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7日訊】(謹獻給那些在中共極權統治下活著的與死去的冤假錯案亡魂﹐及他們的後代子孫。)
1957年春季反右運動開始後﹐我本著毛主席﹑黨中央﹕「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教導﹐在瀋陽市人民政府給黨整風的鳴放會上﹐指出三條意見﹐事後﹐被劃為右派分子。這三條具體意見是﹕
一﹑槍殺戰俘。
二﹑司馬務長死因。
三﹑金涵同志下落。
這三條意見﹐都涉及黨的政策﹐詳述如下﹕
槍殺戰俘
我原為解放軍十九兵團六十三軍文化教員﹐蘭州戰役後不久﹐抗美援朝戰爭爆發﹐部隊奉命入朝參戰﹐我被調至兵團政治部敵工部戰俘管訓團﹐做押俘英語譯員﹐五次戰役期間﹐我們在中線接收戰俘﹐其中英國﹑土耳其戰俘最多﹐當時﹐我軍對敵宣傳口號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優待俘虜﹐繳槍不殺「Surrender No Killing and Torture!」宣傳雖然不錯﹐但戰鬥打響後大多不執行﹐其慘狀難以目睹。押俘都在夜間進行﹐要立時轉移後方﹐有時在敵機照明彈下﹐戰俘們受驚狂奔﹐戰士們都開槍射殺﹐尤其是傷殘戰俘跟不上大隊的就地處置﹐處置的槍聲﹐使前方押運的戰俘都回頭觀看﹐還以為伏兵交火。我對此違犯優俘政策做法﹐思想一直搞不通﹐我問過連隊指導員﹐他說﹕「打老美和打老蔣不一樣﹐這是上級指示。」既然不一樣為什麼要宣傳「Surrender No Killing and Torture」?
司馬務長的死因
朝鮮第五次戰役結束後﹐因為人海戰術﹐部隊傷亡慘重﹐我所在的六十三軍一八八師所剩人員很少﹐這是奉命換防整編﹐所謂「整編」﹐就是各單位分散在防空洞裡搞三反五反運動﹐每天檢查思想﹐批判鬥爭。我們連隊有位司馬務長﹐回民﹐是傅作義起義人員﹐北京人﹐他被當做「老虎」批鬥﹐叫他交代過去的罪惡﹐這是我參軍以來第一次看到的內部批鬥場面﹐司馬務長被綁在柱子上﹐嚴刑逼供﹐嘴巴都打腫了﹐究竟他貪污什麼都是疑問﹐誰也拿不出證據﹔我當時年輕﹐歷史清白﹐黨支部吸引我為核心組成員﹐小組分三班﹐日夜輪流批鬥他﹐大約一個星期後﹐司馬務長也沒有交代什麼「問題」。最後黨支部決定押送他到團部集訓﹐司馬務長走後不久﹐有個朝鮮「阿爸吉」慌慌張張跑來連部報告﹐說有位中國「吉文棍」死啦死啦的﹐指導員派我們三個人去掩埋﹐我到現場一看﹐原來死者就是司馬務長﹐他的頭部有槍孔﹐身上有多處槍孔﹐原來不是什麼去「團部集訓」﹐而是秘密執行槍決﹐因死後掩埋的不深﹐被野狗拉出來吃的時候﹐朝鮮阿爸吉看到才來報告的。
司馬務長的被殺﹐給思想上極大震撼﹐我反覆在想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難道是騙人的﹖槍殺放下武器的戰俘﹑秘密處決司馬務長﹐像一場惡夢似的使我記憶難忘。
大鳴大放的座談會上﹐我的最後一條意見是﹕
金涵同志的下落
