一種意向多以文字運載。另一種意向只以口頭相傳。
見諸文字的意向是，中國再也不要發生文革了，但又擔心文革會再次發生。因為持有這一意向的人士認為文革對共產黨有利。「中共為了自己的專制統治和利益，必將……再次發動文革。」(見「誰能阻止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大革命」<黃花崗>雜誌04年第二期)這種文字經常可以在各種報章雜誌中看到。
另一種不以文字運載，而只以口頭形式在社會底層中輾轉相傳的意向是，再來一次文革就好了。九十年代中、後期，在各地工人抗議活動中都可聽到表達這種意向的耳語。再來一次文革幹什麼？四十好幾、五十來歲的工人說：如果再來一次文革，就不是批判一下當權派那麼簡單，而是要把共產黨的那班貪官汙吏徹底幹掉，要讓共產黨徹底完蛋。很明顯，這種意向是基於與前一種恰恰相反的判斷：文革對共產黨不利。
2、對於文革的自發記憶與灌輸記憶
民眾階層中為什麼會對文革有著如此截然相反的判斷，並導致差別如此巨大的意向呢？追索原因，是由於對文革有著不同的記憶。稍加區分，這記憶還可分成自發記憶和灌輸記憶。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大約只占當今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他們的記憶是自發記憶，其餘沒有經歷過文革者的記憶就是灌輸記憶了。現在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自發記憶並不都全面、甚至並不都真實。細心地加以考察，可知自發記憶還會產生片面性或扭曲性。通常因某個人乃至某個社會群體的視覺、感覺、經歷都會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取向性，從而使之對文革中的某些情況留有較深的印象，對另一些則較淡薄，形成片面記憶。不過片面記憶儘管不能反映事物全貌，但它所反映出的那部分與事實還是基本相符的，只是不夠全面而已。故此片面記憶還屬於自發記憶的範疇。許許多多帶有片面性的自發記憶「積分」起來，就大致可以真實地反映事物的全貌了。而扭曲記憶則大相徑庭。它常常源於記憶者某種變態心理，或者是在某種外力的脅迫或誘導下產生。扭曲記憶往往是對事實作蓄意的選擇記憶、甚至是歪曲記憶。其所反映的非但不全面，甚至還與事實不符。移花接木、張冠李戴，以至黑白混淆是非顛倒。嚴格地說，扭曲記憶並不是貨真價實的自發記憶。
3、中共製造、文人配合，催生了扭曲記憶
對文革的扭曲記憶在當今中國已占主流地位。之所以如此是由於扭曲記憶有利於中共，中共使出渾身解數來製造、催生、擴張中國社會對文革的扭曲記憶。中共對文革評判定下它所屬意的基調，並通過其豢養的御用文人製作文字標本，向其他文人作示範。中共利用其掌握的文字放行權，只允許對它有利的文革記憶刊於報章、載於著述。這不但是一種只為中共所認可的、需要的記憶才能以文字記述下來選擇記憶，而且在選擇中還會蓄意地對事實予以切削改制。中共以其政權力量製造了篩孔特別的篩子，並操作篩子篩選其屬意的產品。
扭曲記憶的興盛固然與中共的主導關係極大，但文人們的配合作用亦不可忽視。甚至可以說，若只有中共的主導而無文人的配合，扭曲記憶不可能橫行於世。當然這種配合亦可分成自覺配合與不自覺配合。
純粹的御用文人食中共之佳餚、住中共之美宅，其媚上的行為取向自不待言。而似較有獨立身份的知識者在中國的大環境中，大多其實亦不能完全擺脫受雇於中共的狀態，或受制於中共的處境。其所言所論難以置中共之好惡於不顧。何況不符合中共胃口的文字難以付梓。有時為刊出計便甘削足適履了。還有一個無可回避的事實是，老一代的文人在文革後得到中共的特別優待。感激涕零之餘，他們往往主動按照中共的明示或暗示去「記述」文革，去怒駡中共想要咒駡的人，而不管這些挨駡者是否應該遭到那樣的詈罵。由中共自己來進行謾駡未必能取得其所需要的社會效果，而由有社會聲望的文人來操辦則成效斐然。當扭曲記憶已成泓然大勢之時，它就可於無形中操縱社會的集體思維。不但未經歷文革的人們接受的是以扭曲記憶為藍本的灌輸記憶，即使是經歷過文革的人們在扭曲記憶的汪洋大海中，久而久之亦都迷失了自己的原有正確記憶而去附和聲勢浩大的扭曲記憶。這種情況在海內外民主文人中都有清晰的表現。其最鮮明的表現是，一提起文革就不加分析地、情緒化地大罵文革浩劫。仿佛文革中除了浩劫就沒有其他。
