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4日讯】在世界文明国家中,民间议政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国会,在报刊,在电视,在饭馆,在街头,在院子里,人们对国家大事小事,自由议论,无人干涉禁止. 中国有人说,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看不能这样武断. 它使我想起国民党统治垮台前到处贴的禁令“莫谈国事”. 这是国民党亡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60岁以下的人都没有这种亲身体会.
中国常常自夸是最先进最民主的国家,但是如果不许民间议政,禁止人民提出和领导不完全相同的政见,这很难说是民主先进,而只能说是落后倒退,令人担忧. 我们的执政者根据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压制人民议政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一两年,更加频繁. 举个最近的例子吧. “权力制衡,三权分立”的问题,在全世界到处都可随便议论,唯独在中国成为禁区,连提出讨论一下都要被警告,受惩罚. 有的报刊杂志登载了这种文章,受到当局“黄牌警告”,有的编辑部甚至被撤职改组. 写文章提议讨论“三权分立”的人包括年逾古稀大家尊敬的老一辈革命家任仲夷等. 中国公民有权了解,这类决定是怎么作出的,是根据哪条法律.
中国人命苦,几千年来,不是在这种专政,就是在那种专政下死过去的或活过来的,很少不受专政之苦的日子. 解放后中国说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半个世纪的实践表明,我们专政的经验和教训很多,民主的经验和知识甚少,有意无意地因袭了皇权专政,其标志是党权高于一切,进而蜕变为个人独裁. 相比之下,民权民主相形见绌. 现在,好不容易挨到一个比较年轻而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领导班子,理所当然地希望讨论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治国办法,使人民不再受过度集权而不受监督的专政之苦. 看来,这样一点点希望也不容乐观.
为什么中国的民主进程如此艰难,在有些方面至今还停留在国民党“莫谈国事”的水平呢? 我想坦率地说说我的看法,尽管忠言逆耳,要冒政治风险,至少被斥之为“政治噪音”。
首先,中国当局本来就认为言论自由概念属资产阶级范畴,明文规定舆论媒体是党的工具. 这种把有思维的人群贬成“工具”的极左理论,大可探讨,远非天经地义. 这是一个需要展开讨论的专题,这里只能简单提提. 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党政机关和新闻媒体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也应该看到,它们在宪法指导下同样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大家都是人民公仆,在法律或真理面前,理应平等,只是社会职能,具体任务,服务对像,活动方式等等不尽相同,应该分工协作,互相尊重,相辅相成. 除党报外,报刊媒体代表不了党或政府. 一般来说,新闻媒介更能深入实际,贴近人民,有责任如实和迅速地反映信息情况和自己的分析看法,为整个社会服务. 除特殊情况外（如处理机密材料）,这些信息应属人民公产,不应被人封锁垄断. 把新闻媒体由党政领导单纯地当作工具使用和占有将妨碍前者发挥其能动性和向人民充分提供信息加快国家现代化的重大作用,并将严重削弱新闻媒介对党政领导的批评监督. 我国目前滥用职权贪污腐化在各级领导机构的泛滥成灾说明新闻媒介远未充分发挥它独立的不可替代的批评,揭露和监督的威力.
问题是我国从皇权时代起,向来不相信人民,而且害怕群众. 现在虽然宪法写上人民有言论自由,实际上只有党领导有言论自由,由党决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许说,什么可以讨论,什么不许讨论. 官方三令五申,必需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如果这是要求全党全民按党的指示,只许有一种声音发表意见,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请想想,十三亿人民在这个多元化的信息时代怎么可能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客观世界只有一种意见,除非用专政手段,强求一致. 由于多年来成万成万的人发表了不同意见而吃了大亏,大家只好随声附和,但求无过,多数时候,宁可保持沉默,除非强迫表态. “三权分立”属上层建筑问题,下层的老百姓当然更不敢问津. 我想,这大概是很多中国人的心态,包括本人在内. 领导规定不让讨论的问题很多,这几年,老百姓对“民主,自由”等字眼都不大敢说,一说就有亲西方嫌疑,甚至被指控是受内外敌对势力指使,似乎中国老百姓流血流汗奋斗了一二百年还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而需要西方敌对势力教唆或不成熟的年轻人来教训.
尽管冒着政治风险,许多知识份子和为国为民为党付出了自己一切的老干部,关心国家的命运,感到也许有说一点话的自由. 他们认为中国党的领导权力实在太大,过分集中,党政军民,立法,司法,行政,到经济,文化,教育,思想,一手包办. 这种包揽一切的绝对权力难免导致滥用职权,包括政治上专制独裁,经济上腐化贪污. 它使人想起“四人帮”对人民实行“全面专政”的暴政时代. 由于党权高于一切,特别是高级领导,上无检查监督,下无舆论检举批评,这种情势任其发展,贻害无穷. 邓小平在1980的讲话中就曾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实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 他认为过去的总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 他的这个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选第二卷）经政治局讨论通过.
