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國】兩個看法和四點感想

宾大「九評共產党」研討會紀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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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林丹,謝宗延報道) 2004年11月19日到12月4日,大紀元网站連續發表了9篇社論,題為”九評共產党”。大紀元編輯部在為此發表的《公告》中說:“在前蘇聯和東歐各國共產党政權,倒台十几年后的今天,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早已被世界所唾棄,中國共產党走入墳墓也只是個時間問題。

“九評共產党”系統地總結了中國共產党建党以來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從思想、文化、歷史、經濟等各個方面,對共產党進行了全面的評判。“九評共產党”推出后,在全球各地引起了巨大轟動。世界各地紛紛舉辦 系列研討會,專家學者們以他們的親身經歷和學術研究的成果,討伐共產党的罪惡,揭露共產党的本質,探討共產党之后中國未來的道路。 《透視中國》節目特別推出 -《“九評共產党”研討會紀實》欄目,為您介紹世界各地專家學者在“九評共產党”研討會上的精彩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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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道>

2005年3月6日由費城大紀元時報和‘自由鐘論壇’舉辦的第三場“九評共產党”系列研討會之費城在賓西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舉行。

研討會由爵碩大學商學院謝田教授主持,中國大陸知名作家、歷史學家、《黃花崗》雜志主編 、《誰是新中國》一書的作者辛灝年先生,大紀元專欄作家章天亮先生,和“告別中共”网站代表賀賓先生分別以《對“九評共產党”的兩個看法和四點感想 》 ,《從傳統預言看中共的命運》,《是 崛 起 還 是 崩 潰?- 中共滅亡的先兆》為題發表了精彩演講,并回答了觀眾的提問。

參加這次研討會的人士除來自台灣、大陸、香港的華人和留學生外,還有十几位西方人士,通過大會提供的中英文同聲翻譯參与研討。研討會歷時三個半小時。結束后,听眾們仍然依依不舍,紛紛購買辛灝年的著作《誰是新中國》和他主編的《黃花崗》雜志,辛灝年當場為讀者簽名留念。

主持人:在今天《透視中國》的特別節目中,我們首先為您介紹辛灝年先生在的演講。辛灝年先生原名高爾品, 他曾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中國作協會安徽分會的專業作家. 由于他對中國現實的真實描寫,使得他的小說在中國大陸很難被發表。為此他轉向歷史小說的寫作。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他發現大量与中共教科書完全不同的歷史事實,并因此深刻地認識了中共的本質。在經歷了痛苦的思考之后,他義無反顧的放棄了小說的寫作,開始了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六四”屠殺后,辛先生毅然走上街頭抗議中共暴行,他辭去了所有社會職務和榮譽頭銜,并离鄉背井來到海外,開始了《誰是新中國》一書的艱難寫作。他以史學家的責任感和勇气,經過長达十四年的奮斗,終于于1999年10月完成了這部還原歷史真相的史學巨著。好下面我們就來欣賞辛灝年先生在賓州大學“九評共產党” 研討會上的演講。他演講的題目是對“九評共產党”的《兩個看法和四點感想 》。

辛灝年:“我想做個簡單的說明。我今天的發言,也就是就‘九評共產党’這九篇文章,談我自己的一點看法和感想,不牽扯到對任何個人和任何團体的褒和貶,就文章說文章。我想這是做學問的一個很實在的方式,這是我必須要說明的。因為在海外這個無限自由、而背景又极其复雜的中國人的世界里,我們還是小心一點為好。因為如果讓你的敵人誤會了你,那我在所不懼。可是如果讓你的朋友誤解了你,你會很痛苦。所以我認為,我還是就文章說文章。

對九評共產党的兩個看法

“我要說什么呢?我今天想說的是我對九評共產党的兩個看法。為什么?因為自從1949年以來,或者說從1921年以來,像這樣大規模的一評、二評、三評直到九評地“評共產党”,站在共產党的完全對立面去批判它、揭露它,這還是第一次。所以我們必須重視他。而且這個第一次有兩個相當重要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他是正面進攻,毫不怯弱。大家都知道共產党這么多年,說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說你是反動派,你就是反動派。什么時候有誰說你共產党也是反動派、也是反革命?沒有!不敢!!在殘酷的專制統治之下,人們為了起碼的生存要求,已經失去了一個做人的起碼膽量。而‘九評共產党’站在一個完全對立的立場上正面進攻,毫不怯弱。這對于1949年之后的中國,包括我們今天在自由的海外,他都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這是必須要承認的。特別是在1989年以后的海外,我們很多對共產党的批判和聲討都是羞羞答答的,是尤抱琵琶半遮面的,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有時候還是披著馬列主義外衣的。所以像這樣干脆果決的,站在共產党的對立面上,毫無顧忌地批判、否定中國共產党确實不多,而且很少。這是我的第一個看法。

