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9日訊】本文是筆者，對中國後共產時代政治發展的幾點初步意見。
筆者希望透過人道關懷與正義的觀點，並站在人類與中國人，共同生存與發展的最高價值立場，來探討中國未來存亡與發展的命運。
一、中國人的全民懺悔運動
21世紀初期，中國文明已面臨了中共專制政權，即將大崩潰的局面，這種局面，是中國人未來生存與發展的歷史新臨界點。
在這個歷史的臨界點，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應該先對過去中國人所犯的歷史錯誤與各種反人類罪行，嚴肅地道歉、懺悔與反省。
這些罪行，包括中國的人心腐敗、道德墮落、無止盡地掠奪大地資源、嚴重破壞生態體系，嚴重的環境污染、對異族的壓迫、造成超過8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文革迫害事件、殘酷的計劃生育做法、社會的誠信危機、對社會的不公不義的容忍性格、對良心與道德正義的漠視等。
雖然未必每個中國人，都直接參與了這些罪行，但是對身為中國人而言，中國人與中國文化，對社會不公不義，各種現象的高度容忍行為，也是屬於嚴重的罪行。
如果中國人民不願意反省與懺悔，那麼中國人便無法得到，人性改造與靈魂救贖的機會。在這種普遍的人性扭曲結構體系下，中國人如何能走向真正的民主憲政？中國人如何能充分保障人的尊嚴與人權？
換言之，如果中國人不能對中國人，過去的罪行充分反省與懺悔，那麼中國人便無法得到靈魂真正的救贖。
如果中國人無法得到靈魂的救贖，則未來中國人，無論發展任何一種民主憲政，都無法有效成功。
二、對專制政權容忍的人，就是對人民最大的殘酷
我是一個主張徹底與人類專制政權決裂的人，我希望人類也能夠普遍地與專制政權徹底決裂。
因為能夠普遍地與專制政權徹底決裂的人類，才能建立一個公平與正義的社會，才能尊重人的尊嚴、價值、地位與權利，也才能創造人類美好快樂與幸福的世界。
中國人民，被專制政權統治了2千多年，中國的社會，很難產生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就算中國很幸運地出現了有良心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也會很快遭受到不合理的鎮壓或慘遭殺身之禍。
在中國這種專制體制之下，所有有思想的人，如果仍然不質疑專制政權的合法性、仍然對專制政權抱有幻想、仍然對專制政權容忍、仍然對專制政權妥協、仍然想對專制政權進行勸諫等，那麼這些行為，都是屬於公然支持延續專制政權的行為。
這些行為，只會加深社會的不公不義，只會加深人民的苦難與危機，對人民而言，都是十分殘忍與殘酷的行為。
基於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公共知識分子，沒有權利這麼做！
三、中國人應以人權立國
未來的中國，應該以人權立國。唯有中國能夠以人權立國，中國才可以有效發展民主憲政，中國人民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和諧與幸福價值。
民主憲政的基礎，在於充分保障人權。而充分保障人權的前提條件，在於認同個體的價值。
一個社會要如何才能真正認同，個體的尊嚴與價值？它必須建立在一個普遍具有，完整人性與健康人格的社會之上。
以現在的中國人而言，他們曾被國民黨與共產黨統治過，筆者十分懷疑，這種曾受人格污染性的大多數人民，如何能夠真正認同個體的尊嚴與價值？
未來的中國人，如何能夠真正認同個體的尊嚴與價值？這個問題，關係到中國未來是否能以人權立國，它應該是全中國人民，須先重點思考的問題。
筆者提出，全中國人民懺悔的議題，希望中國人的靈魂，能夠先得到救贖。如此中國人未來，不論進行任何一種民主憲政改革，才能夠真正獲得愛、正義、自由、平等、法制、理性、人權、民主、快樂與幸福的文明價值。
當中國人充分思考了，這個人性的問題之後，中國人便可以同時思考，未來中國各種的民主憲政問題。
四、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應該具有人道譴責與干涉的勇氣
在中國後共產時代，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必須具備有高度的智慧與知識能力，也必須具備有高度的道德良心與社會使命感。