一九五二年冬末﹐在一次火線轉移時我的右腳負傷﹐同年轉業回國﹐一九五三年﹐我以工農兵學員資格﹐就讀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當時的校長是吳玉章。我們系裡有位女同志叫金涵﹐人長得很漂亮﹐是蘇聯專家的俄語翻譯﹐專家每次上課都由金涵翻譯﹐深受同學們喜愛﹐但是不久﹐這名蘇聯專家把金涵奸汙了﹐奸汙後﹐金涵的肚子一天天大起來﹐校黨委開始重視﹐認為這件事有損老大哥的國際形象﹐就幾次找金涵個別談話﹐動員她立刻打胎﹐金涵就是不同意﹐她說﹕「要打胎可以﹐必須先叫我入黨﹐入黨以後﹐我就打胎。」爭執最後﹐時不可待﹐金涵還是在全體支部大會上一致通過﹐批准入黨﹐我當時就是沒有舉手。
金涵入黨之後﹐急送醫院分娩﹐就此沒有下落﹐有人說﹐金涵在打胎時﹐因懷孕已經七個月﹐手術後大流血死在醫院﹐我這個人喜歡追根刨底﹐為了查證這件事﹐在一次學校晚會上﹐我打聽過張志新同志﹐張叫我不要管這些事﹐她說﹕「一切黨都會有妥善安排﹐要相信黨。」
張志新畢業後和我先後調到遼寧省工作﹐文革期間她被毛遠新下令﹐割斷聲帶﹐綁赴刑場﹐執行槍決。四人幫倒台後﹐張志新被追認為烈士﹐這也許是黨對她的「妥善安排」吧。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我的工作單位﹐瀋陽市人民政府黨委向我當面宣佈右派罪狀﹐不容分辯﹐兩名武警立即給我戴上手銬﹐押上一輛等候在外面的警車﹐駛向瀋陽東陵區公安分局看守所。
中共的看守所﹐是各類罪犯進入勞改之前的收容站﹐我被押進去後﹐有一名叫劉影的中共勞教幹部走到我面前﹐不問青紅皂白﹐先給我一個大嘴巴﹐「站住﹗往哪兒走﹖」他吼叫﹕「你他媽是什麼犯罪﹖」我怔了一下說﹕「右派」。他立刻又給我個耳光大叫﹕「什麼叫右派﹖就是反革命」。等我問完話剛走過去﹐排在我身後的是一名二十歲左右的姑娘﹐只聽見劉影問她﹕「妳他媽是什麼犯罪﹖」姑娘不好意思的說﹕「男女關係」﹐劉影大吼﹕「什麼男女關係﹐你賣X﹗破鞋﹗賣過多少次﹖臭不要臉﹗」女孩被羞辱得哭了起來。事後聽同犯們說﹐看守所這一關外號叫扒人皮﹐進來的人先打掉你做人的起碼尊嚴﹐赤裸裸叫你暴露在最下流的陰暗面﹐然後老老實實接受勞改。
自從進入勞改到一九七八年平反摘帽這漫長的二十年中﹐我經過瀋陽東陵看守所﹑東陵二江廠軍事監獄﹑凌源縣新生焦化廠……等等十多個勞改場所﹐為了能活下去﹐為了有朝一日揭露這個殘暴的政權﹐我經歷了人類最黑暗的苦難和無法忍受的刑訊﹑折磨和摧殘﹐其中﹐最使我終生難忘的是﹕
妻離子散
我原有一個很幸福的家庭﹐妻子任職瀋陽市稅務局﹐也是瀋陽市女子籃球代表隊主力隊員﹐我們有兩個兒子都很小﹐長子出生在偉大的肅反運動期間﹐名叫大偉﹐次子出生在整風大鳴大放期間﹐起名大鳴﹐我進入勞改隊後﹐他們三口人都變成了右派家屬﹐妻子領著兩個年幼的孩子十分辛苦﹐工作生活備受歧視﹐稅局黨委就動員我妻子同我劃清階級界線﹐否則﹐黑五類家屬都要下放農村勞動﹐註銷城市戶口﹐我妻無奈﹐只好提出離婚﹐並經法院判決兩個孩子各領一個﹐當法院派人來勞改隊強迫我在離婚判決書上簽字時﹐我心如刀割﹐眼淚像泉水一樣湧了出來﹐這是共產黨不折不扣地逼我妻離子散。來美後﹐我曾經多次寫信給中共有關部門﹐包括僑委會等﹐懇求他們幫助我查找兩個孩子的下落﹐但至今未見回音。
禽獸生活