“第二個特點呢,那就是反唇相譏、以牙還牙。我剛才講了,有誰敢在牛棚里對共產党以牙還牙?有誰敢在反右斗爭當中和文化大革命當中對共產党反唇相譏呢?有嗎?沒有。都是事后的英雄,背后的英雄,躲起來的英雄。可是今天有一個信仰團体,他們拿出了這樣一個气派,反唇相譏,以牙還牙。你說我是邪教,你才是真正的邪教!了不起啊!還有誰比共產党更邪的?沒有!這是我們必須明白的。

“還有,就是敢公然在文章里面點著共產党的名說你就是流氓集團,這种以牙還牙的辦法,對于中華民族這50多年歷史來說,應該說是我們大家應該感到自慚形愧的。可是今天有人站起來,面對一個真正的流氓,告訴它,你就是流氓,而別人不是。很了不起啊!這种情況,我以為,它告訴大家中華民族在開始發生變化,中國人在欺騙之中開始覺醒。我們的政治覺悟,我們的政治覺醒已經通過各种各樣的方式在波瀾壯闊地興盛起來了!

“第二個看法就是:這是一次大規模的、集中性的聲討行動。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九評共產党’的九篇文章從思想、文化、歷史、經濟等各個方面對共產党進行了全面的評判。他一方面接受了前人許許多多的重要研究成果,一方面又鮮明地標舉了自己的信仰風采和獨特的精神內容。這种情況也是非常難得的。從各個方面對共產党展開批判,所以他給人一個非常警醒的和發人深省的感覺。這就是我作為一個普通的文化人,我在研究了共產党八十余年的歷史,也寫了我這本書《誰是新中國》之后,我仍然感到相當的吃惊和佩服。這是我簡單的兩個看法。

“九評”證明“專制改良”此路不通

“那么我現在來談談我的四點感想。我的第一點感想:我認為‘九評’證明了一個真理,那就是“專制改良”此路不通。 “什么叫專制改良?就是維護專制政權和專制統治的改良;而不是站在民族的、國家的、人民的立場上,分權于民,分利于民,為國家前途真正奮斗的一种改革,這就叫專制改良。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在他在位的16年間進行了种种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其結果是被送上斷頭台。著名的法國歷史學家米涅說得很好,一個殘暴的、拒絕人民要求的君主和一個企圖用改革的方式來保住自己權利的君主,他們的下場是完全一樣的。從尼古拉一世到尼古拉二世,從1801到1861年,整整六十年間,經歷了六十年的改革開放,結果是什么呢?結果是1917年二月革命的一聲炮響,推翻了沙皇的專制制度。請大家記住,我說的不是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是二月革命的一聲炮響。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是背叛的炮響,不是共和的炮響。

“我們自己呢?100年前,我們的滿清王朝經過了50年前后兩度有血、有肉、有情、有淚的改革開放,在當時叫洋務運動。這場改革開放,使得我們的中國從沒有電話電報到有了電話電報,沒有軍艦火車到有了艦船和火車,應該說把一個古代化的中國,迅即的推向了近代化。它所做的一切,事實上是鄧小平、趙紫陽等人在100年后學著所做的一切。結果是什么呢?慈禧太后親自批准升級的了“上海道”,也就是她的經濟改革特區上海,那一排又一排的高樓大廈并沒有救得了滿清王朝的命運。為什么?很簡單,就是維護自己統治的任何一种改良都救不了自己。如果一個政權、一個政府、一個政党的改良僅僅是為了自己的權利千秋万代永不轉移、永不變色,那么迎接它的、等待它的就一定是失敗。這就是說,專制改良是走不通的。

“可我為什么說‘九評共產党’證明了專制改良走不通呢?因為這里面有一個要害:任何一個專制統治者企圖用改革開放的方式來救自己的命,都是企圖求得‘長治久安’。我們不說十五15年前那場瘋狂的屠殺,早已不是長治久安的表現了,我們就說中國共產党大吹大擂了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之后,忽然在海外產生的一個“九評共產党”,九篇文章完全站在對立面上,徹底地否定了它、它的党、它的政權和它今天的政治現實,這還是‘安’嗎?這不但不是‘安’,它是‘危’了!長治久安這個東西在共產党那里將不再存在。雖然這是它夢寐以求的。

‘九評’應該說,在這個問題上證明了一條真理,夢想‘中共長治、人民久安’的那种專制改良是走不通的,是完全走不通的。這就是我的第一點感想。”

共產党將中國人民逼上梁山
“第二點感想,那就是九評還證明了一個‘逼上梁山的革命真理’。 “什么叫逼上梁山?我無需多加解釋。因為誰都看過我們中國的古典小說《水滸傳》。革命不是想革就革得起來的,革命是逼出來的。孫中山先生講:‘革命隨便就能革起來了嗎?那是因為滿清王朝頑固不化最終鬧得天怒人怨,革命才成為正途,才成為人民必然的歷史要求。’前几年中國大陸拍了《水滸傳》這部電視劇,大家恐怕今天還記得吧?里面有一句唱詞曾經唱遍神州,就叫做‘該出手時就出手。’這個‘該’字就是被逼啊,‘就出手’就是被逼以后不得不出手,我就要出手啊。

