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4日訊】在世界文明國家中,民間議政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國會,在報刊,在電視,在飯館,在街頭,在院子裡,人們對國家大事小事,自由議論,無人干涉禁止. 中國有人說,這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我看不能這樣武斷. 它使我想起國民黨統治垮臺前到處貼的禁令「莫談國事」. 這是國民黨亡黨的一個重要原因. 現在60歲以下的人都沒有這種親身體會.
中國常常自誇是最先進最民主的國家,但是如果不許民間議政,禁止人民提出和領導不完全相同的政見,這很難說是民主先進,而只能說是落後倒退,令人擔憂. 我們的執政者根據人民民主專政理論壓制人民議政的事例,不勝枚舉,這一兩年,更加頻繁. 舉個最近的例子吧. 「權力制衡,三權分立」的問題,在全世界到處都可隨便議論,唯獨在中國成為禁區,連提出討論一下都要被警告,受懲罰. 有的報刊雜誌登載了這種文章,受到當局「黃牌警告」,有的編輯部甚至被撤職改組. 寫文章提議討論「三權分立」的人包括年逾古稀大家尊敬的老一輩革命家任仲夷等. 中國公民有權瞭解,這類決定是怎麼作出的,是根據哪條法律.
中國人命苦,幾千年來,不是在這種專政,就是在那種專政下死過去的或活過來的,很少不受專政之苦的日子. 解放後中國說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半個世紀的實踐表明,我們專政的經驗和教訓很多,民主的經驗和知識甚少,有意無意地因襲了皇權專政,其標誌是黨權高於一切,進而蛻變為個人獨裁. 相比之下,民權民主相形見絀. 現在,好不容易挨到一個比較年輕而受過現代文明教育的領導班子,理所當然地希望討論一下有沒有更好的治國辦法,使人民不再受過度集權而不受監督的專政之苦. 看來,這樣一點點希望也不容樂觀.
為甚麼中國的民主進程如此艱難,在有些方面至今還停留在國民黨「莫談國事」的水平呢? 我想坦率地說說我的看法,儘管忠言逆耳,要冒政治風險,至少被斥之為「政治噪音」。
首先,中國當局本來就認為言論自由概念屬資產階級範疇,明文規定輿論媒體是黨的工具. 這種把有思維的人群貶成「工具」的極左理論,大可探討,遠非天經地義. 這是一個需要展開討論的專題,這裡只能簡單提提. 在等級森嚴的中國,黨政機關和新聞媒體雖然是上下級關係,但也應該看到,它們在憲法指導下同樣為國家和人民服務,大家都是人民公僕,在法律或真理面前,理應平等,只是社會職能,具體任務,服務對像,活動方式等等不盡相同,應該分工協作,互相尊重,相輔相成. 除黨報外,報刊媒體代表不了黨或政府. 一般來說,新聞媒介更能深入實際,貼近人民,有責任如實和迅速地反映信息情況和自己的分析看法,為整個社會服務. 除特殊情況外（如處理機密材料）,這些信息應屬人民公產,不應被人封鎖壟斷. 把新聞媒體由黨政領導單純地當作工具使用和佔有將妨礙前者發揮其能動性和向人民充分提供信息加快國家現代化的重大作用,並將嚴重削弱新聞媒介對黨政領導的批評監督. 我國目前濫用職權貪污腐化在各級領導機構的氾濫成災說明新聞媒介遠未充分發揮它獨立的不可替代的批評,揭露和監督的威力.
問題是我國從皇權時代起,向來不相信人民,而且害怕群眾. 現在雖然憲法寫上人民有言論自由,實際上只有黨領導有言論自由,由黨決定甚麼可以說,甚麼不許說,甚麼可以討論,甚麼不許討論. 官方三令五申,必需同黨中央保持一致. 如果這是要求全黨全民按黨的指示,只許有一種聲音發表意見,這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請想想,十三億人民在這個多元化的信息時代怎麼可能對錯綜複雜瞬息萬變的客觀世界只有一種意見,除非用專政手段,強求一致. 由於多年來成萬成萬的人發表了不同意見而吃了大虧,大家只好隨聲附和,但求無過,多數時候,寧可保持沉默,除非強迫表態. 「三權分立」屬上層建築問題,下層的老百姓當然更不敢問津. 我想,這大概是很多中國人的心態,包括本人在內. 領導規定不讓討論的問題很多,這幾年,老百姓對「民主,自由」等字眼都不大敢說,一說就有親西方嫌疑,甚至被指控是受內外敵對勢力指使,似乎中國老百姓流血流汗奮鬥了一二百年還不知「自由民主」為何物而需要西方敵對勢力教唆或不成熟的年輕人來教訓.
儘管冒著政治風險,許多知識份子和為國為民為黨付出了自己一切的老幹部,關心國家的命運,感到也許有說一點話的自由. 他們認為中國黨的領導權力實在太大,過分集中,黨政軍民,立法,司法,行政,到經濟,文化,教育,思想,一手包辦. 這種包攬一切的絕對權力難免導致濫用職權,包括政治上專制獨裁,經濟上腐化貪污. 它使人想起「四人幫」對人民實行「全面專政」的暴政時代. 由於黨權高於一切,特別是高級領導,上無檢查監督,下無輿論檢舉批評,這種情勢任其發展,貽害無窮. 鄧小平在1980的講話中就曾指出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實行,容易造成個人專斷. 他認為過去的總病根在權力過分集中. 他的這個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選第二卷）經政治局討論通過.
