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9日訊】胡耀邦總書記被迫下野，其中是非曲直相當復雜。被奪權後，胡將過去七八年寫過、講過的，花三個月時間看了一遍，他的結論是“沒有什麼錯誤”，“問心無愧”。（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卸任後，他與李銳先生推心置腹長談兩次，第二次長談離去世只10天，這些長談實際上把他的憤懣遺言留下：“將一個總書記如此不實事求是處理，置黨規黨法于何地？這樣繼續傷害知識分子（指將不合己意的“眼中釘”，不實事求是，隨意開除黨籍），如何求得安定團結？學生總是比較激進的，從學生鬧事的看法與處理方針的問題。這三件事其實是未了的。從歷史責任，應當提出來，必須提倡實事求是，這是根本之根本。”（同上）胡先生三條遺言是中肯和深刻的，從中不難看出他的開明胸懷與治政根本。不過，在胡與李所談高層十大分歧中，獨缺1985年記者陸鏗對胡耀邦采訪引起的風波，這篇訪問記成為保守派打向胡的“殺威棒”。
198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8號檔指出：胡耀邦“破壞集體領導原則，不與政治局其他同志商量，就接受包藏禍心的陸鏗的訪問，洩漏了國家的機密，並聽任陸鏗肆意攻擊我黨政治局委員（胡喬木）、書記處書記（鄧力群）。”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讓我們剖析一下這份判決：（1）說總書記接見境外記者訪問未同政治局“商量”是“破壞集體領導原則”，此項指責沒有任何法規依據。如果這是一條“規距”，那麼，1986年9月6日政治局常委鄧小平接見美國記者華萊士為什麼不經過政治局“商量”？可見，是雙重標準，對鄧是綠燈：暢通無阻，對胡是紅燈：禁止通行。不同政治局“商量”實際是一根大棒，打向不馴順者。（2）所謂“洩露了國家的機密”，包括胡在回答對臺動武問題時坦然承認，暫時沒有能力封鎖臺灣，等七八年上十年，經濟國防現代化後可以考慮對臺採取強制措施。胡的回答不過是陳述了明擺的事實，連臺灣也清楚的事實，這樣的事實由於現代偵察衛星的運作而成為無法掩飾的存在，但在判決中卻成為“洩露了國家的機密”。“國家的機密”也是一根大棒，打向說老實話者。（3）至於說胡“聽任陸鏗肆意攻擊”胡喬木與鄧力群，我們從下面節錄的有關對話就會知道：陸的提問並非“攻擊 ”，而是質疑，是請求被訪者破解的話題，這是記者的天職。只有囿於“黨的喉舌”的觀念，視記者為“黨的傳聲筒”者，才會把陸的提問看作“攻擊”。其實，胡並未“聽任”陸之所言，而是根據事實作了相當溫和的反應，既未回避所涉及的事實，也未有損中共形像。判決說胡“聽任”陸“肆意攻擊”也是一根大棒，打向維護中共理智的人。上述3點表明：上世紀80年代，反胡耀邦的保守勢力，借陸鏗對胡采訪進行了一次打擊黨內開明力量的反撲。保守勢力是強大的，他們依靠手中大棒，封殺一切與中共正統稍有不合的言行，依據封閉的意識、愚昧的觀念將胡擊倒。判決是蠻橫的，懲罰是嚴酷的。
訪問記遭指責的部分涉及當時意識形態主管胡喬木，現將有關內容照錄如下：
陸：他（指胡喬木）發表過一篇關於人道主義的論文，國內沒有一張報紙，也沒有一篇文章，敢於對他那篇東西說個不字。沒有啊！連討論的機會也都沒有。過去，周揚被稱為“文藝沙皇”，看起來現在這頂“沙皇”的帽子已轉移到胡喬木頭上去了。
胡：這也同實際有很大的出入。
陸：有出入？啊？
胡：他讀的書比我多，比我們黨內的許多同志也讀得多。寫文章，一些概念的東西，他是比較準確的；我有許多東西，在最後發表時，還要經過他看看呢！
陸：你千萬不要迷信他，他的教條框框比你多得多啦！
胡：那不至於。他現在年紀不小啦，七十二、三了吧，身體有點不大好。如果說他還有缺點的話，那就是他長期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下去的時間不夠，對經濟問題的研究、瞭解得也不夠，我自己也是很不夠的啊！
陸：是的，他是有些脫離了群眾。另外還有一點，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現也不很好，特別是批鄧運動中表現得很不好啊！
胡：哈哈……你們的瞭解很細致的嘛。哈哈……說了些言不由衷的話。