“我們想一想,在海外和國內,那么強大的一個信仰團体,從‘反江不反共’走向了‘反江更反共’,是不是被逼出來的?是被誰逼出來的?當然是被共產党逼出來的。這說明什么?這說明任何革命契机的來臨,革命風潮的興起,人們革命心態的變化, 都不是人民要革命,而是統治者用自己反動的、頑固的手段,逼迫著人民不得不走上徹底推翻你、以徹底改革社會這樣一條明确徹底的道路。所以,我以為看完‘九評共產党’以后,我們應該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經過了一百多年了,革命也不象別人所說的都是殺人放火。雖然中國共產党革了一輩子別人的命,又豈止是殺人放火!但是,那些被它革掉命的人,又有哪一個是殺人放火的呢?這才是歷史的真實。1989年之后,在海外首先掀起的那一股推翻孫中山、否定孫中山和歌唱康有為的所謂改良潮流,就層說‘如果孫中山不革命,滿清王朝的改革開放就成功了’。如果是這樣,那就是說,今天我們還得梳著辮子、穿著馬褂走在世界現代化的大道上?可能嗎?不可能。慈禧太后在《走向共和》里的那一段話:‘愛新覺羅的江山是我的,也是你們的。’她要求的是江山姓愛新覺羅,永不變色。想一想,自從‘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毛澤東先生走上天安門以后,年复一年的年年講、月月講的話是什么話呢?就是‘無產階級鐵打的紅色江山永不變色。’可能嗎?現在都不知道變成什么色了!

“所以我認為,我們在當前對待中國問題的分析上,絕不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廂情愿去做。我們必須把我們的眼光和視角盯住了中國社會現實的變化。2004年5万8千起人民游行、示威的行動,實際上也已經在預示著:一場革命風暴真的要在改良不止的中國共產党的統治之下被推動起來、被爆發開來了!我們應該有個充分的心理准備,雖然是被逼的,但是要有思想准備。准備什么,准備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共和戰士。中國可能發生革命,我們也就應該對這個革命有所規划、有所期盼和有所制約,使得它能夠在未來共產党垮台的過程當中,使我們的祖國能夠盡快地与和平地走上一個走向共和的道路。這是我的第二個感想。”

中共是一家“馬列邪教政治集團”

“我的第三點感想:我很贊成‘九評共產党’里所說的‘共產党是邪教’。 “我剛才說了,敢說共產党是邪教的人,一定是很有膽量的人,我認為那是不容易的。可我的話是,為什么說它是一個邪教呢?或者更准确的說,馬列才是邪教,共產党是馬列在中國制造的一個“邪教政治集團”。我們很多人從小都是在共產党的教育下長大的,用今天時髦的一句話來說,‘我們都是喝共產党的狼奶長大的’。我們在過去擁護共產党的歷史中,在今天反對共產党的方式中,我們常常發現共產党的狼奶會不斷地在我們的体內發酵和起作用。要除掉它,要克制它。它怎么來的?那就是因為我們把一個德國的老人馬克思和他的戰友恩格斯奉為自己的經典之父。我們把他們所說的一切都當作經典,當成真理的化身,我們大錯特錯了!

“我們在這個錯誤的漫長歷史當中,我們忘記了自己是‘中華儿女’,而自覺和不自覺的做了‘馬列子孫’了!而我為什么要說馬列是邪教?第一,我想向大家揭示一個事實。今天是在一個大學里面,并且是在一個美國的大學里面,我想我們在座的所有的人對19世紀的歐洲都有一個基本的了解,知道當時的歐洲是在向哪里走,是怎樣從過去走向未來的。

“我想這是一個基本的常識。那就是,十九世紀的歐洲正在政治上從專制走向共和。這是事實吧?否則哪來的君主立憲下的英王國呢?哪來的歐洲諸共和國呢? 哪來的法蘭西共和國呢?哪來的俄羅斯共和國呢?這些都是十九世紀的歐洲從專制走向共和的歷史。但是我想請問大家,十九世紀的歐洲正在從專制走向民主,但1848年發表的共產党宣言它在講什么?它在講無產階級專政!

“一個要拋掉專制,走向民主;一個要講無產階級專政!1926年我們的先賢梁啟超先生說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他說什么無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專政,凡是專政都不是好東西!都不是新東西!我們的先賢講的很對啊!我在上高中的時候曾經有過一次危險的思想,我老是听說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加上我又是右派教師的儿子,是被專政的對象。那我就在想了,能夠專政別人的人,能夠把瓢把子拿在手里,決定給你吃,還是不給你吃;給你穿,還是不給你穿;叫你怎樣,你就得怎樣的人;他還是無產階級嗎?掌握了全体社會和整個國家人民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財富的一個獨裁者,他還能是無產階級嗎?!