考察中國社會的現實可知，片面記憶大多存在於底層民眾之中，以口頭相傳，其傳播的廣度和縱深都很有限。而扭曲記憶多載於報刊書籍，故其傳播的廣度和縱深都無遠弗屆。當今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們對文革所知來源於報刊書籍。而這上面所載的幾乎都為扭曲記憶。他們被灌輸的這些扭曲記憶在灌輸過程中還會有偏離加大效應，使之愈來愈遠離實情。那些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們浸泡在這種灌輸記憶之中，後果十分堪慮。按這種趨勢發展下去，當有一天中國社會全由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所組成，底層民眾中的口頭記憶逐漸飄散湮沒之時，一段文革史就面目全非了。
「誰能阻止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大革命」一文的作者據說是一位大陸青年。既是青年，當在文革後才出生，那麼他對文革的瞭解無疑是來源於那種扭曲的灌輸記憶。由此，他得出了文革有利於中共，中共必將再次發動文革的荒謬結論。
4、扭曲記憶的賣點在於對造反派進行栽贓
在中共主導和某些文人配合下得以充斥社會的文革扭曲記憶集中表現為文革浩劫論。其核心觀點是：浩劫是文革造反派製造的。遭受浩劫的是中華文化；是知識份子；是黨的好幹部。共產黨自暴力取得政權以來，它一直在糟蹋中華文化，在整治知識份子。這一次情況大不相同了，中共把自己與中華文化、知識份子綁在一起，都以受難者的身份出現。既然大家都在文革中遭受劫難，那麼就該冰釋前嫌、惺惺相惜，一起去憎恨施行浩劫者的文革造反派。共產黨心目中的造反派主要是些什麼人？是底層民眾，又以體力工薪者為主體。
文革中是否存在對中華文化的摧殘，和對知識份子的迫害。回答是肯定的。對中華文化的摧殘——即所謂「破四舊」——主要發生在1966年7月的文革最初期。這是一部分大、中學生，尤其是中學生的胡鬧，理應予以責備，但卻與文革時期的群眾造反運動毫不相干。因群眾造反運動至1966年11月才發生。1966年7月之時，它還來不及在場，沒有「作案」時間。對高級知識份子、文藝界名人的虐待主要發生在1966年8月至9月。施虐者主要是由中共高幹子弟所組成的貴族紅衛兵(即所謂老紅衛兵)。造反派同樣來不及到場，沒有「作案」時間。可是在許多文人學士的筆下——回憶錄或小說——這一切都移花接木到造反派身上。這類文字也是氾濫到可以信受撿來的地步。如北美<世界日報>04年11月「今古上下」版上連載署名羅思義的題為「陳寅格之死」一文，竟栽贓說陳寅格先生是中山大學造反派迫害死的。其實即使是按照該文所述，陳寅格最遭衝擊的時日也是在1966年7、8月間，與造反派毫無關係。這使我深深感到有這樣一種社會現像，凡是指陳造反派迫害著名知識份子的文章，都會被如獲至寶地登載傳播。這種以訛傳訛乃至隨心所欲的移花接木、栽贓誣陷發展下去，以後，即使有人說老舍、儲安平等都是造反派迫害死的，也不會有人出來澄清了。於是更年輕的一代就獲知造反派竟可惡到迫害死老舍、儲安平的地步，使之對造反派更深惡痛絕。
5、中共栽贓造反派是為了離間知識份子和體力勞動階層
中共政權扭曲文革記憶，栽贓造反派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使用這個手段要達到的初級目的是把水搞混，讓真正在文化革命中瘋狂肆虐、草菅人命的貴族(高軍幹子弟)紅衛兵——共產黨的黨衛軍；讓首先使用暴力打殺「四類分子」和造反派的保皇派(保黨派)；讓大規模動用軍隊殘酷屠殺造反群眾的各地軍頭；讓文化革命一切罪孽的禍首元兇毛澤東蒙混過關，逃脫社會正義和歷史的譴責。其高級目的是要用以離間知識份子和體力勞動階層。務必使這兩個社會群體不會結合起來。否則，大不利於中共政權的鞏固。
