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黨研究

郁慕明從地下走到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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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30日訊】原載《 黃 花 崗》第 15 期

【編者短評】幾年前,就有大陸人請一位海外民運人士轉信給紐約的兩位新黨大姐,詢問臺灣新黨是否「中共在臺灣建立的地下黨」。當時,我們都只願意相信,此不過是新黨的某些言行有使大陸民眾誤解者。雖然,新黨近年來過於親共媚共的言行,已經使許多人愈疑愈深,所謂「大陸真好,山也好,水也好、姑娘更好,共產黨最好」的新黨人士名言,也幾乎傳遍海外華人社區。特別是今年臺灣泛藍大軍紛紛發起「種種大陸之旅」,風起雲湧,而新黨也當仁不讓,非但黨小而心不小,其種種媚態,較之其它泛藍,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海內外、包括泛藍陣營內的有識見者,也都在懷疑臺灣新黨的來路和本相了。特別是臺灣新黨主席郁慕明,在結束了令他興奮不已的大陸「民族之旅」之後,又開始了他的「美國之旅」。蓋因他在「之旅」中,曾極力地用新黨的「真民族主義」為中共的「假民族主義」塗脂抹粉、因而大獲中共嘉許,遂使郁主席久久處在感動不已的興奮心情之中。所以,他一不小心,就將原本只能在「地下」講的,全然地搬到了「地上」。他在舊金山的講演,便是一例。但是,泛藍裏面,畢竟還有很多持正義感者。於是,舊金山的兩位著名泛藍人士,只因「郁主席之言差矣」,還因「骨哽在喉、不吐不快」,尤因郁主席的說法,對泛藍、對臺灣中國國民黨,直至對臺灣人民和全中國人民,乃是一種禍害,他們才決心做一回紅臉漢子,寫下了兩篇要同郁主席辯理的文章。其中一篇已經在舊金山世界日報發表,另一篇則逕投本刊。本刊遂決定轉載發表這兩篇文章,以饗讀者。更奉勸原本是一心要追求民族、民權、民生之真正三民主義政黨──臺灣新黨:切勿做中共在臺灣的地下黨,更不要做中共地上的花瓶黨,以壞了新黨的黨譽,變了新黨的性質,斷了新黨本該有的錦繡前程……。

郁主席,您此言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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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黨員、泛藍大聯盟理事 賴可正

  九月上旬參加了郁慕明主席在灣區主持的泛藍講演會,有數位泛藍的立委及新黨的公職人員也都與會。其中,李勝峰、費鴻泰、賴士葆、吳成典等委員們對民進黨執政下的亂來以及產生的亂相有生動的批評、深刻的描述。同時夾雜著無耐的詼諧和努力不懈的鼓勵,獲得台下群眾熱烈的掌聲和許久才能等到發洩機會的叫好聲;郁主席更是風度翩翩,像一位大家長般的介紹諸位委員給所有的來賓,不疾不徐,又非常風趣,也贏得許多的掌聲。

  在演講即將結束之際,郁主席因有人提問,把話題轉到兩岸關係上來,當時筆者覺得這應是郁主席想要表達重要訊息的關鍵時刻吧!因為好酒沈甕底啊!

  當我聽完郁主席的高論之後,我驚訝得不敢相信,這些媚共的論點是來自我多年一向敬佩的郁主席?沒有錯,世界在變,我們也跟著在變,但總有些立場與原則是不應該變的吧!

  郁主席貴為新黨的主席,他的立場與高論,筆者認為應該可以代表新黨及其支持者,筆者非常欽佩郁主席在臺灣用以小博大的智慧與民進黨及台獨勢力相抗衡,但是在兩岸關係的大是大非上,實應謹守分寸,保持立場,否則,在最後關頭──黎明即將來到之前,失身於歷史的洪流之中,為億萬人所唾棄,實非明智之舉。下列三點,即是郁主席在臺上及台下所發表的大致內容:

  第一點:郁主席感慨自從臺灣開放政黨政治,民主化之後,亂相不斷,政經失調,為了避免大陸步向臺灣的後塵,他當面向中共主席胡錦濤建言,以臺灣政壇的亂相為鑒,提醒胡錦濤減緩大陸政治民主化的腳步!