“所以我說,十九世紀的歐洲,是從專制走向民主的一段歷史。可是,就是在十九世紀的德國產生的馬克思,他要把‘專政’面前加上一個‘無產階級’,就想把專政合理化了。那我們今天回頭想一想,光從理論上來說,它是前進還是倒退?所以說,馬克思的這個邪教,它在政治上提出了一個‘倒退的歷史要求’!它和歐洲十九世紀發展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馳!這才是歷史的真實。我姑且不論近壹佰年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不論是在俄國,還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的其它几個地方,他們的倒行逆施,他們的极度專制,他們的魚肉人民,眾所周知,就不用再一一介紹了。

“第二,大家都知道,世界走向共和,從歐美開始,十八、十九世紀的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他們不僅在政治上要求從專制走向民主,他們也在經濟上要求從封建經濟、封建權力經濟、封建行會經濟走向自由市場經濟。所以它的前提,就是“保護私有制”。沒有私有制的确立,就不能推翻封建的權力和行會的經濟。可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在說什么?馬克思的資本論說‘資本的每一個毛孔里都流動著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鮮血。’在它的旗幟上,就更是鮮明的寫著要“消滅私有制,提倡公有制”。

“我請問大家,十九世紀到今天為止的,這個人類從封建權力經濟里面解放出來,從專制權力經濟里面解放出來,而走向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的過程,就是私有化、就是私有制、或者說就是自由經濟戰胜權力經濟的過程。所以,我們這些嘗夠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之苦的中國老百姓,都應該想一想,馬克思在十九世紀所提出來的,用公有制來推翻所謂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它是順應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還是阻擋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呢?恰恰相反,它是阻擋的嘛!共產党今天搞改革開放,搞什么改革開放?它仍然是用一种權力的手段來搞它的所謂的市場經濟,那可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因為私有制并沒有真正的建立,更沒有得到真正的保護。所以,我們必需要看到,馬克思主義不僅在政治上是倒退的,在經濟上它同樣是倒退的,是反對歐洲十九世紀的經濟自由的。看清楚了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胡錦濤先生最近說北韓和古巴在政治上一向是正确的,經濟上只不過是暫時的落后。你看胡錦濤這個馬列的子孫,是多么的愚昧和無知!

“第三,更重要的,在座的都是人,我也是人。我們今天都知道什么叫人權,知道人權??就是我們做一個人所應該、所必需擁有的自身權力。那么,十九世紀的歐洲,對人是怎么看的呢?在長期的宗教統治、宗教專制、封建統治和皇權統治之下,十九世紀歐洲人民正在從人性的解放走向對人權的追求。我想這是事實吧?任何一個讀過西方史的人都會很明白的。所謂人性的解放,所謂人性的追求,就是指‘個性解放’嘛,就是指個人自由嘛!不,馬克思卻說,我們不要人性的自由和個人的自由,我們要的是階級性。他要以階級性來反制人性的解放和個人的自由。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直到今天為止,我才剛剛弄明白了一個道理。所謂‘階級性’,就是封建制度的根子,沒有階級性就沒有封建制度,有了封建制度就必然講階級性。這點我下面還會講到。封建制就是靠著等級制形成的,就是靠著階級形成的。一旦打破了這個階級,消滅了階級性,封建制就沒有它依賴的社會基礎和人文基礎了。而馬克思卻完全站在十九世紀歐洲發展的反面,企圖消滅人性,用階級性來壓迫人性,最后用党性來代替階級性。列宁的很多文章,‘無產階級的党性原則’等等,那些文章,都是在消滅個性,消滅人性。我想,凡是在中國大陸生活過半個世紀和几十年的、像我這一輩的朋友們,大家都知道,人性和個性在共產党的統治下,已經被壓迫到、扭曲到何等凄慘的地步了!

“第四,在十九世紀歐洲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過渡過程中,歐洲的整個文化都是走在一個多元化的發展大道上。這點我毋需多加說明。形形色色的思想文化派別,在十九世紀的歐洲開始蓬蓬勃勃的發展起來了。可是,馬克思主義講什么呢?講以一元論來反對多元論。所以,在所有遵從馬克思這個邪教教義的國家和社會里面,是無多元化可言的。列宁的那一篇‘党的組織和党的文學’,就說明了連文學也必需做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這架机器上的螺絲釘。

“据此,我們就可以說,在十九世紀歐洲從專制走向民主共和的過程當中,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們,在政治上用專制來倒退民主,在經濟上用公有制來打擊私有制,在人性上以階級性來消滅個性,在文化上以一元化、獨裁化來消滅多元化。這樣的一個主義,它還是先進的嗎?它是十足的十九世紀產生的邪教。今天的中國共產党,胡錦濤先生,在中國大陸還要提倡什么‘保持共產党先進性’這樣一种所謂的教育,我請問,你先進在哪里,你的祖宗就是邪的嘛,你能先進得起來嗎?