八十年代以後，中共與民眾階層矛盾的焦點，已從中共與知識份子之間轉變到中共與體力勞動者之間。1957年反右，中共是蠱惑體力勞動者去踐踏知識份子。九十年代以來，中共是蠱惑知識份子去踐踏體力勞動者。儘管八九民運以學生為主體，但鎮壓行動與其後的收買措施相結合，使中國知識份子就其整體而言已與當局妥協，有的甚至還充當了共產黨的說客、辯護士。
中共政權的超高消費耗費了巨量的社會財富。(《北京之春》05年十月號有篇題為「最昂貴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一文對此作了相當深入的分析。)為了保持政權，它選擇了與知識份子結盟的手段。故撥出一部分財力來收買知識份子，或默許知識份子用各種方法去搞錢斂財。中共不可能收買體力勞動者階層。因這個階層的基數太大。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共沒有那麼大的財力，另一方面是由於即使它又多搜刮了一些錢財也不作此用，而繼續投入到黨政超高消費和官知聯姻之中。
九十年代以來各地此起彼伏的群眾反抗活動無一例外都來自底層民眾。而知識份子階層與中共政權的關係愈來愈溫暖。這使中共深感，極少數不接受收買的知識份子的抗議語言不足為慮，真正有可能傾覆其政權的強力來自於體力勞動者階層。同時，那些群眾反抗活動使中共很自然地聯想起文革中群眾造反運動對中共統治秩序的衝擊。中共政權最忌諱的文革記憶是什麼？是文革中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是人民群眾對中共統治秩序的衝擊。這些衝擊曾使頭頂神聖光環的共產黨高官威風掃地；使運轉效率極高的政權機器一度癱瘓；使許多共產黨高官曾恐懼自己乃至整個共產黨體制都面臨滅頂之災。故此，中共視文革為浩劫是順理成章的。但是，如果共產黨照此按實表述文革浩劫，那實在是大大的不智。因底層民眾會由此受到鼓舞。而知識份子則認為這與我何干？共產黨明白它必須避免這兩種傾向。
同時，中共心知肚明，它與底層民眾的矛盾既難以化解，那也就只能是嚴加防範之、壓制之。共產黨為使其對群眾反抗運動的剿平能得到知識份子的認同擁護，便把社會上的群眾反抗運動抹黑為格調低劣的動亂。但是，這「動亂」並沒有傷及知識份子階層。為能挑起知識分子對這「動亂」的反感，使之與共產黨同仇敵愾，共產黨找到一個巧妙的配方。就是淡化文革中群眾對中共統治的衝擊，強忍下對此的切齒痛恨，而著力把文革浩劫渲染為知識份子的遭難。把文革中群眾衝擊中共統治秩序的反抗運動歪曲塗汙為迫害知識份子的動亂，再把當今的群眾反抗運動與文革時期的等同。利用知識份子對文革的扭曲記憶，誘導其對當今群眾反抗運動抱以恐懼憎惡。
共產黨這一套已產生作用。這表現為當今知識份子階層就其整體而言對底層民眾的苦難和反抗基本採取袖手傍觀的態度。
6、請聽江澤民的心聲
但是，儘管共產黨成功地導演了這個戲目，它心裏還是明白，即便如此，當今群眾反抗運動還是會隨時發生。為了保持鎮壓勢能，最重要的是鎮壓機器自身的運轉不能紊亂。文革時期的群眾反抗運動之所以能驟然發展到規模極為巨大的程度，就是因為共產黨自己首先亂了陣腳。
怎樣才能使自己的陣腳不亂？就是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了。自己內部無論有多麼大的矛盾分歧，都務必內部解決。不要鬧到社會上去，不能讓那些不滿、敵視共產黨的人群有可乘之機。這一心態在1999年江澤民視察山西時對省委一班人的所言中有了最清晰的表露。江說：「同志們，我們都綁在同一條船上的人。要是船翻了，大家都完了，不是我一個人。」這句真言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抗議工人的耳語是多麼尖銳地刺向中共政權的神經。「再來一次文革就好了。再來一次文革就要共產黨完蛋。」
二、官方文革引出人民文革
1、放棄人民線索論，接受人民文革論