  第二點:郁主席認為海外的六四民運組織與法輪功應有美國CIA的介入,而中國人的問題由中國人自己來處理,不容外力干涉,造成中國的再分裂。所以他不會支持!

  第三點: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穩定執政,共產黨是大陸安定的力量,如果共產黨垮了,中國會出大亂子。

  郁主席,您此言差矣!放眼天下,包括英國、荷蘭、法國、西班牙、德國、葡萄牙,甚至最近的俄國等西方國家政治發展史,可以總結的是,這些國家都是在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反復較量中,經歷少則五十年、多則近百年的波折,才在驚濤駭浪中建立起屹立不移的民主制度,各國人民對民主自由的信心,也就是在這種長期痛苦的試練中鐵打出來的,那裏會有一個一蹴而就的民主成績單?中國百年來的政治歷程,不也是在反映整個歷史潮流的趨勢嗎?因此,中國也必須經過民主與專政反復較量的普遍歷史進程。並且,只有經歷了這一艱難、甚至是痛苦的歷史進程,民主和民主制度才能夠最終地戰勝專制和專制制度。

  郁主席,您應該記得,你與趙少康等幾位國民黨內的菁英,因為堅持民主化的改革路線而與李登輝專權下的國民黨分道揚鑣,因此而獲得大批群眾的支持。因為黨內民主是中華民國實行民主法治的基石,而臺灣自由民主的成果也成為大陸民主自由的願望。但十數年後,已在野的中國國民黨才以選票完成世代交替,實踐了您當年曾大聲疾呼的理想,雖已為時晚矣!

  您說「世界在變,我們的作法也要改變!」但是立場和原則要怎麼變呢?民主自由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民主自由」並無所謂的「中國社會」的,「西方社會」的不同,若有的話,那只是獨裁者的遁詞罷了!

  國民黨在一步一步的辛苦向前邁進,而您卻帶領新黨「快跑式的進入了社會主義祖國的圈套」。

  您與胡錦濤有這樣精彩的對話,一定讓胡錦濤半夜樂得睡不著吧!專制與獨裁是共產黨的專長與特色,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是不得不為也,否則共產黨能生存到今天?這也證明共產黨有一定程度自省的能力,但若認真研究改革開放的思維及作為,會發現共產黨自省的範疇就還是要退縮到以該黨的生存與安全為主軸,凡是有利於該黨發展的就開綠燈,凡是有害於該黨生存或發展的就禁止杜絕。在這樣沒有民主自由做牽制,任由專制極權來統治的畸形經濟發展,其弊端就在所難免──腐敗貪汙,浪費造假,城鄉分治,一國兩策,貧富懸殊,投訴無門……這樣子的新聞在大陸已經不是新聞了,而郁主席,您難到真能無動於衷、視若無睹嗎?更有甚者,您還要替共產黨出主意,堵住因經濟發展而帶來的民主自由「缺口」?平心而論,共產黨不會因為有了您的薦言就變得更加專制,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卻會因自由民主的不能落實而記您一筆!這種重責,您擔得起嗎?

  郁主席,您在大陸的表態,的確符合胡錦濤與共產黨的期望,但同時也延伸了許多想像的空間。數位原是新黨的菁英,現在成為國民黨的中央委員,筆者仿佛看到中共中央的紅手正要伸進國民黨的口袋裏一樣。這個場景,神似一九二四年,國民黨通過「聯俄容共」的政策,允許中共黨員「個人」加入國民黨的那一段歷史。其結果如何?眾所周知,毋庸再言。現在,看到快速向共產黨靠攏的新黨,而他的菁英又在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且進入了國民黨的核心,怎能不讓人憂心?