在中國後共產時代，任何一個有良知與思想的中國人，都應該努力設法提出，未來中國文明改革意見與發展的方向。
為了中國文明的理想發展，也為了人類文明未來發展的最大價值，每一個有基本良心與思想的人，都有責任為中國提出符合人道正義的改革與發展方案。
然而，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而言，如果他所提出來的建議是錯誤的，或者是不完全的，那麼他所犯的罪行，遠比不提供任何建議的人還嚴重。
換言之，公共知識分子所提供的建議，如果是錯誤的，或者是不完全的，不論其動機如何崇高或善意，他絕對是有罪的，而且必須接受歷史的譴責與審判，因為他會誤導人民的思考，也會影響人民的命運。
從人類倫理學的觀點可知，由所謂的意圖倫理與責任倫理。人類絕對不可以，因為某人的意圖是好的，而不譴責該人所犯的罪行，也不可以不追究該人所犯罪行的責任。
20世紀有很多的中國知識分子，都犯了這種錯誤。這種錯誤，包括各種意圖倫理與責任倫理上的罪行，這些罪行，已明顯地造成了中國人民，各種無法挽救的苦難與深重危機。
這些錯誤，包括，容忍仇恨與暴力思想、貪戀權力與利益、不認同人性的價值、缺乏人道譴責與人道干涉的勇氣，也包括不不能堅持人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與正義的信仰。這些錯誤，造成了中國無法落實人權與民主的體制，也造成了中國人心的腐敗與道德的墮落，這些都是中國文明的危機。
例如，20世紀中國大部分的思想家，如張之洞、嚴復、康有為、梁啟超、陳獨秀、吳虞、李大釗、瞿秋白、魯迅、牟宗三、梁漱溟、胡適、馮友蘭、錢穆等。他們或者是中國專制主義的支持者，或者是中國專制主義的容忍者。
事實上，在中國專制文明下，所有的思想家，都具有這種高度妥協與容忍的性格，例如，古代的孔子，他一生都在找工作，他希望有一位專制的統治者，能夠接受他的治國理論與方案，但是卻找不到。正是因為他找不到僱主，所以他才能很幸運地成為一位中國的大思想家。
如果他找到了僱主，那麼他只能成為一個優秀的官僚，如管仲或商鞅，不太可能靜下心來寫作，而成為一個大思想家。
然而，孔子的思想貧困，就在於擁護與容忍專制政權，他的思想，成為中國後來思想家的典型，造成了中國專制政權永恆的延續。孔子的思想，對未來中國保障人權與實行民主憲政，絕對是有害的。
孔子的明哲保身哲學，危害了中國思想家的良心，也危害了中國思想家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線，使中國社會無法產生出，那種會與專制政權永不妥協與永恆抗爭的人，造成了中國社會不公不義現象的永恆宿命。
上述中國近代的思想家，是屬於中國社會上的公共知識分子。如果他們對不公不義的政權，是一種高度支持或妥協的態度，那麼因為他們的思想或行為，而導致人民，各種苦難的命運，他們是有罪的，而且是可恥的。
社會上的公共知識分子，代表社會的良心，也代表社會的道德正義，在真理的大是大非之前，不可以有任何不義的支持、模糊、姑息、妥協等態度。知識分子，應該跟統治者與特權分子，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他必須充分扮演，堅持良心、道德與正義的信仰，並且必須為受壓迫的人民與社會的不公不義抗爭到底。
公共知識分子，是社會上最有權力的人，也是最沒有權力的人。
所謂的最有權力的人，是指他可以高貴的靈魂與社會的正義，來批判任何的人，並且不受到任何的限制。
所謂的最沒有權力的人，是指他沒有權利，向統治者與特權分子妥協；也沒有權利向社會的不公不義低頭。有時為了社會的正義，他必須有犧牲生命的勇氣與決心，否則他沒有資格擔任，社會上的公共知識分子。
中國未來文明的危機，包含了中國文明各種重建的問題，也包含了中國民主憲政與維護人權各種發展的工作。
此外，一個知識分子，若是不能堅守人的基本道德底線，為人民抗爭；或者不敢譴責與干涉社會的不公不義，那麼他所犯的罪行，無異於那些罪惡的統治者，也無異於那些罪惡統治者的幫兇。
五、以人道愛與正義的政治，來取代邪惡的政治
中國人不應該再犯，那些20世紀中國人的錯誤。中國人應該思考，未來中國人與中國文明的歷史定位。
如果中國人，能夠找到理想的文明思考起點與坐標，那麼中國未來文明的重建，便有希望了。
這個理想的文明思考起點與坐標，應該是人道主義、人道關懷、人道愛與人道正義。
中國未來文明的建設與改造，必須從這個起點與坐標開始，否則便有可能重蹈，20世紀中國歷史上各種的錯誤。只有全面的人道愛與正義的政治，才能取代過去那種邪惡的政治。