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時，我撰寫了一篇題為「三年文革與兩條線索」的文章，發表在北美華文報紙《世界日報》的《世界週刊》上。星移鬥轉，文革四十周年又在即了。經過近十年的思索，我的思想有了新的發展。我愈來愈感到文革評判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政治意義，不應把它限制在學術研究層面上。三年文革的分期我基本予以保持，而兩條線索之說，雖在學術研究層面上有著較多的迴旋餘地，但它的政治觸角則太軟鈍。在文革中群眾反抗運動被掩蓋、被抹黑、被歪曲誣衊的今天，有必要更旗幟鮮明、更針鋒相對地高揚我們的觀點。故此我決意放棄「文革人民線索」之說，而擇取政治意向更鮮明的人民文革論。
在我之前，已有王希哲、鄭義兩人取人民文革一說。其中王希哲所指的是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運動」。與我所指完全為不同之物。鄭義所指的是始自1966年10月批「資反線」後，至1968年夏季鎮壓前的群眾反抗運動，(見鄭文「兩個文化大革命芻議」，載於1996年楊建利編輯的文革論文集《紅色革命與黑色造反》)與我所指重合。
2、何謂官方文革、何謂人民文革
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省市高層中的異己勢力。故此，毛的官方文革亦可稱之為文革清洗。此外，由於文革中發生了民眾反抗運動，毛及地方官僚和軍方都各自或聯手進行過鎮壓，故官方文革還有一個內容——文革鎮壓。文革清洗加上文革鎮壓就是官方文革的全部內容。至於毛搞文革清洗的原動力是意識形態、治國方略之爭還是權力之爭，抑或以不同比率兼而有之，則仁智互見。但這並不在我們的關切之中。我們——人民文革論的持有者關注的是，官方文革與人民文革之間的關係。當然更首要的則是人民文革的界定。其後還有對人民文革的評判，以及研究人民文革的現實意義。
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間的群眾反抗運動，內容包括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爭取生存權利和衝擊共產黨統治體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稱之為文革反抗運動。其存在時間是從1966年深秋到1968年夏。關於這些，我在「論文革期間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群眾鬥爭」等文章中都有十分具體的陳述，此處不再重複。人民文革的界定比人民線索更加清晰簡練。並不是文革中所有的群眾活動都可納入人民文革的範疇。如文革保守派的活動就不納入。又如1967年初就掌權並迅速蛻化為新保守派的上海工總司一類群眾組織的活動，亦不應納入人民文革。浙江、四川等一些原始保皇派垮臺較早的地方，不再受壓的造反派分裂成兩派互鬥。這些活動也不屬人民文革的範疇。北京某些大學生名牌造反派對劉少奇等共產黨高幹「黑幫」的批鬥同樣都不是人民文革。至於1966年8月的「紅色恐怖運動」，由於其兇殘的肆虐者是共產黨高幹子弟——當時代的高衙內、共產黨的黨衛軍，與人民文革更是風馬牛不相及。
官方文革的施行者是共產黨的整個國家機器，毛及其所要清洗的黨內異己勢力均屬其中。這個機器的延伸物——保守派(這是個歷史名詞。更貼切的稱謂應是保黨派、保權派、保既定統治秩序派)亦是官方文革的施行者。人民文革的施行者是造反派群眾組織。但是，分裂蛻化後的造反派組織就不是了。
3、人民文革是毛要搞黨內高層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價
人民文革由毛澤東的官方文革導出。換言之，沒有官方文革就沒有人民文革。這次毛澤東清洗黨內高層異己，沒有採取過往中共黨內鬥爭通常用的方式。他是把自己與黨內高層異己勢力的矛盾公之於眾，把異己勢力指控為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制定者、實施者，和「復辟資本主義」、要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走資派」。他號召人民起來批判「當權派」——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幹部，並奪取他們竊據的權力，把權力奪回到革命人民手中來。