  郁主席,您說此次美國行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親赴華府拜訪涉台的美國官員,把現今民進黨執政後違法亂紀、胡作非為的惡行、表達給美方知道,以節制美國政府對陳水扁與民進黨的支持──您自嘲說是「來告洋狀的」。此事原無可厚非,筆者也樂觀其成。但同時筆者想請教郁主席:您剛剛才表示不與「六四」民運為伍,懷疑他們與CIA有牽連,而您自己卻要來美國「告洋狀」,是否「請外力介入,以製造中國臺灣的分裂」?而且,你是否能夠確定「沒有CIA的人士涉入?」

  筆者認為,您這種「責人以嚴,律己以寬」的行為,說明了一個問題,可能是郁主席在美麗的憧憬下已經拋棄了中華民國之政黨和政治人物應該堅持的原則。

  另外,值得省思的是:臺上的諸委員在賣力的批評臺灣亂相,呼簽泛藍一定要團結,才能在二零零八年勝選,否則絕無機會;但筆者環視臺上臺下,卻沒有見著一位灣區泛藍大聯盟的理事受邀參加的,其中蹊蹺,也值得深思!

  對大部分的中國人(包括臺灣人)而言,中國國民黨,他不僅僅是臺灣的在野黨,也更是大陸人默認的在野黨;換言之,既然中共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就必須承認中國國民黨為中國的在野黨,否則,怎麼會有所謂的「黨對黨的談判」。眾所周知,在野黨的天賦就是要以全民的福祉為依歸,以自身的經驗、能力、視野為依據,規劃國家未來的大方向;以人民的利益為前提,宣揚本黨的主張;反對執政黨的錯誤與缺失,爭取執政,取而代之,進而執行允諾的政治支票。姑不論共產黨表現如何,身為中國的在野黨,反對共產黨的專政,準備取而代之,這是中國國民黨天經地義地該替中國人背負的責任。更何況,共產黨在大陸執政五十多年中,倒行逆施,天怒人怨,荒誕銳於千載。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已成為中國國民黨無可回避的天職。

  幾年來,臺灣年年向聯合國叩關,也年年壯烈,屢敗屢戰,勇氣可嘉,究其失敗原因,大部分的會員或都投了反對票,為什麼多數投反對票?誰願意得罪作為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及執政的共產黨?臺灣的民進黨政府,每年利用金圓外交,勞師動眾,浩浩蕩蕩,遠赴半個地球以外去拼搏一場豪無勝算的戰爭,其經果,每次都是「決戰境外」。還未登場就「壯烈犧牲」了。然而,決定戰爭勝負的操盤手,卻只在臺灣一百海浬之外,捨近求遠,豈不怪哉?

  所以環顧臺灣的政治環境,中國近代的歷史軌跡,可以精准的預測,中國國民黨的將來已經是「退此一步,即無死所;過此一關,海闊天空」。為了中國儘快步上民主法治的正途,為了臺灣二零零八年最後的聖戰,站在泛藍的立場,筆者向支持泛藍的所有人士提出呼簽,共同樹立「為中國的將來而反共,為臺灣的前途而反獨」的兩面大旗,或者「內拒台獨,外抗共毒」的宣傳主軸,如此以來,定可贏得大選中的臺灣民心,兼得大陸人民的一致推崇。(舊金山世界日報)

新黨,

你要做大陸的

第九個「民主黨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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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泛藍人士、民運人士  郭 平

  拜讀《郁主席,此言差矣!》 一文後,感觸良深。新黨主席郁慕明三點附和中共的言論,著實叫人不敢領教。第一點提醒胡錦濤以臺灣政壇亂象為鑒,放緩民主腳步。第二點指控應有CIA 介入海外民運組織和法輪功。為「不容外力干涉,分裂中國」,所以他不支援民運和法輪功。第三點肯定中共是安定力量,希望中共穩定執政。如果共產黨垮了,中國會出大亂子。