一九六○年﹐在中共所謂「三年災害」期間﹐勞改隊首當其衝﹐糧食斷絕﹐一開始是吃豆餅﹐這是一種用豆皮荳渣混合壓成的牲畜飼料﹐人吃下去後﹐大便排泄十分困難﹐大多囚犯肛門都撐破出血﹐我們只好吃樹葉﹐有的同犯吃牙膏﹐吃螞蟻﹐不少同犯在自己身上抓虱子吃﹐我的身體從干瘦開始浮腫﹐人形完全脫像﹐和我在同一小組的王格﹐原是瀋陽南湖東北工學院冶金系講師﹐著有多本冶金方面書籍﹐勞改後﹐他多次書寫上訴材料﹐要求平反﹐但每次都被管教隊長沒收而且慘遭批鬥修理。飢餓期間﹐我們看到很多刑事犯提著罐子在糞坑裡撈蛔虫﹐開始幾天王格只是搖頭嘆息﹐但不久我們餓得實在難以忍受﹐為了活命﹐也只好隨著同犯們去撈蛔虫﹐蛔虫一般是撈上來以後﹐先把它中間剖開﹐擠出糞液﹐然後洗淨放在水裡煮一下再吃﹐但蛔虫像海蜇絲一樣煮後會收縮﹐數量不多﹐所以乾脆﹐我們也不煮了﹐和同犯一起﹐洗淨就吃。過不多久﹐連蛔虫也越撈越少了﹐為了搶食蛔虫﹐經常發生打斗﹐許多同犯不知吃什麼中毒﹐全身潰爛﹐臨死以前﹐兩隻手比比劃劃﹐自言自語的說﹕「餃子﹑餃子」。還有人吐出大量黃水死去。
一九六○年嚴冬﹐我們這個有300人的右派中隊﹐因為大量死亡﹐只剩下73名﹐這時﹐我的肺部急速感染﹐發高燒﹑嘔吐﹐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在奄奄一息的時候﹐有個犯人醫生叫李新﹐他走過我身旁時看了一眼又走回來﹐用手翻看我的眼皮﹐看我還沒有斷氣﹐就走去值班室報告﹐最後把我抬到重病監﹐我在重病監情況漸漸好轉﹐躲過鬼門關﹐事後我想﹕如果不是李新醫生碰到我﹐恐怕早已不在人間了。在此﹐我萬分感激李新醫生﹐他對我的救命之恩﹐我將永銘心中。
我在重病監時﹐骨瘦如柴﹐說話都沒有氣力了﹐這時﹐我六十五歲的老母親千里迢迢﹐從杭州來凌源勞改隊探望我﹐在值班室內﹐管教隊長翻查囚犯名冊也找不到我的名字﹐他輕易地說﹕「徐平華已經死了。」母親聽見後﹐嚎啕大哭﹐問隊長埋在哪裡﹐隊長用手一指說﹕「就是前邊的南山坡﹗」我母親在南山勞改墳場遍尋也找不到我的墳墓﹐只好傷心地返回杭州了。這一段悲劇﹐是二十年後﹐平反改正﹐我回家時﹐母親含著淚水告訴我的﹐她說﹕「當時的南山﹐哪有什麼墳墓﹐滿山坡都是暴露在外的屍體﹐到處是野狗﹐不少屍體的大腿被人用刀割去了一大塊肉﹐想必是人吃的。」
緬懷亡友
王格對屢次上訴材料被隊長沒收不服氣﹐他對我說﹕「難道我們沒有上訴的權利嗎﹖」在一次火車進場拉焦炭的時刻﹐王格衝向火車頭﹐臥軌自殺﹐所幸﹐只被車輪碾去一條腿﹐在犯人批鬥他的大會上﹐王格就是不認罪﹐他說﹕「整風鳴放是毛主席號召的﹐我聽毛主席的話難道還有罪嗎﹖」
一九六一年二月黃曆新年前夕﹐王格忽然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消息傳來﹐我心情萬分沉痛。記得槍決王格的那一天﹐氣候很冷﹐飄著雪花夾著小雨﹐上千名男女囚犯﹐列隊集中在焦化場空曠地帶﹐四週武警架著機關槍如臨大敵似的戒備森嚴﹐前後共有四名死囚犯﹐王格就是其中一個﹐當大會宣佈將反革命押進會場時﹐臺上麥克風領頭高呼口號﹕「無產階級專政萬歲﹗」「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王格等每一名死刑犯都是五花大綁﹐各被兩名武警押著進入會場﹐這時口號此起彼落﹐我看見王格帶著血絲的眼珠﹐臉色蒼白抽搐著﹐淌著鼻涕﹐拖著僅剩下的一條腿﹐幾乎是被武警架起離開地面進入會場的﹐我不忍再看下去﹐把頭埋在棉帽裡。宣判完畢後在口號呼喊聲中﹐死囚犯還要押上囚車﹐在凌源縣各個勞改區游街示眾﹐大約遊行到下午五時﹐王格等人在凌源縣北黑溝農場附近執行槍決。