於是，毛澤東搞的這場清洗黨內高層異己的鬥爭似乎就不再是格調低下的純權力之爭、宮廷之爭，而是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是要「找到一個形式」「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是要實現「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使「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於是毛的清洗行動就塗上了一道冠冕堂皇的油采。仿佛這場清洗毛是為了人民的利益才去進行的。他出以公心、用心良苦，實值得民眾千秋萬代永世贊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實動機已永遠封存在那玻璃罩之中。後世最有洞悉力的學者也只是分析而已。我們不必去湊這份熱鬧。而我們關注到的是，正是由於毛要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和方式來進行這場清洗，才給群眾反抗運動有了破土而出的機會。或者說，人民文革的產生是毛要搞黨內高層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價。
然而，正是這一點使人民文革遭到某些人士尖銳的抨擊。他們說既然文革群眾造反運動是在毛澤東的恩准下進行的，那麼它就是跪著造反，其實只是充當了毛政治清洗的工具，乏善可陳。
這裏有個最簡單明瞭的邏輯。如果人民文革真的完全是毛澤東掌中應心得手的清洗工具，與毛的官方文革配合無間，那麼它就會一直得到毛的嘉許，並以封賞告終。可是，情況並不如此。人民文革儘管曾得到毛某一程度的支持，但最終在1968年夏被毛夥同各地軍方和重新「站出來」的幹部嚴厲乃至殘酷鎮壓。這也就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瞭人民文革並非如那些人士所抨擊的那樣。
4、造反派奉旨造反、乘機造反比保皇派的為虎作倀、助紂為虐要好千百倍人民文革最受詬病的焦點之一是所謂「奉旨造反」。「奉旨造反」的提法系於九十年代首見於著名作家鄭義先生。那時的社會情勢是對文革造反派呈一邊倒的徹底否定。共產黨和反對共產黨的民主分子都同聲譴責它，構成一大歷史奇觀。經歷過文革的經濟學家楊小凱先生在<中國之春>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八九反思——為造反派平反」的文章，竟招致一片伐撻。在這種情勢下，鄭義提出「奉旨造反」已需要很大的勇氣。鄭義的意思是，儘管這個造反是「奉旨」的，但它仍然具有進步意義。因為這「造反」在「表達群眾自身權利要求」「無疑具有某種民主色彩」。儘管在我看來「奉旨」之說已降低了文革造反的段位，應評為「乘機造反」更為符合實際，但是，「奉旨造反」竟仍不見容於許多評論家。在他們看來，既是「奉旨」，那就毫無進步意義可言。
其實，道理是很明確的。不妨打一個這樣的比喻。
有一夥搶劫集團，其第一號頭目與第二號頭目發生矛盾。第一號頭目欲將第二號頭目及其勢力剷除，於是他對被搶劫的人們說，這次你們可以反抗他們。並把反抗的棍子遞給被搶劫者。試問，在這種情況下被搶劫的人們應不應該乘此機會，接過第一號頭目遞過來的棍子去進行反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面對這一歷史事實，還要對被搶劫者橫加貶責是極為荒謬的。難道有機會都不去反抗，一定要束手待搶才算有意義嗎？
當然，這些人士還會有這樣一說。你們這樣搞掉了第二號頭目，但第一號頭目還在。今後你們還不是要繼續受第一號頭目的搶劫？
這話實在膚淺。第一號頭目與第二號頭目其實都是一丘之貉。第一號頭目此舉雖然冠冕堂皇地剷除了第二號頭目及其親信，但是，整個搶劫團夥的元氣亦因此而大傷。從長遠來看，被搶劫者的反抗行動不但直接打擊了第二號頭目，也間接地打擊了第一號頭目和整個搶劫團夥。這難道不是有利於良民百姓的好事？