  新黨儼然已成中共的親密友黨,如此為之文飾幫腔,甘心充當霸道鷹犬,毋作王道幹城,令許多有正氣和骨氣的新黨朋友難以認同。新黨經過此番「夠可以」的表態之後,按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十月二十一日所公佈的《中國的民主建設》白皮書,肯定可繼往開來,在原有的八個民主黨派之後,夠資格成為一個符合條件的第九個 民主黨派。什麼條件?則是必須在中共執政領導下,與中共團結合作的親密友黨和參政黨,而不是反對黨或在野黨。而貨真價實的民主黨派存在的意義,就在做好監督制衡執政黨。沒有反對黨的監督制衡的政治,是假民主政治,哪有民主可言?

  就郁先生第一點而言,臺灣今天所出現的各種問題,是因過去給的民主不夠,經驗不足所引起,而不是給得太多,是建立民主社會必須付出的代價,所有因之衍生的腐化或異化的亂象,包括統獨爭議,應可透過民主法治機制加以修正調和,何需因噎廢食?就像一個嬰孩,生下來不可能就健步如飛,總要跌跌倒倒一陣,步伐才能逐漸穩妥。民主制度也不例外,必然會經過一個從幼稚到成熟的過程,而這裏的關鍵是過程。眼下流行源自著名的社會與政治學家李普瑟特觀點,「經濟成長會增加受過教育中產階級的人數而加快民主化」,說要等中產階級興起才能開始實行民主。也有人認為,民主不是什麼大道理,而是一種生活方式,要活過才知道;也需要長時間累積經驗,方能達到較為完善水平。確實,中產階級與國民受教育水平可提升民主素質,但並非絕對,其他因素也的確存在,比如說實施時間的長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與香港,印度較窮,香港較富。十億人口的印度2004年人均收入只有622美元,是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大陸1272 美元(編按:這是中共官方公佈的數字,應予存疑)的一半。印度2003年人均受教育年數為5.1年,而中國大陸為6.4年。眾所周知,印度民主體制行之多年,除了喀什米爾和宗教衝突問題,少有動亂,政黨輪替,家常便飯,司空見慣,民主意識強大。相形之下,香港雖然人均收入達23600美元,比臺灣還高,中產階級強大的香港依然沒有實施普選。足以可見中產階級的存在並非實行民主的必要條件,不然為什麼中產階級比例少的印度可以民主,而中產階級比比皆是的香港卻不可以?筆者認為,中印之間的差別是在「行」的問題,不在「知」的問題。恰恰驗證了中山先生《知難行易》學說所強調的「行」的重要性。當從實踐中汲取並總結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才能逐步改進和完善成為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開放體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越早開始,越少學費,越早政通人和。任何人幫腔鼓吹延緩民主改革,鼓吹「民主導致動亂」,不但昧於國父的《知難行易》哲學真諦,而且遠離他民權主義的遺教。延遲民主,不訂出一個時間表來,只會天怒更多,人怨更深,終致得不償失。當下中國的發展已經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前途,完全取決在中共自己的一念之間,到底是以天下蒼生為念,或是以一黨之私為念?

  就郁先生第二點而言,民運和法輪功是否有CIA介入,請拿出證據。「應有」和「有」,一是猜測,一是確定,二者有天壤之別,必須講清楚,不能臆測。如欲利用仇外的民族情結,來迎合中共,則更令人不齒。怎麼一向「反共」的郁先生也跟素來擅長開設「美國特務臺灣特務帽子工廠」的中共沆瀣一氣,幹起這種行當來了?筆者作為來自臺灣的學人,自參加中國民運二十多年來,老老少少、上上下下的民運朋友認識許多,做過全球民運組織理事長、監事長,還沒發現過CIA 介入的蛛絲馬跡,從未和CIA打過交道,也從未收過CIA的銀子。否則怎有些民運朋友生活潦倒,有些「老字號」大小民運刊物停刊?反而臺北和僑胞們,以前倒是常對民運慷慨解囊,民運人士至今仍銘感在心,也自愧有負海內外厚望。郁慕明所說的話,連中共領導人自己都不敢講,所起的壞作用,非大陸上八個花瓶黨派所能起到。或許,郁欲藉此撈取政治資本,一躍而成為大陸第九民主黨派?郁既然指出CIA介入民運,想來必有所本,許多民運朋友倒是盼望他拿出證據來,以昭大信於天下,不要平白冤枉眾多民運人士。

