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8日訊】不少中國人莫名其妙地拜倒在雷鋒這樣一個品行並不比自己強多少的「英雄模範」人物面前。究其原因，是共產黨依靠強大的政治宣傳攻勢對人民的思想進行愚弄改造，致使人民失去獨立判斷能力以及正常的理智。其實任何人只要願意用正常理智去獨立思考的話，判斷一下自己與「英雄」人物品行之高下並不困難，簡單常識就足夠解決問題。如果我們自認為是有尊嚴的人，首先要停止毫無道理地小看自己。我們能依據事實與知名人物進行實事求是的比較。是騾子是馬不妨拉出來遛遛。面對事實我們應該毫無困難地說：你雷鋒也許不壞，但未必比我好。
都說雷鋒做了很多助人為樂、義務勞動的好事。反覆的宣傳讓人覺得雷鋒的好事好像做過成千成萬似的。但真的有那麼多嗎？具體有多少？是否多於我們一般老百姓？這是一個數量比較問題。通過簡單的總量和頻度比較，即可以判明誰做的好事更多些。
雷鋒在部隊，每週週一到週六屬於正常值勤、訓練、學習以及睡覺休息時間，只有星期天可以用來做好事。他當兵三年多，滿打滿算不到兩百個星期天。1960年代部隊戰備任務緊，很多星期天不能休假。留給雷鋒做好事的時間更少。就算雷鋒掄圓了把所有可用的時間全拿出來做好事，能有多少件？他的日記和共產黨宣傳資料中提到的好事全加起來，好像也沒有超過50件。撐死了一年平均算下來也就十來件。這算多嗎？恐怕低於全國助人為樂的平均水平吧？不說別處，我們那疙瘩小地方每個月干下十幾件甚至更多好事的人滿街都是。這些人不消半年工夫就能徹底把雷鋒蓋了。僅舉一個事例就夠：我們那個丘陵地帶的小城市裡的馬路起起伏伏，拉重物上坡的人力車比較困難（那年月裡汽車少，貨物多靠人力畜力馱運）。路邊行人中總有些人主動出來幫助推車。在幾條通往學校的路上，中小學生則成為這樣助人為樂的主力軍。小城裡的人一向就有這樣的習慣。可以說自從有這座城市就有了這種風氣。因此，單這一小片地區每年就能產生多個「超雷鋒」、「N倍雷鋒」甚至「雷鋒N次方」式人物。而我們那小城市在全國範圍裡還不算怎麼先進。各位不妨觀察一下自己和自己的周圍人群，看看類似這樣「自然而然、自古以來就會」的幫助他人的事情每天發生多少？粗略估算一下，就足以讓我們中的多數人問心無愧地說：雷鋒做好事並不如我多。如果專門派出記者和政工人員進行搜集整理的話，我相信中國的每個角落都是「超雷鋒人物高產區」。
雷鋒的助人為樂，還僅限於一些偶發的、一次性的行為。而那種長期撫養照顧孤寡老人，幾年如一日地背負傷殘同學上學、終生少收甚至不收錢為貧苦病患治病療傷等等事跡則是難度更高的助人為樂。雷鋒一生中並沒有做過這種高難檔次的好事。
說白了，我們中華民族自有善良慈悲的天性。自古以來神州大地上樂善好施、無私奉獻的人多了去了。雷鋒他祖爺爺出生前就已經是這樣。當然，自私狡詐的小人總是有的，但也總是佔少數。幾千年來這個格局基本沒有變化。雷鋒之前，好的和比較好的中國人並沒有少幹好事，雷鋒之後，那些不好的中國人也沒少幹壞事。
而我們普通人強於雷鋒的一點是我們比雷鋒實在些。我們做了好事通常覺得那是應該的，並不值得一提。而雷鋒卻喜歡把它們記載下來。雷鋒不但把這些事情記載下來，還有意讓領導看見。這是我們一般人做不到的。我們做好事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心願，不是為了讓領導表揚。
「普通一兵」雷鋒成為「英雄模範」雷鋒，最關鍵的一點是雷鋒把做好事說成是讀了毛澤東的書以後才發生的行為。這才是雷鋒最絕的活兒。他終生所幹下的好事全加在一塊再乘以十也沒有這件絕活兒的價值大。要知道，做好事是大家都能的，但把天下好事都歸功於毛主席卻不是人人都能的。在那個年代裡，政治是第一位的，是領先於一切的。一個終生行善助人為樂的基督徒，完全可以因為政治上的不合格或者有害而成為受監管的「五類分子」。那時表彰的先進人物，做不做好事、做多做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政治上是否合格，是否站在「正確路線」一邊，是否對「正確路線」有貢獻。如果你對「正確路線」的貢獻很大，就會得到美化包裝。你做的尋常事情就會被誇成非凡事跡。說不定你沒有做過的好事還可以想辦法給你安上去。而如果你在政治上「站錯了隊」，則你以前做過的好事也要統統變成壞事。彭德懷歷史上幹過不少好事，但是當他在政治上「犯錯誤」後，他的歷史也隨即變成「一貫反動透頂」。
雷鋒自己也許並不懂得很多政治奧秘，但他的頌揚毛澤東的熱情勁頭還有他的「革命日記」剛好成為當年政治上價值極高的大好事。那時毛主席最喜歡的就是這樣的典型。雷鋒受到大肆宣揚就不奇怪了。實事求是說，雷鋒在當年搞個人崇拜的政治運動中的高度價值，才是造成雷鋒現象的最主要因素。毛澤東揮筆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卻不說該「學習」什麼。而主持軍隊工作的林彪的題詞給出了答案：「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毛、林倆人鬧「雷鋒」用意是什麼，還不清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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