至於後來有人為第二號頭目「平反昭雪」，認為第一號頭目同室操戈的作法太損，尤其是鼓動被搶劫者的作法使之從此不再馴服，實在大大不利於團夥今後的運作。這純粹是站在搶劫團夥的立場上探討問題。被搶劫的人們就沒有必要參與其中了。不過，這倒是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瞭被搶劫者的反抗有著重大的意義。
當今，民主陣營中亦有人堅持對文革造反運動持完全否定的態度。理由是文革造反反來反去又能反出什麼名堂？文革之後還不是共產黨的一統天下。對此我要問，中國當代民主運動從七九民刊、民主牆運動算起也有二十幾年了，中國還是共產黨的一統天下，那有該作何評價？是否七九民運、八九民運就因此而毫無意義？
指責文革造反派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只反各級「當權派」不反毛澤東、不從根本上反對共產黨制度。(毛澤東與共產黨制度是合一的，都可解釋為「皇帝」)是十分粗暴地脫離歷史條件去進行評判。囿於歷史條件所限，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甚至依靠皇帝去反貪官，總比什麼都不反、只是一味作順民要好。當然更比保皇派的為虎作倀、助紂為虐要好千萬倍。
深究一層，其實以皇帝與貪官的關係類比毛與共產黨官僚並不貼切。封建時代的某些農民起義的確會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因為在封建社會裏，官吏雖由皇帝任命並效忠于皇帝，但皇帝與官吏的血脈並不絕對相通。君權神授，皇帝的帝位並不絕對須封建官吏拱衛。百姓有可能在打倒許多官吏之後而在皇權面前卻步。皇帝也可以百姓利益的代表者去嚴厲懲罰官吏。但是，共產黨的領袖毛則大相徑庭。他與共產党官僚的血脈是相通的。他的權力並不神授，而須由共產黨各級官僚們去拱衛。毛儘管搞黨內高層清洗，但毛與一般的、大量的共產黨官僚其實有著唇齒關係。如果共產黨官僚大量倒臺，毛的絕對權力就會流失。非但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基層會成為空話，毛本身的座席都會發生動搖。故此，毛從1967年夏末起就極稱百分之九十幾的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嚴厲斥責造反派在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所以，文革時期的造反群眾即使只盡力去打擊中共官僚而不反毛，其實都在打擊共產黨體制，因而有其進步意義。
如果再從歷史縱向後作延伸比較，可知近四十年後的今天，活動於國內的民主戰士們也不直言推倒中共政權，而採取較策略的訴求。既然如此，又有什麼理由要去苛求近四十年前的文革造反者呢？應該明白的是，在專制體制下，能較快形成聲勢的反抗運動很難完全是自發產生的。如1957年的「右派向黨進攻」。不是毛故作姿態搞開門整風，那股令共產黨瞠目結舌的風潮就難以掀起。又如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如果不是法皇為籌款同意舉行三級會議，歷史進程恐怕會有另一番記錄。
人民文革論還受到這樣的質疑：你們說有人民文革，那請問人民文革是誰發動的？誰領導的？其實，一個驟然勃興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往往不會有明確的發動者、領導者。比如1789的法國大革命，你能說得出具體是哪個人發動領導的嗎？同樣，整整兩百年後的中國1989民主運動，你又能斷定具體是誰發動領導的嗎？沒有具體的發動者、領導者照樣會有這類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至於人民文革，它沒有明確的領導者，但可以說它是間接由毛澤東發動的。然而，這絲毫不會改變它衝擊共產黨統治秩序的本質。(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