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7日訊】《新青年》橫空出世
1915年9月15日，曾辦過《國民日日報》、《安徽俗話報》、《甲寅》等報刊的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隨著袁世凱生命的告終，舊帝制的夢無可挽回地做盡了。一方面，新上台的軍閥與袁世凱的權威、手腕、實力等各方面都無法相比；一方面，官僚政客和軍閥們忙於爭奪權力、地盤，馬廠誓師、南北戰爭、直奉戰爭、直皖戰爭……北京內閣像走馬燈一般更換，弱勢的政府還沒有大一統獨霸天下的機會，反而無暇顧及知識份子和他們的聲音，言論自由比歷史上的其他時期相對都要充分。所以，後世的人們驚詫那個年代（可以延續到1927年國民黨一黨專政確立前），知識份子們彷彿天生就擁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的權利。以《新青年》為代表，包括《新潮》、《語絲》、《現代評論》（乃至後來的《努力週刊》、《獨立評論》、《觀察》等），都具有同人刊物的鮮明色彩。
《新青年》從創刊到遷至北京出版，短短不到1年半，由最初發行千份猛增到1萬多份。它開創了一個新時代，一個被叫做「五四」的新時代，以陳獨秀他們為代表的最優秀的知識份子舉起德先生、賽先生兩面大旗，從思想言論入手，呼喚一個新時代的誕生，他們不是以政治家的身份，而是以一個知識份子的責任感站了出來，這是一連串影響了20世紀歷史面貌的姓名，陳獨秀、胡適、蔡元培、魯迅、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李大釗……他們聚集在蔡元培領導的北大，聚集在《新青年》旗幟下，他們當中年齡最大的蔡元培先生當時也不過40出頭。一群年輕的知識份子深刻地影響了更大的一群還要年輕的學生，就是辦《新潮》、《國民》的北大學生們，傅斯年、羅家倫他們這些生氣勃勃、富有創造力的五四學生。以新潮社為例，他們不僅辦刊，而且出書，如羅家倫譯的《思想自由史》、陳達才的《政治原理》、陶孟和的《社會問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及《蔡孑民言行錄》等等，大力張揚「德先生」和「賽先生」。
《新青年》標誌著知識份子獨立登上了歷史舞台，他們都是一些大學教授，新聞記者、編輯、出版家，他們努力的目的不是權力，不是改朝換代，而是實現真正的自由，言論自由是第一位的。從長遠來看，他們在「五四」以後雖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其主流部分還是始終堅持了「五四」的理想，如胡適、魯迅他們走的路並不同，都稱得上是言論報國的楷模。走向組黨革命的陳獨秀，在經過痛定思痛之後也回到了「五四」的立場。
山鳴谷應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空前的創舉，書寫了言論自由史上最耀眼的一筆。「五四」波濤洶湧，邵飄萍先生就是在1918年10月創辦了《京報》。僅1919年全國就有400多種新思潮報刊出現。五四餘波激盪，知識份子的腰桿也還挺得筆直。1924年魯迅、周作人等一批知識份子辦了以思想自由為宗旨的《語絲》週刊，另一批自由知識份子創辦了《現代評論》，以「獨立精神」、「科學態度」、「不尚空談」期許。1925年2月，已經擁有《世界晚報》的成捨我創辦《世界日報》。1926年初，《大公報》創始人英斂之與世長辭，「水流雲在」，9月1日，以「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為辦報方針的《大公報》在天津登場。與此同時，《每週評論》、《京報》等都曾被查封，《獨秀文存》、《胡適文存》等書也被查禁。
五四運動期間，北京的《晨報》、《京報》、《益世報》、上海的《申報》、《新聞報》、天津的《大公報》等都及時作了大幅報道，一致聲援學生運動。《申報》還聯合《新聞報》等7大報拒登日商廣告，拒用日本通訊社的華文稿件。陳獨秀主編的《每週評論》接連五期對運動進行了連續的重點報道。雖然五四之後不過十幾天內，《五七日刊》、《平民週刊》等激烈的報刊接連遭到京師警察廳查禁。5月23日，《益世報》被查封（29日復刊），總編輯潘蘊巢被捕。6月11日，陳獨秀被捕。6月17日，《申報》發表的評論《北京之文字獄》，指出「陳獨秀之被捕，益世報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獄」。但是總體上說言論出版自由還沒有喪失。