“在我們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個主張歷史倒退的邪教的時候,在我們批判共產党是一家邪教政治集團的時候,我們必需要意識到,這個非但不是先進、而且是极端反動的思想,它還有兩個非常邪惡的東西。一個東西,那就是:它有一個非常邪惡的政治理論鏈條。什么政治理論鏈條?就是“暴力革命、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列宁說過,只承認階級斗爭而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還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暴力革命自古有之,不是馬克思發明的。階級斗爭是英國的社會主義者首先提出來的,也不是馬克思發明的。可是馬克思發明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它的發明之所以更危險,就是因為她用近代的社會科學,將暴力革命、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三個東西鏈接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可怕的、邪惡的理論鏈條,以達到要用暴力革命來制造階級斗爭,更要用暴力專政和制造階級斗爭來捍衛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說,用這三個東西的鏈條來奪取政權,用這三個東西的鏈條來鞏固政權。至于毛澤東所說的,階級斗爭是可以調節的,階級斗爭是可以制造的。也就是說,他可以叫它大它就大,叫它小它就小。雖然原話是列宁說的。所以‘九評’里面說的好,共產党就是由用殺人來奪取政權,更用殺人來維護統治。這就是共產党政治理論的根本。我們必需對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另一個東西是,這個號稱是暴力革命、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政治鏈條,它是建立在“革命的名義”之上的。我們這一代人,都看過一部俄國影片,叫‘以革命的名義’。我們當時怀著多么崇敬的心情去看待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俄國的革命領袖列宁啊!在‘革命的名義下’,那是多么的光榮啊!可是在慘淡的數十個春秋之后,我們才發現,在‘革命的名義下’,撒謊、欺騙、殺人什么坏事都可以做盡。‘革命的名義’啊!在‘革命的名義下’干坏事,在‘革命的名義下’推倒真正的革命成果,在‘革命的名義下’复辟反動的專制統治,建立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中國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革命的名義下’實行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實現過的教政合一式的极端黑暗統治。馬克思主義者們,就是這樣一种反歐洲進步、反人類進步的思想, 在中國的大地上,在我們中華民族儿女的大地上,實現了專制制度的复辟,實現了現在的党組專制統治,實現了几千年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教政合一的极端黑暗統治??那個被‘蘇化了的歐洲中世紀的教政合一統治’。

“我們只有認清了這些東西,我們才能從根本上,不論是在文化上,是在政治上,還是在思想上、經濟上和其它各個領域,就象‘九評共產党’已經表現出的那樣,徹底的認清這一家馬列邪教,徹底的認清共產党這一家邪教政治集團對我們民族、國家、人民已經造成的巨大歷史傷害。徹底明白“不是我們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我們中華”這樣一個根本的道理!我們才能真正地在未來,在天亮先生說的那個大崩潰開始之后,在賀賓先生說的那個大崩潰就要來臨的時候,更在推倒共產專制統治的艱難過程之中,去重建我們的共和,去重新推動我們民族的進步和發展。

“明白這些道理非常重要。因為不可否認的是,在我們中國大陸,特別是在中國大陸我這一輩人當中和下一輩人當中,存在著在思想上吐不盡狼奶的几代人。在他們的身上,以為馬克思主義是一部好經,是中國共產党把它念歪了。我告訴你,經就是坏的,不是共產党把它念歪了。共產党作為一個邪教政治集團,是忠實履行了馬克思主義的邪教要求,才在我們中國造成了這樣一個曠古未有的巨大災難。“我們也只有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就再也不會為這個邪教所蠱惑,我們就能從這個邪教的魔爪里把自己首先解放出來,然后才可能談到解放自己的民族和民族文化。這是我的第三點感想。”

中共反民族歷史、反民族進步、反民族團結
“我的第四點感想:我很欣賞‘九評’里面有這么一篇文章,說共產党破坏民族文化。這与我也可以說是不謀而合。“几年前我在《黃花崗》雜志連續發表了一篇文章叫《驅逐馬列,恢复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我是怎么認識的呢?共產党破坏民族文化,這已經是事實。稍微有點年紀的朋友都知道它是怎樣‘破四舊’的,它是怎樣‘反封建’的,它是怎樣干過种种破坏我們民族文化的史無前例罪行的。可是我想問一句,共產党為什么要破坏我們的民族文化?這才是根子;它是怎樣做到破坏我們的民族文化的?這才是歷史。那個沒有祖國、沒有祖宗,也不要祖國,也不要祖宗的中國共產党,它從根子上就是反民族的。它的80多年的行徑就是反民族的。

“我簡單的介紹一下它是從哪几個方面去反民族的。第一,它反民族歷史。為此,我必須要介紹一下馬克思的生活環境。我舉這么一個簡單的例子給大家听。英國從公元1295年召開第一次國會,史稱“模范國會”,英國才開始從封建制慢慢地向君主制過渡,其間僅僅是不到五百年的時間,就爆發了第一次共和革命,即清教徒革命。因此,英國封建制在一個相當漫長的時間里面是非常地影響深遠的。我們今天所講的英國紳士派頭,實際上是英國封建社會的一种生活派頭給歷史留下的一點風范和影響。