这样的问题,涉及全国全民,从来没有在全国讨论过. 领导责无旁贷应该组织讨论,广泛征求意见. 在研究探索的过程中,即令党领导认为有些意见是错误的,首先也应虚心听取,摆事实,讲道理,不应扣帽子,以势压人,似乎有权就有真理. 其实,许多人也并不认为欧美国家实行的立法,司法,行政相对独立,分工合作,互相制衡的具体做法,可以在中国完全照搬,但他门认为这些国家总有一些有用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可供借鉴,至少可以讨论一下. 这种意见.我看没有错,当局不必那么紧张失措.
举例说吧.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不清不楚,就是一个早就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讨论的问题. 宪法规定,人大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而实际上党是它更高的领导. 一切重大问题都是党作决定,人大听命. 我当过全国人大代表,深有体会. 这很不合理,也不合法. 人大代表13亿人民,党中央代表6千多万党员. 如通过民主投票,我相信大多数人民希望按民主原则,人大应该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党如何发挥领导作用是一种更高级的政治艺术,决不是靠行政命令.
这类问题是比较复杂难办,关心国事的人更感到需要参考外国经验,共同讨论研究. 孰知语音未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帽子从天而降,胆敢发表这种“噪音”的编辑文人,纷纷落马. 我怀疑拿棍子的打手不见得对事物制衡的理论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有多少研究. 本人自惭形秽,也没有多少研究. 从常识判断,宇宙一切事物都有相互制约平衡的规律. 桌子至少要三条腿才不会倒,生态失去平衡就要闹灾荒,治国之道难道不需要考虑各方面关系的制约平衡吗? 我很想从座谈会或报刊上了解他人高见,长长见识,对自己,对国家,都大有益处. 有这种求知欲望的人不少. 现在看来,我们这点小小的希望也要落空. 原来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凡是中央不愿意听或不敢讨论的问题概属资产阶级自由化,绝不容许人民过问. 我在想,如过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越轨行动,那末,现在正在全国推行的市场经济难道不是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引进的更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吗? 它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 可见资产阶级自由化乃防民之口的得心应手的专政法宝,屡试不爽,但中国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而且对那种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的欲加之罪,开始学会依法保护自己.
我常常追问自己,我们领导为什么对运用物理事物相互制衡的原理来调整国家执政部门的相互关系的方法坚持谴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为什么在外国做得比我们好一点的方法提都不许提? 想来想去,我看关键是一个权字. 的确,权是无价之宝,特别是大国之权,包罗万象,我们党最怕的是一党专政的大权由于两权或三权分立而被人分享. 这对我们党,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不能回避. 越是重大的问题,越应该广泛征求人民的意见,组织深入的研究讨论,追求真理,无私无畏,忙设禁区,不是出路.
还有一点. 我猜想我们的领导对三权分立的建议反对如此坚决是因为邓小平对这个建议表示过反对. 但我没有听见他提出充分的理由为什么讨论研究一下听听大家的意见都不行. 我们的后继者对前人的话不应当不加分析句句照搬,似乎一句管一万年. 我们在邓小平,胡耀邦的领导下,好不容易解除了“两个凡是”的紧箍咒. 我相信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邓小平同志不会愿意又给人们套上另一个“新凡是”.
历史把我们党推上了全国执政党的地位. 但历史正如大江东去,并不注定我们党永远执政.老实说,把党永远执政的条款写入法律是不科学不民主,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作为共产党员,我希望我们党能比较长期执政,但应以民为本,而不是以权为本,主要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事求是,尊重民意, 如果人民认为权力适当分散,相互制约监督,于国于民有利,我们党没有理由反对,更没有道义和法律依据,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党权,滥用领导权力,连发表点文章讨论讨论都要追究.
我国在经济改革开放方面已取得明显成就,但在政治改革开放方面裹足不前,甚至畏缩后退. 这不能不引起国人的担忧. 许多人有话想说,但出于明显的原因.不敢多说. 这种不祥的沉默反映了封建统治的中国特点而看不到多少社会主义的宏伟气度,发人深省.
在我结束这篇不知道为甚在我国不能发表的小文时,我想借用古人的话表达我内心的矛盾: 吾爱吾党,吾更爱真理.
彭 迪 2005-3-1
（作者是新华社的老记者，曾任国际部主任、美国分社社长、新华社编委）（3/3/2005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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