在1925年發生的「五卅運動」中，尤其是1926年，面對「三。一八」的屠殺，他們也沒有沈默，而是紛紛站出來抗議。《京報》、《國民新報》、《世界日報》等民辦報紙，《語絲》、《現代評論》等同人刊物都有相當出色的表現，連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都出版了《五卅事件臨時增刊》。但這一刻所擁有的言論自由也不是真正可靠的言論自由，只是軍閥政府還缺乏足夠的力量來控制輿論罷了，槍桿子還不敢任意妄為。
五四前後還出現了名動一時的三大「副刊」，北京《晨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我以為，它們和稍晚的《京報》副刊、《申報》「自由談」副刊，達到了中國報紙副刊的最高境界，是培植新文化、傳播新思想的重要園地，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新人，成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一片聖地。
這一時期，胡適、丁文江他們辦了文人論政的《努力週報》，胡適寫的《這一周》對當時發生的許多重大社會事件幾乎都獨立表達了自己的意見。1920年胡適、蔣夢麟等七個知識份子聯名發表《爭自由的宣言》，1923年，胡適、蔡元培、丁文江、李大釗等16個知識份子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1925年魯迅、周作人等七教授聯名發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等，都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在言論自由沒有完全喪失的時代，知識份子完全有可能通過言論獨自或集體表達自己的意見，做社會的良心。
「萍水相逢百年間」
「報人另有報人之天職，報人之天職為何？對於社會、國家、民族，負有指導、誘掖規諫——糾正之責。責任既重且大，故一言之出可挽狂瀾，一字之謬能誤蒼生，所謂不冠而王者在此，反之社會之蟊賊亦在此。」（管翼賢《北京報紙小史》，《中國近代報刊發展概況》431頁）在時代的興替無常中，北京《晨報》在五四時代的影響首屈一指。
《晨報》前身是《晨鍾報》，與研究系有很深的關係，1916年8月由梁啟超、湯化龍等創辦，安福系當政，「一時都中報紙，十九為安福部所收買。有敢批其逆鱗者，無論有無黨派，皆擅行封閉。」 而《晨鍾報》從1917年底開始，站在在野黨地位批評當局的武力統一政策。1918年9月，《晨鍾報》、《國民公報》等11家報紙因為批評安福系，被勒令停版，內務總長朱琛下令逮捕編輯，各報編輯紛紛逃亡日本。12月1日，《晨鍾報》改名《晨報》再出，湯化龍、林長民、劉崇佑、丁佛言等都是他的主幹，因提倡白話文、白話文藝，李大釗、孫伏園主編的晨報副刊風靡一時，大學生爭相投稿，在學界有很大權威，是傳播新思潮的重要園地，還出過「馬克思紀念」、「俄國革命紀念」等專號，開闢了《馬克思研究》的專欄。報紙日出兩大張，銷路很廣，成為北方影響最大的報紙，五四運動高潮時發行量由1萬份猛增到2萬份。
1922年10月，北京72團體聯合要求廢止「治安警察條例」、保障人身安全和言論自由，公推蔡元培等11人為代表，在1922年10月15日《晨報》發表的請願書中指出「言論、著作、集會、結社之自由，為立憲公民絕對應享受之民權」，但都被《治安警察條例》、《出版法》「完全剝奪，以致比年以來，全國呻吟於專制虐政之下，鉗口結舌，怒不敢言」，強烈要求北京政府「順從民意，慨然廢止」。從而有力地推動了新聞文化界爭取新聞出版自由運動的發展。10月27日，北京新聞界成立「言論自由期成會」，12月31日《晨報》發表的會章第一條明確規定「本會以向國會請願，廢止出版法，亦別定保護言論自由條例，實現言論自由為宗旨。」
1925年4月13日，上海日報公會、上海書報聯合會、上海書業商會、上海書業公所聯合上書要求司法部廢止《出版法》。15日，北京新聞界強烈要求段祺瑞政府撤消剛剛出台的《管理新聞營業條例》，他們指出上述法令「內容嚴酷，為世界任何文明國家所不容」。據《民國日報》5月15日，上海日報公會等四團體、上海各公團聯合會再次上書北京政府要求廢止《出版法》等法令，袁世凱「擅自公佈出版法，以壓抑輿論，鉗制民口。此種剝奪人民自由非法之法，事前既未經合法國會通過，事後又遭到全國國民反對，當然不能生存」，應「尊重人民自由，即日通令廢止。」「北京新聞界爭自由大同盟」大會也通過了請求廢止《出版法》的呈文。各地新聞界團體、報刊紛紛發表宣言、通電、社論、文章，南北呼應，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壓力。1926年1月26日，國務會議上終於通過了廢止《出版法》的決定。