“第二,法國。法國從公元1302年召開第一次三級會議,用收買的辦法,把封建的問題解決了,使法國成了一個君主專制國家。可是,三百多年而已,法國開始推行了改革開放,緊接著爆發了共和革命,推翻了君主專制王朝。所以在法國大家可以感覺到一個明顯的東西,貴族、僧侶的地位和特權是十分的高的。為什么?那是因為法國的國王用特權收買了貴族和僧侶,然后才開始了行使自己的君主專制統治,將法國的封建制度悄悄的給掩埋了。

“第三,我們再看看俄國。俄國從十五世紀中葉才開始走向了一個君主管理的國家,也就是實行了君主帝制,出現了沙皇。可是一直到1861年俄國發生農奴制改革,其間三百多年的歷程當中,俄國實際上是君主王權和農村封建制緊密結合的。我們看過很多俄羅斯的文學作品,大家都知道,俄國是一個農奴制的國家。什么叫農奴制?農奴制就是農村封建制。1861年沙皇亞力山大二世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當中,終于作出了一件政治改革的舉措。這個舉措就是解放農奴。請記住這個年頭1861年,俄國的農奴制才正式結束。那就是說,在俄羅斯的民族歷史上,封建制的影響是相當根深蒂固的。

“我最后再舉一個例子,那就是德國。德國從11世紀才開始封建化的過程。一直到十九世紀即1871年1月18日才建立了第二帝國。我建議大家進行一個年代的比較:一方面,德國的封建制度長達八百年,從十一世紀的中葉到十九世紀的1871年帝國的真正產生,德國才走向統一,君主制才得以确立。我再提醒大家1848年,馬克思就發表了‘共產党宣言’。大家想一想,為什么在共產党宣言里面,或者說,馬克思在它的所有經典文獻里面都拼命的要反封建呢?因為馬克思在發表共產党宣言的時候,整個德意志還是一個封建的國家,一個封建等級森嚴的民族。是一個遠遠沒有得到統一的分裂的國家。那個小小的德國,當年的封建政權就達到八百多個。比我們春秋戰國的時候還多得太多。所以馬克思才要反封建。

“我講到現在,不是在掉書袋子,我想向大家說明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可以使我們感到驕傲,也可以使我們感到,中國的馬列子孫對自己祖宗和歷史的無知。為什么?大家都知道,中國的大周朝,前后八百年,前三百年是封建化的前期,就是建立封建制度的時期,叫西周。它的第二段,是封建制鞏固和腐化的時期,史稱春秋時期,時長二百五十年。它的第三階段叫戰國時期,那是封建制走向瓦解、平民制開始興起的時候。整個大周一朝八百年,經過了封建制度興起、鞏固、腐敗和走向瓦解的過程。我們做一個比較。我們的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推倒封建制度是在公元前209年。也就是說在兩千二百多年前,中國的封建制度已經被秦始皇推倒了!這就是說,中國人早就反過封建了,而且我們反封建已經是兩千多年的歷史了。其間,從秦始皇公元前209年開始,到漢代開國直至漢武帝,總共用了九十三年的時間,終于徹底的廢除了封建貴族制度,确立了君主專制制度,也就是君主帝制,建立了一個有君主的平民政治制度。

“所以,生活在德國的那個馬克思、恩格斯,當他們生活在封建統治之下的時候,他們高喊著反封建也許沒有錯。在馬克思主義的共產党宣言和所有的著作里面,傾注了反封建的要求,也許沒有錯。因為在英國、法國、德國和其它一些國家,也就是整個歐洲封建化結束的時間,實在是太接近現代了,所以講反封建和封建遺留的文化,應該說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馬克思把在德國和在歐洲反封建的要求,變成了一條所謂的歷史規律,要求全人類都要和他一起去反封建,更把迄今為止的整個人類的歷史,都說成是封建的歷史,甚至作成他那個邪教的經典式教條,就大錯特錯了!而也正是根据他的所謂的反封建要求,中國共產党才會在中國拼命的喊反封建,并且在反封建的前提下誣蔑祖宗、焚燒祖宗、批判祖宗、否定祖宗,把我們的所有文化都歸結于封建文化,把所有的思想和信仰都歸結為封建的思想和信仰。卻把我們在封建制推倒以后的兩千多年优秀文化發展一概否定,這難道是中華儿女所當為嗎?不。它恰恰是一個無知馬列子孫的反動行為。因為它根本不了解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因為他們死了是要向馬克思去報到的嘛!而他們卻不會向孫中山、向我們的秦皇漢武去報到的嘛,對吧?那么好,我們在明白了這個根本道理以后,我們就可以認識到,由馬列邪教在中國所制造的這一家邪教政治集團,它不懂自己的祖宗,也不懂自己的民族,卻以反封建為名,企圖扼殺、閹割、甚至埋葬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這對任何一個中華儿女,不論在國內國外,如果你明白了這個道理,那都是不能夠不感到痛心的。