王格死後﹐他遺留許多科技手稿及冶金學方面書籍﹐包括他自己的著作﹐勞改隊曾通知他在瀋陽南湖的家屬認領遺物﹐但一直未見其家人前來﹐據說王格的愛人齊XX得知王格的下場後﹐只說了一句話﹕「我和他已經劃清界線了。」
文革浩劫
「三年災害」期間﹐死去的冤魂不計其數﹐難以統計﹐而殘留下來﹐活著的囚犯們剛剛要喘一口氣的時候﹐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臨了﹗文革期間﹐社會上的動亂﹐武鬥打砸搶等等消息﹐對勞改隊內的囚犯們是封閉的﹐不許知道的﹐但是因為勞改隊是全社會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的大本營﹑集中地﹑矛頭所指﹐其所遭遇的打擊與災難﹐簡直是無法用語言說明白的﹐也鮮為外人知曉。
凌源縣大聯合革命造反派成立後﹐首先是奪權﹐第二步打擊的是階級敵人﹐就是勞改犯。文化大革命開始﹐勞改隊就規定﹕每天早晨﹐囚犯們起床後﹐一律跪在毛主席肖像前請罪。請罪首先背誦毛主席語錄三篇﹐然後背誦「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囚犯們這時面對面互相打嘴巴﹐凡是打的聲音最響的﹑最重的﹐就是認罪態度比較好的﹐所以﹐一陣嘴巴打過後﹐不少人都滿嘴是血﹐尤其平時人緣差﹐愛打小報告的﹐更是大難臨頭。許多戴眼鏡的同犯﹐早晨一起床就把眼鏡藏起來準備挨打。每次吃飯前都要跪下禱告﹕「祝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導師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夜晚入睡前﹐要開生活研討會﹐看誰在今天的階級感情有問題﹐誰在認罪打嘴巴時手軟﹐誰的立場不堅定等等﹐免不了又是一陣捆綁吊打﹐雖然每天都是這樣自責﹑自罰﹐向毛主席老人家請罪﹐革命造反派還是沒有饒過我們﹐一九六七年夏天﹐一場災難終於來臨﹕清晨﹐我們被叫出囚舍﹐五花大綁押上在外等候的卡車﹐每人的脖子上掛一塊紙牌﹐上寫自己犯罪的名稱﹐我的牌子上是﹕ 「海外關係﹐右派分子」。每十個人圍站在卡車四週﹐面朝外﹐幾十輛卡車一字排開﹐武警車前導﹐開向縣城中心游鬥示眾﹐車隊剛抵達大十字街口就見紅旗飄揚﹐人山人海﹐口號聲﹑喊打聲混成一片﹐革命造反派們手拿木棍﹑皮帶﹑鐵尺瘋狂的衝了上來﹐劈頭蓋臉撕打我們﹐有的憤怒群眾爬上卡車打我﹐秩序一時大亂﹐我們車上有個叫艾華的囚犯﹐原為鄭洞國部隊起義的團級軍官﹐他脖子上牌子是﹕「國民黨反動軍官。」我親眼見他哀嚎一聲﹐左眼珠被車下群眾用長竹竿挑了出來﹐眼珠連著肉掛在臉上。有個工程師叫鬫俊青﹐原燕京大學畢業﹐他的牌子是「歷史反革命﹐右派分子」。他被革命群眾揪鬥時﹐不慎跌落到車下﹐群眾一陣喊打聲中﹐也就沒有下落﹐這時﹐我覺得血水從我頭頂流了下來﹐遮住我的視線﹐我胸前的牌子都被血水染紅了﹐大小便完全失禁﹐大約在凌源縣城大街小巷游鬥四個小時﹐每輛車上的囚犯都被打得奄奄一息﹐無法站立。游鬥車輛返回勞改隊大門時已傍晚﹐每名囚犯被踢下車時﹐才發現有個叫宋九如的富農分子﹐早被打死﹐躺臥在卡車上﹐宋九如與我是同室囚犯﹐為人善良﹐他死後遺下九個子女﹐嗷嗷待哺。