經過知識界、新聞界長期的呼籲、抗爭（幾達10年），袁世凱頒佈的臭名昭著的《出版法》廢除了。然而墨跡未乾，連接著「三。一八」的槍聲，邵飄萍、林白水又倒在了血泊之中，他們是言論自由的殉道者，他們的死使那一刻成為20世紀言論自由史上最黑暗的時刻之一。
1925年「狗肉將軍」張宗昌在青島殺害了《公民報》記者胡信之，在濟南威脅各報社、通訊社記者：「那麼報上登載的消息只許說我好，不許說我壞。如有那個說破我壞，我就以軍法從事。」不久，張作霖、張宗昌的鐵蹄進京，1926年4月26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京報》社長邵飄萍先生第一個人頭落地，為他輝煌的獨立報人生涯打上了一個血淋淋的休止符。邵飄萍為言論自由獻出了40歲的生命。1926年8月6日，另一位著名報人、《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堅持「報館要替百姓說話，不去獻媚軍閥」，「新聞記者應該說人話，不說鬼話，應該說真話，不說假話！」終因發表《官僚之運氣》的時評，觸怒軍閥而不願「更正請罪」，被張宗昌槍殺。林白水辦報30年，為捍衛言論自由，曾三陷囹圄，五被查封，52歲盛年以身殉報。兩個職業報人，相隔不過100天，都被軍閥槍殺於北京天橋，史稱「萍水相逢百日間」。 報界同人目睹林白水被害慘狀，「熱淚奪眶而出」，他們異口同聲發出了「軍閥萬惡」的感歎.陶菊隱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不無沈痛地指出：「自從民國成立以來，北京新聞界雖然備受反動軍閥的殘酷壓迫，但是新聞記者公開被處死刑，這還是第一次」。緊接著，《世界日報》主辦人成捨我被捕，經親朋力救才倖免於難。
到1927年，蔣介石作為袁世凱之後新的軍事強人已在南部崛起，「四。一二」以後到處是殺人，周作人在《語絲》週刊發表了不少抗議文章，導致《語絲》在南方被禁，這一年11月胡匪張作霖封了北新書局和《語絲》，周作人和劉半農逃到一個日本朋友家躲了一星期。「四。一二」屠殺發生後，鄭振鐸、胡愈之等七位知識份子（大部分來自商務等出版機構）聯名寫下了致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等三位國民黨元老的抗議信，並在《商報》公開發表，吳稚暉震怒，通知緝拿七人，鄭振鐸、胡愈之被迫亡命歐洲。郭沫若因為在武漢《中央日報》副刊、《湖南民報》等報刊連續發表《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我離開蔣介石以後》等文，遭到通緝，亡命日本十年。茅盾（沈雁冰）在漢口《民國日報》發表最後一篇社論之後轉入地下。許多報紙被封，許多報紙被改組，言論自由遭到新的空前威脅。
魯迅的「匕首」、「投槍」和筆名戰術
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當然是血泊中浮起來的，是以暴易暴的結果。作為有史以來第一個一黨專政的政權，黨天下直接承續了家天下的模式，言論自由受到了嚴重挑戰，因為上海租界的存在，因為蔣介石忙於應付各路軍閥的內亂和共產黨的暴力反抗等等因素，他沒有完成以一個人的思想取代全國人思想的目標。客觀上，言論自由沒有被徹底封殺，有中立、客觀的獨立報紙《申報》、《大公報》等（也曾允許共產黨在重慶出版《新華日報》），有胡適他們書生論政的刊物，最後，在大廈將傾前還有《觀察》、《新路》這樣的獨立刊物。
「四。一二」之後的白色恐怖下，魯迅先生只能在租界通過不同的化名在《申報。自由談》等報刊上發表了大量隱晦曲折的批評文字，從1927年到1936年，在他生命的最後九年裡，他寫的雜感起碼就有60萬字，比五四以來的9年多出兩倍。他把自己的文字稱為「生存的小品文」、「匕首」、「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魯迅一生用過130多個筆名，其中41個就是在《申報》上用的，目的是躲過新聞檢查。魯迅的聲音通過上海的報刊，通過不停出版的雜文集頑強地給黑暗搗亂。國民黨對他恨之入骨，幾次列入了黑名單，但一方面靠了租界的保護，一方面他本人在文壇上的聲譽使他們遲遲不敢輕易下手。「且介亭」事實上也是魯迅得以長期堅持本土社會批評的一個重要條件。他主張壕溝戰、韌性戰鬥，一個刊物被查禁了，隨即換一個名稱繼續出，《萌芽》出到第五期被禁，第六期改名《新地》；《前哨》從第二期起就改名《文學導報》。