“第二,它反民族進步。我剛才講它反民族歷史,我現在講它反民族進步。我們中國自秦始皇公元前209年建立起秦朝,然后大漢繼之,前后兩千多年君主帝制,一直到宋朝之前,中國可不是一點沒有民主啊!我今天來不及講這個問題了。我們是因為北宋之后儒家政治學術的异化和兩次外族入侵,再加上明代皇帝朱元璋廢宰相即等于廢政府以強化皇權,才造成七百年間中國專制統治的強化。可是,到了壹佰多年前,當我們中國面臨著1840年以后的狀況,面臨著列強的入侵和掠奪,面對著內患不止這樣一個狀況,中國人民終于開始覺醒了。覺醒什么?就是我們該變變制度了。我們的君主帝制已經兩千多年了,它衰老了,它落后了,它開始受欺負了,我們要改變它。所以,中國也要共和革命,孫中山才應運而生。中國才有了自己的共和理論,發生了自己的共和革命,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我必需聲明的是,在我今天講到中華民國的時候,在我的心里面卻是另一個、就是包括外蒙古在內的、真正共和的大中華民國,而不是今天那個假中華民國,和那個所謂的小中華民國,那個正在企圖走出中國、分裂中國的所謂中華民國。我必需聲明這一點。

“這說明什么?說明我們的民族在進步啊!我們已經知道我們的帝制已經太老了,我們需要順應時代的要求,改變自己的專制制度,迎頭赶上建立共和啊!大中華民國創建之后,中國從沒有國會到有了國會,從沒有法制到有了法制,從人民沒有新聞出版自由到都有了這些自由大家看看電視劇‘走向共和’吧!那一幅幅動人的畫面,將辛亥革命之后中國人民那种享受民主自由共和的狀態表現的是多么的叫人感到興奮和感慨啊!

“可是根据馬列邪教的理論,中國的辛亥革命卻是‘資產階級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推倒的革命。根据馬列邪教的要求,中華民國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是必須推翻和顛覆的共和國。列宁在馬教的指引下,背叛俄國二月民主革命,創立了所謂的共產俄國。然后以它為中心點,試圖在全世界發動共產革命,并把它的第一個著眼點投向了北京。他有一句名言,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听說過, 列宁說‘到歐洲去的捷徑是經過北京和加爾格達’。你看,莫斯科就在歐洲,它要進攻歐洲,它要繞到北京,再經過加爾格達,再去進攻歐洲。說明了什么?它無非是繼承了沙皇俄國對我中華大地的那一片野心嘛。

“所以,站在理論上,站在實踐上,站在新沙皇列宁、斯大林的立場上,他們就是一定要推翻中華民國,一定要顛覆大中華民國的,推翻我們的孫中山先生和他的中國共和革命所建立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這叫什么,這是在推動中國走向進步嗎?在推動我們的民族走向未來嗎?不。它想把爆發了共和革命的中國拉回到專制复辟的陳舊軌道上去,就是在反我們民族的進步,結果自然是十分的可悲的。

“它反我們民族進步的第二個要害,就是1949年之后,他把馬克思主義奉為經典,它把西方真正的人民進步當作資產階級的精神污染,它把我們民族中优秀的文化全部都打成封建的文化,它使我們的人民既不了解祖宗和歷史,也不了解西方真正的文明進步是什么。它把我們的思想、包括我們的身体死死封擋在太平洋的東岸,讓我們中國人不能了解和繼承到我們先人的共和成就,和這個世界真正自由民主的成果,這才是我們民族最大的悲哀。而且,在1949年之后,它真的反成了。中共從到1949年篡國,到至今的這五十多年歷史當中,我們只需要拿這個世界的進步和我們中華民族的倒退進行對比,說馬列邪教在中國建立的這一家邪教政治集團,反我們的民族進步,難道還有什么可以說是不對的地方嗎?”

我剛才講了共產党反民族歷史和反民族進步,現在我要講共產党反對我們的民族團結。”歷史的事實是:共產党反對中華民族成為一個民主的、自由的、和高度統一的真正的共和國。1921年中國共產党建立的時候,它的宣言上就說,‘中國的少數民族都可以脫离中國加入世界上某個先進的民主聯邦’。哪一個先進的‘民主’聯邦啊?就是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嘛,就是前蘇聯。1925年李大釗在莫斯科發表講話時就說,‘我們贊成外蒙古從中國獨立出去,我們贊成蘇聯在外蒙古駐兵’。外蒙古就是被共產党蘇聯策反和侵占才所謂地‘獨立’了的。

“1928年,中國共產党在上海霞飛路,就是今天的淮海中路的一家照像館的樓上開了一個會,正式把中國共產党對台灣問題的‘三大主張’提了出來。大家記住,1928年4月15日,上海霞飛路一家照像館的二樓上。什么三大主張?就是‘台灣民主、台灣革命、台灣獨立’。台獨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可以說,台獨從生下來的那一天起,就和中國共產党是母子關系啊。因為中國共產党有一句話告訴台獨,“按照無產階級革命的民族主義理論,就一定能夠制造出一個台灣民族來”。這就是中國共產党第一次在實際上分裂我們中華民族。