換言之，如果中國文明的改造，不從建立全面的人道愛與正義的理念，又不從解決全面的文明危機與底層苦難的問題著手，即使是再經歷一場民主憲政大改革，也無法解決中國的危機與困境。
例如，中國在歷次的王朝大崩潰時期，都是由社會上的邊緣人或底層人士，集結群眾，而後取得政權，並不是由有道德或知識的人，取得政權。這些社會上的邊緣人，經常是地痞流氓、幫會、民間宗教團體、失意政客、不得志的文人、擅長權謀詭詐之術的人等。
如果是由地痞流氓取得政權，那麼這種痞子運動，就成為中國社會強盜特權與不公不義發生的原因。中國歷代政權的改變，經常與上述的那些邊緣人，有密切的關係，20世紀中共取得政權的模式，就是最好的例子。
中國文明的危機與困境，不僅是迫切的民主憲政與人權改革問題，而且是整體文明重新大反省與改造的問題。
筆者認為，只要這個建議方案的出發點，是善意的，是為了中國的，也是為了人類，就算這個方案，會侵犯到許多人的特權與利益，我們都應該盡量地說出來。
如果我們錯過了這個歷史發展與文明改革的契機，我們將無法面對人類，也沒有辦法面對後代子孫。
六、人類如何面對，中國後共產主義時代的挑戰與危機？
中共的一黨專制，是人類文明潛在的威脅與危機，也是中國文明沉淪與社會不穩定現象的主因。
21世紀初期中共統治的中國，就像是一個不公不義的地獄，也是一個沒有自由與人權的大監獄；它就像是一個隨時會爆炸的火藥庫，只要任何一個社會事件或自然災害，都有可能促成這個政權立即崩潰的命運。
這種大崩潰的時代，即將來臨。人類是否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
在中共後共產黨時代，人類將如何面對各種突然發生的挑戰與危機？
中共的大崩潰絕對不是單純的中國問題，而是全人類共同的問題。例如，中共可能為了延續專制政權，而發動台海或周邊國家的戰爭，為了避免這些人類和平的危機，全人類都有責任來思考這個問題。
筆者提出下列問題，供全世界人民共同思考：
1、人類如何避免中國軍人割據與內戰？中國是否能盡快成立一個具有公信力的團體，來說服軍人，希望他們以人民的長遠利益考慮，支持中國建立民主憲政的體制。
2、中國人民是否能對中共黨員寬容與愛？如果中國人再次用不公不義或暴力的方式，來懲罰中共黨員，那麼中國將陷入一種互相仇恨的世界，也許因此會爆發不必要的內戰，這決不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結果。
3、中國人民如何避免野心的政治家，掠奪革命的成果？中國歷史上的革命，經常
會被野心的政治家所操縱，中國野心的政治家，很擅長於各種權謀詭詐的技巧，他們很容易假借正義之名，來進行各種掠奪政權的行為。中國人民必須有足夠的智慧與道德勇氣，來阻止野心政治家的利用與操縱。
4、中國人民如何重建善良的人心與道德文明？由於中國人民，受到中共專制政權的綁架甚久，人民普遍地人心腐敗與道德墮落，中國人可以重新建立宗教信仰，以宗教信仰的愛與正義，來拯救中國人的靈魂，也拯救中國人的文明。
例如，美國與歐洲許多國家，大都是以基督教文明為主的國家，社會十分穩定與和諧；日本、韓國與東南亞許多國家，大都是以佛教文明為主的國家，社會也十分穩定與和諧。宗教對人心的道德與社會的穩定力量，絕對不容忽視。
5、在經濟方面，中國人民如何能得到進步國家的支援與幫助？中國必須充分保障人權與實行民主憲政，如此才能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與幫助。人類的資金，是無國界的資產，大部分的西方金融界與大資本家，不願意將巨額的資金，投入在一個不能充分保障人權與實行民主憲政的國家，因為他們必須承擔較大的風險。
例如，G7國家，人均年收入均約3萬美元，他們都是充分保障人權與實行民主憲政的國家。這七個國家的資金，大都來自於國際SWAP，因此他們可以借由高度的資金融資與流通，促成經濟的發展，使人民過著富足的生活。再如，雖然俄國已成為G8，但是由於俄國的人權與民主憲政，尚未成熟，因此俄國並沒有得到G7國家，太多的幫助。如果未來的中國，能夠加強人權與民主憲政，那麼G7國家，一定會幫助中國人。
事實上，在中共後共產黨時代，中國還有許多的危機，需要更多的人來提出，並且予以實現思考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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