但和早年一樣，他對社會上發生的殺戮罪惡幾乎都公開抗議了，1931年2月，柔石等五個「左聯」青年作家被殺害後，他寫出了《為了忘卻的紀念》這篇足以與《紀念劉和珍君》前後輝映的傳世檄文。1933年6月，他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同事、民權保障同盟的同志楊杏佛先生被暗殺後，他悲憤地寫下「何期淚灑江南雨，我為斯民哭健兒」這樣的詩句。
從1917年發表《狂人日記》算起，魯迅先生的寫作生涯大致上是20年，無論他有怎樣的缺點與局限，他後半生完全以一個自由撰稿人的身份關懷社會、批評社會中的黑暗與醜惡，對言論自由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但是我不同意魯迅對胡適他們的尖刻否定，他認為根本不存在什麼言論自由問題，嘲諷胡適他們批評國民黨就是奴才焦大在賈府門前罵街，得到的報酬只是馬糞，在《言論自由的界限》一文中，魯迅說： 「要知道現在雖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說開去，是連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論自由的明令，也千萬大意不得。」 然而問題是，難道因為「連性命都要送掉」，就放棄「說開去」的責任，放棄對言論自由的追求嗎？
有學者在研究魯迅30年代那些文字時認為，他對爭取言論空間沒有太大的貢獻，「並沒有建立一個新的公共論政的模式」。魯迅以其毫不妥協的硬骨頭精神，完全以民間立場，站在權力的對立面，堅持他的社會批判立場，為中國獨立知識份子樹立了一個難以超越的榜樣。1932年1月，他在接受《中學生》雜誌新年號的提問時也說：「一定要逼我說一點，那麼，我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然而，在爭取言論自由的長路上，胡適等自由知識份子公開直接、真名實姓的言論，無疑更有力量，更有感召力，更容易引起社會共鳴，也在更大程度上拓展了公共空間。
胡適：「用真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
和魯迅隱晦曲折的雜文不同，更難得的是胡適、羅隆基他們20年代末、30年代初對國民黨的直接批評。1927年面對國民黨以「清黨」名義大開殺戒，周作人批評上海那些視而不見、保持沈默的知識份子，其中就包括胡適先生。1928年3月《新月》創刊，1929年4月20日，國民黨政府發佈了一道保障人權的命令，胡適立即在《新月》第二卷第二號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尖銳地批評國民黨「人治」之下「人權被剝奪幾乎沒有絲毫剩餘」，他列舉事實證明即使在這一保障人權令公佈後，人民仍然沒有什麼人權保障。明白地提出了——「快快制定約法以確定法治基礎」、「快快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權」的要求。此文一出，震動朝野，引起一場軒然大波。讀者聲援信雪片一般飛來，蔡元培致信胡適說：「振聾發聵，不勝佩服。」謹言慎行的張元濟也承認「文章之好，議論之正大」。而國民黨的權貴們卻極為惱怒。
胡適一發不可收連續發表了《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
在這些文章中，胡適不僅肆無忌憚地對國民黨奉為神聖的《建國大綱》進行了批判，對被國民黨神化的孫中山學說也毫無掩飾地進行了批評。甚至直言國民黨的「反動」。
回國不久的政治學博士羅隆基發表了《專家政治》、《論人權》、《告壓迫言論自由者》、《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等大量政論，學理扎實、鋒芒畢露。
研究文學的梁實秋也發表了擲地有聲的《論思想統一》、《孫中山先生論自由》等。
隨後，另一位剛歸國的政治學博士王造時也在《新月》發表一系列政論，如《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等，共同把《新月》的書生論政推向了高潮。