  2004年10月25日,美國前國務卿鮑爾在北京接受CNN和鳳凰衛視訪問時,強調了《臺灣不是獨立的,臺灣不享有主權國家地位。這是美國的政策,美國的堅定政策》。歷任美國總統,布希和克林頓在內,都宣示不支持台獨。郁慕明「外力介入,分裂中國」的說法,明顯落後於事實,不攻自破。

  就郁先生第三點而言,他怎會不瞭解如今大陸最流行的口號「建設一個和諧社會」的背後是一個不安定的局面?就從近的來說,新華社主辦的《瞭望東方週刊》披露:全國2003年共發生5萬8千宗較大社會騷亂事件,平均每日達160宗,比2002年增加了15%。除了2004年10月底,四川漢源 十餘萬農民包圍省委書記抗議事件外,大規模農民維權、職工與國企抗爭行動,到如今還層出不窮。所有問題的矛頭都指向執政黨的長期貪汙腐敗。大陸的順口溜說:貪官越反越貪,腐敗越反越烈。難道這與體制、黨治之長期缺乏監督制衡無關嗎?從長期來說,就憑共產黨的暴力專制本質,它能營造一個安定的社會嗎?早在1923年《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就明白指出,「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我們都知道決定一個人或政黨的本質,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內在的文化底蘊。中共表面是中國人的政黨,它的政治文化底蘊是馬列主義,不是三民主義所論述的中國固有道德和固有文化。無庸爭論的說,歷史發展已經作出選擇,歷史淘汰了馬列主義。共產運動的老祖宗俄羅斯人民和東歐人民也已經做出選擇,他們拋棄了馬列主義。遺憾的是,馬列教條至今依然在政治上、社會上、文化上、教育上,束縛桎梏著中國人民;特別是一黨專政,還在嚴厲的迫害異己、控制互聯網。然而,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難道 一黨專制會是中國現在和未來的安定力量?除非中山先生錯了,或世界潮流錯了!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三講裏批評了保皇黨專保護外來的大清皇帝。現在郁先生卻在異曲同工地專保護著舶來的馬列黨,只看到同種,看不到異文,誤入了虛假民族主義情緒的陷阱,真是有違中山先生關於馬列主義的批判教導。中共改革開放以後,比較討喜而不危害一黨專制的施政,如在經濟上,國防上,衛生上,體育上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應該加以肯定。但更應該認識到,如再加上體制改革,出馬列,入三民,成就肯定會如虎添翼,大大超越現有水平。否則,連目前的成果也會曇花一現。唯有拋開馬列的死水,回歸孫文的活源,才能大力促使中國永續地民主、進步、繁榮、安定、幸福、和諧、統一,這才是根本,根深本固方能長久地枝茂葉盛。把孫文學說發揚發展光大,就能發出真正的巨大安定力量。

  郁慕明現正在瀋陽作「民族之旅」,連上次北京和胡錦濤見面之旅,以及以前大大小小的大陸之旅,是不是全部或大部由中共用民脂民膏招待的?十月底 病逝、有「紅色資本家」之稱的原中共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官方新聞稿竟然稱為「偉大的愛國主義、共產主義戰士」。他1985年就參加了共產黨,1987年《人民日報》卻報導:「一些好奇的西方記者,常常問榮毅仁,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榮笑笑說:我還不是,但我希望將來能達到黨員標準。多麼虛假而又無聊!當然,我衷心希望郁慕明千萬不是下一個榮毅仁。像臭老九得吞聲忍氣一樣,這第九個民主黨派畢竟也不是好幹的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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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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