“1928年,斯大林出錢出力,讓中國共產党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在這個代表大會上,你知道中國共產党又發表了一個什么宣言嗎?它說,‘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和地區,如果不能脫离中國,中國就永遠不能統一’。想一想今天台獨勢力所說的那些分裂中國的話,和‘承認中華不承認中國’的那些話,都是從這里來的。

“1931年,日本人剛剛侵占了我國的東三省(9月18日侵占), 9月20日共產國際就發來命令,要抓住日本侵略中國的大好時机,在全中國發動暴動。兩個月以后,蘇聯的國慶節??11月7日,共產党又在中國的江西瑞金,建立了所謂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請問,按照中文的字面意思,你們懂得什么叫‘蘇維埃’嗎?蘇維埃是俄語SOVIET的譯音。中國哪里有什么‘蘇維埃’嘛!‘蘇維埃’是什么嘛!?可是直到今天為止,在中國共產党建立的那個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里,仍然把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捧得高高的啊!實際上,中共就是在外族外敵侵略我中華民族的時候,分裂中國、制造兩個中國。并且,就在1931年這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創建之時所發布的‘憲法’第十四條上,竟明确地說,‘中國境內所有的少數民族和地區,都有脫离中國、重建一個獨立國家的權力’。請大家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第14條’。台獨是和中國共產革命相息相生的,中國共產党就是台獨的制造者。

“1997年我在多倫多大學講演的時候,曾談到這個問題,下面一個老先生感到非常不安。在我講完以后,他偷偷的把我拉到一邊。他說,你怎么也知道台灣二.二八中共指導委員會啊?我說我知道啊,我說我也知道你也是二.二八中共指導委員會的一個委員啊。他說,‘你千万不要說,千万不要說啊!’

“由于日本的鎮壓,這個共產革命的台獨沒有形成气候。可是到了六、七十年代,當中國共產党在中國大陸已經推翻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大中華民國之后,當中國共產党在中國大陸已經推倒了那個曾經捍衛過共和的中國國民党之后(我必需聲明我講的中國國民党与今天的國民党不是一回事),在台灣出現了一股台獨,目的就是要配合中共‘解放’台灣,在內部顛覆中華民國台灣台北政權。這股台獨叫什么台獨啊,就叫‘社會主義台獨’。台灣中央研究院大名鼎鼎的院長李遠哲先生,在1996年、1999年兩次發表談話‘挺扁’時都說,‘我們早期台獨人士都是社會主義者,我們跟共產党才最接近’。

“許信良闖關你們知道是誰派的嗎?是共產党用804炮艇把他送過海峽中線,然后讓他去闖關、做民主秀的。70年代在海外,台獨勢力的主要資源都來自于中國共產党。海外台獨的主要領袖人物不但是馬克思主義者,還不斷的、連續的回大陸、回北京受訓。大家不要天真的認為台獨非我族類,台獨是我族類,但是它更屬于共產党這一‘馬列党族’之類!即便在美國的許許多多如我這個年齡以上的台獨人士,他們都自稱曾是一個光榮的馬克思列宁主義者。今天,共產党不過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它生下了台獨又培養了台獨,今天台獨長大了,終于要‘走出中國’了,他們不想做中國人了。可是,他們還是在和共產党一唱一和啊。大家不要以為,共產党今天高舉著所謂的民族主義的大旗在反對台獨,那不是要統一,是要統戰!這是我們中國大陸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不要以為极端台獨勢力今天在反共,不!它是在反華!這才是台獨的真相。

“作為一個中國人,中華民族的子孫,中華儿女,必需堅定地反對共產党,反對和共產党有著千絲万縷聯系的反華台獨勢力。我這樣說,并不是我不理解台灣大多數人民不愿意被中共專制一統。對此,我不但同情而且理解。但是我不能容忍那种象共產党一樣的台獨勢力,秉承著共產党人的那种反民族文化傳統,來否定我們的民族、誣蔑我們的民族,來否定我們中國人民的愛國言行和一切言行。這是不容許的。我們只能全心全意地做中華儿,不能做任何形式的馬列子孫。“綜上所述,我才會說中國共產党,它是一個反民族歷史的党,它是一個反民族進步的党,它是一個反民族團結和破坏國家統一的党。

“朋友們,我最后要說的一句話就是,就我對歷史的粗淺理解,在我的對歷史的感受之中,我一向認為,我們應該有自己堅定的信仰。可是,我們一方面要有自己堅定的信仰,我們一方面也可以象許許多多共和國有信仰的人民一樣,為了自己的民族和國家,做一個大無畏的和負責任的共和戰士。”

主持人:觀眾朋友們,《透視中國》節目到這里就要結束了,在下次《透視中國》的《“九評共產党”研討會紀實》節目中,我們將繼續為您介紹在章天亮先生和賀賓先生在賓州大學“九評共產党”研討會上的演講,以及三位專家答听眾提問的精彩片斷。請您注意收看。好,觀眾朋友們,感謝您收看《透視中國》節目,我們下次節目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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