和魯迅先生那些隱晦曲折的雜文不同，這些文章是直截了當的政論，是20世紀書生論政的巔峰之作，以後的人們幾乎很難再攀到這樣的高峰。老實說，我是更喜歡這樣的大白話的，《新月》一時間成為知識界爭相閱讀的刊物，也成為20世紀言論自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我們的目的一則是要激動讀者的思想，二則是要造成一種知識的莊嚴」，「讀書人對於社會最大的責任，就是保持知識上，換言之，思想上的忠實。」「志在提倡這種個人簽名負責的言論自由」。這是本民族最優秀的一群知識份子面對血泊中浮出來的國民黨政權所公開表達的立場，也就是胡適等一貫主張的「用真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但一個一黨專政的政府豈能容忍這樣的言論自由，上海市黨部一再決議請中央拿辦、嚴懲胡適，指控他為「學閥」、「反革命」，「污辱本黨總理，詆毀本黨主義，背叛國民政府，陰謀煽惑民眾」。這些議案通過報紙、廣播傳遍全國，胡適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人物，社會影響甚至超過了「五四」時期。胡適自己的日記本上貼滿了這類消息、文告。國民黨政府下令教育部警告胡適（時為中國公學校長），胡適把蔣夢麟簽發的「該校長言論不合，奉令警告」的部令退回，拒絕接受警告，並逐條予以反駁。國民黨組織了大批反駁、批判胡適他們的文章，還結集出版。這些文字垃圾今天早已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而胡適、羅隆基他們的文字依然放射出奪目的光彩，歲月掩蓋不住這些浸透了良知、血性的思想、言論。1930年1月新月書店出版的《人權論集》無論是當時、現在，還是將來，都鼓舞著爭取言論自由的人們。胡適先生序言中的那些話至今還感動著我們——「因為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今天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們骨頭燒成灰終究是中國人，實在不忍袖手旁觀。我們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我們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一點譴責而已。」1930年2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密令「設法沒收焚燬」《新月》，胡適決意起訴，但沒成。儘管《新月》刊物、《人權論集》遭到查禁（不是查封），胡適在國民黨的打壓下北上北京大學，但《新月》在羅隆基的主持下一直在堅持。1930年11月羅隆基以「反動言論」等罪名被拘捕，在胡適、蔡元培、宋子文等人的營救下很快獲釋。羅隆基隨即在《新月》發表《我被捕的經過與反感》，詳細記述了這段經過，憤怒地指控——「這是野蠻，這是黑暗，這是國家的恥辱，這是黨治的恥辱。」他把自己這次被捕看作是爭人權自由所付出的代價（此後他在天津《益世報》發表抨擊權貴、批評政府的社論，曾遭特務暗殺，倖免於難）。教育部下令光華大學撤去羅隆基的教授職務，在專制政權的高壓下，百年言論史上耀眼的星座《新月》出到第四卷第七號終於停刊了。
為了「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 胡適等在1932年5月辦的《獨立評論》，可以看作是《新月》的繼續。事過境遷，不少受過完整的英美教育、長期受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知識份子，紛紛站到民主的對面去了，「新式獨裁」、「開明專制」等甚囂塵上，胡適這一次幾乎是孤軍奮戰，他在《獨立評論》發表的一系列論戰文章就是他堅定地捍衛自己的民主立場，近70年後依然遮掩不了那灼人的光芒。
沐浴過歐風美雨的這一代自由主義者，對言論自由的執著是後人常常很難想像的。胡適一生做過很多事，總體上看可以說就是追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他多次清楚地說自己爭的是「公開的負責任的言論著述出版的自由」，「我們用自己的真姓名發表自己良心上要說的話。有誰不贊成我們的主張，盡可以討論，盡可以批評，也盡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訴。」因此他才那麼喜歡范仲淹的名言「寧鳴而生，不默而死」。與胡適在師友之間的傅斯年也說「與其入閣，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大意），他自己在國民黨大廈將傾的年代還在《世紀評論》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等文章，就是對言論自由原則的實踐。
——轉自《北京之春》05年2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