這樣的問題,涉及全國全民,從來沒有在全國討論過. 領導責無旁貸應該組織討論,廣泛徵求意見. 在研究探索的過程中,即令黨領導認為有些意見是錯誤的,首先也應虛心聽取,擺事實,講道理,不應扣帽子,以勢壓人,似乎有權就有真理. 其實,許多人也並不認為歐美國家實行的立法,司法,行政相對獨立,分工合作,互相制衡的具體做法,可以在中國完全照搬,但他門認為這些國家總有一些有用的正面和反面的經驗,可供借鑒,至少可以討論一下. 這種意見.我看沒有錯,當局不必那麼緊張失措.
舉例說吧. 中國共產黨中央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關係不清不楚,就是一個早就需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討論的問題. 憲法規定,人大是中國最高權力機關,而實際上黨是它更高的領導. 一切重大問題都是黨作決定,人大聽命. 我當過全國人大代表,深有體會. 這很不合理,也不合法. 人大代表13億人民,黨中央代表6千多萬黨員. 如通過民主投票,我相信大多數人民希望按民主原則,人大應該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最高權力機構. 黨如何發揮領導作用是一種更高級的政治藝術,決不是靠行政命令.
這類問題是比較複雜難辦,關心國事的人更感到需要參考外國經驗,共同討論研究. 孰知語音未落,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帽子從天而降,膽敢發表這種「噪音」的編輯文人,紛紛落馬. 我懷疑拿棍子的打手不見得對事物制衡的理論在社會生活中的運用有多少研究. 本人自慚形穢,也沒有多少研究. 從常識判斷,宇宙一切事物都有相互制約平衡的規律. 桌子至少要三條腿才不會倒,生態失去平衡就要鬧災荒,治國之道難道不需要考慮各方面關係的制約平衡嗎? 我很想從座談會或報刊上瞭解他人高見,長長見識,對自己,對國家,都大有益處. 有這種求知慾望的人不少. 現在看來,我們這點小小的希望也要落空. 原來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凡是中央不願意聽或不敢討論的問題概屬資產階級自由化,絕不容許人民過問. 我在想,如過討論這個問題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越軌行動,那末,現在正在全國推行的市場經濟難道不是從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引進的更大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嗎? 它並沒有改變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 可見資產階級自由化乃防民之口的得心應手的專政法寶,屢試不爽,但中國人對此已經習以為常,而且對那種沒有事實和法律根據的慾加之罪,開始學會依法保護自己.
我常常追問自己,我們領導為甚麼對運用物理事物相互制衡的原理來調整國家執政部門的相互關係的方法堅持譴責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為甚麼在外國做得比我們好一點的方法提都不許提? 想來想去,我看關鍵是一個權字. 的確,權是無價之寶,特別是大國之權,包羅萬象,我們黨最怕的是一黨專政的大權由於兩權或三權分立而被人分享. 這對我們黨,不管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是一個嚴重的挑戰. 作為一個對人民負責的政黨,尤其是執政黨,不能迴避. 越是重大的問題,越應該廣泛徵求人民的意見,組織深入的研究討論,追求真理,無私無畏,忙設禁區,不是出路.
還有一點. 我猜想我們的領導對三權分立的建議反對如此堅決是因為鄧小平對這個建議表示過反對. 但我沒有聽見他提出充分的理由為甚麼討論研究一下聽聽大家的意見都不行. 我們的後繼者對前人的話不應當不加分析句句照搬,似乎一句管一萬年. 我們在鄧小平,胡耀邦的領導下,好不容易解除了「兩個凡是」的緊箍咒. 我相信強調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鄧小平同志不會願意又給人們套上另一個「新凡是」.
歷史把我們黨推上了全國執政黨的地位. 但歷史正如大江東去,並不注定我們黨永遠執政.老實說,把黨永遠執政的條款寫入法律是不科學不民主,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作為共產黨員,我希望我們黨能比較長期執政,但應以民為本,而不是以權為本,主要靠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實事求是,尊重民意, 如果人民認為權力適當分散,相互制約監督,於國於民有利,我們黨沒有理由反對,更沒有道義和法律依據,為了維護至高無上的黨權,濫用領導權力,連發表點文章討論討論都要追究.
我國在經濟改革開放方面已取得明顯成就,但在政治改革開放方面裹足不前,甚至畏縮後退. 這不能不引起國人的擔憂. 許多人有話想說,但出於明顯的原因.不敢多說. 這種不祥的沉默反映了封建統治的中國特點而看不到多少社會主義的宏偉氣度,發人深省.
在我結束這篇不知道為甚在我國不能發表的小文時,我想借用古人的話表達我內心的矛盾: 吾愛吾黨,吾更愛真理.
彭 迪 2005-3-1
（作者是新華社的老記者，曾任國際部主任、美國分社社長、新華社編委）（3/3/2005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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