囚犯們下車後﹐因為臉都被打得變形﹐大家都不認識對方是誰﹐只有大聲叫名字﹐才知道是誰。我在游鬥時﹐雙手被反綁的太緊﹐左手的小拇指夾在中間﹐回來鬆綁後﹐手掌全部變黑﹐血液不能流暢﹐吃飯不能拿筷子﹐只好用狗吃食式的方法﹐度過一個多月才能拿起飯碗﹐但左手小拇指一直麻木至今﹐留下殘疾。
除了上街游鬥示眾外﹐各地串聯的紅衛兵﹑造反派也經常上門揪打我們﹐囚室外﹐只要管教隊長哨音一響﹐全體囚犯都要列隊跪在外面地上﹐有紅衛兵﹑造反派逐一用木棍﹑皮帶抽打﹐1968年7月17日﹐一名年輕的造反派﹐用一根樺木棒﹐橫掃在我的嘴巴上﹐當即打斷兩顆門牙﹐事後嘴巴腫得喝水都困難﹐抵美後我才裝上假牙。我所以牢記這個日子﹐是因為被打掉牙的那一天正是我的生日。
我在勞改隊裡九死一生﹐驚心動魄的熬過二十年之後﹐1978年的夏季﹐中共勞改隊領導找我談話﹐我走進管教科辦公室一眼瞥見原單位瀋陽市人民政府的老趙同志﹐老趙站起來與我握手並代表黨委正式宣佈給我平反﹐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並遞交我右派改正通知書﹐恢復我原職原薪及一切名譽。這時﹐我的眼淚像泉水一樣湧了出來﹐我的軀體在顫抖﹐二十年啊﹗可怕的二十年﹐人的一生中有幾個二十年啊﹗二十年前我進勞改隊的時候﹐是一位血氣方剛的27歲青年﹐而走出勞改隊的今天﹐此時此刻﹐我已經是滿頭白髮﹑骨瘦如柴的老人﹗我一生中最寶貴的年華﹐就是這樣被中國共產黨毀滅掉了﹐類似像我這樣冤假錯案無辜受害人﹐在現今中國大陸何止千百萬人﹐我不知道中共將會怎樣去對待那些尚活著的冤案和死去的亡魂以及他(她)們的后代子孫﹖
今天以江氏為首的中共﹐仍然延續著殺人的基因﹐它們殺害無辜的法輪功學員﹐殺害囚禁著無數的異議人士﹐為了掩蓋其歷史上的殺人記錄﹐它們把自己一切血腥﹐一股腦兒的轉嫁給日本人﹐轉嫁給南京大屠殺﹐殊不知今天的日本已經不是軍國主義而是一個民主國家﹐日本人民已經是一個愛好和平自由的偉大民族﹐她們比起中共教育下的大陸中國人更善良謙虛。中共建政至今已經殺害掉的中國人是七千萬﹐而抗日戰爭中日本軍隊殺害的中國人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是七百萬人﹐中共殺害的中國人是日本鬼子的十倍。無獨有偶﹐今天的中共黨員人數也是七千萬﹐平均每一名中共黨員都揹負著一條中國人命。這個數字還在逐年擴大。作家張純如女士涉世不深中了中共宣傳的毒﹐她偏(片)面的一面倒的研究日本殺人史而忽略掉這個人間最大的殺人犯—中國共產黨。因為精神上不能平衡想不開而患上憂鬱症自殺身亡。如果張純如能早一天看到大紀元報社論《九評》﹐我認為她是不會自殺的。她是絕不會自殺的。這又是中共所欠下的一條人命﹗
我們應正告中共﹕“「血債必須血還」”﹗這是歷史的聲音﹐你們的來日不多了。
2005年1月3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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