陸：不可以嘛！你既然是有水準、有學問的人，怎麼可以呢？像你胡耀邦，當時就是堅持你的立場、你的觀點啊！所以大家佩服就是佩服你這一點啊！
胡：我不也檢討了……
陸：但是你並沒有批鄧嘛！這跟他就有本質上的區別。
從所錄原文看，胡的回答很有分寸，巧妙地回避了他與胡喬木的原則分歧。事實上，這些分歧連續不斷：胡耀邦發動真理標準討論，胡喬木斷言“其要害在於‘分裂黨中央’ ”。（鄭仲兵：《胡耀邦與胡喬木》）胡耀邦主持理論工作務虛會，黨內高層大膽直言，西單民主墻異常活躍，黨的政要認為這是民主生活的實踐，胡喬木卻說：“現在的情況，很多和五七年初相似。”（同上）胡耀邦主持生產目的大討論，宣傳為滿足社會需要而生產、不應為生產而生產的思想，胡喬木反對討論，扇動華國鋒迫使討論半途而廢。（胡績偉：《動後承重任 因對主義誠》）胡耀邦組織人民是主人的討論，宣傳人本思想，胡喬木針鋒相對，公開反對“人民是上帝”的說法。（同上）解放軍報發表文章批判《苦戀》，指責它反黨反社會主義，胡喬木一再下令要人民日報轉載，人民日報在胡耀邦支持下以該文是“文革”式打棍子作法而予以拒絕。（同上）繼而，周揚、王若水鼓吹人道主義和異化論，提倡重視人的價值和防止中共蛻化，胡喬木認為是“自由化”理論，強迫周揚公開檢討。由此引發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大有“文革”再來之勢，但在胡耀邦周旋下，只鬧騰28天即無疾而終。不難看出，胡喬木在新時期總是站在維護中共舊傳統、舊觀念方面，阻止新思想、新事物誕生。他處處幹擾、破壞胡耀邦在黨的意識形態方面銳意進取，成為倒行逆施的意識形態代表。
訪問記還涉及人稱“左王”的鄧力群，有關原文是：
陸：象鄧力群這樣保守的人，你們已經打算要換他了。
胡：這不是事實。第一，他年紀的確不小了，比我還大一歲，是一九一四年的。這個人是很有才華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現也是很好的。其次，我們整個思想工作，有一個缺陷，也不是他個人的問題。現在把一條戰線上，某一方面工作的缺點、錯誤，都歸罪於一個人，是不公道的。思想工作上的缺點，就是從實際出發不夠，其他戰線也一樣。…… 要把我們的思想工作，滲透到經濟工作裏去。那麼我們不少同志，包括力群同志在內，都有這個缺陷。要說只有他一個人有，其他人都是一干二凈，這個不公道。
上述記錄證明，胡耀邦同樣回避了與鄧力群的原則分歧，且對鄧極力推銷毛氏的“輿論一律”有所開脫，應該說是很仁義的。兩人一直存在的根本分歧是：胡耀邦主張面對新時代，解決馬克思未曾預見的新問題，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鄧力群相反，他固執地堅持毛氏理念，對抗一切務新之舉。作為中宣部長，他嚴密監視意識形態，撲殺一切鬆動跡象。“清汙”、“反自由化”都是他夥同胡喬木鼓動鄧小平搞起來的，由此才產生 1980年代改革與倒退、開放與保守的勢不兩立的較量。
陸鏗評論胡耀邦是：“開明開放，非常豁達；有什麼說什麼，口無遮攔”。這種開朗性格是不可多得的優點，但在實施嚴格思想管制、人人謹言慎行的環境，“口無遮攔”卻有一定危險性，特別是處於權力較量的高層。此次接受采訪，談及王震，就有放言無忌之嫌：
陸：王震先生三月間到美國走了一趟，他是你的瀏陽老鄉是吧？胡：是的，不過他是北鄉的，我是南鄉的。
陸：啊，那是南北呼應。
胡：也可能是南轅北轍。哈哈……
“南轅北轍”讓自稱“粗人”的王震聽到，其效果可想而知。胡耀邦辭去中央黨校職務後，這位“粗人”被陳雲提名為該校校長。他告訴黨校聽眾：“你們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關雲長廟裏的那個周倉，我手裏就是有那麼一把大刀。你們不是有三百萬大學生嗎？我們有三百萬軍隊，我就是要砍他的腦袋。什麼巴金、方勵之，都是民族敗類！”（《胡耀邦與王震的是是非非》）看來，他很懂自己所處地位和所演角色：周倉而已，手執大刀，保護鄧老爺子。他雖曰“粗”，心地卻“細”，善於看準時機出擊。《河殤》播放，他居然嗅出“仰鄧揚趙”味道，在列席書記處會議時就放了一炮：誰敢反對鄧小平？誰反對鄧小平，我就要他的狗頭！（吳稼祥：《六四──權力舞臺的大玩家》）這類“粗人”是保守勢力馬前卒，沖鋒陷陣，在所不計。他們類似市井潑皮，軟的不吃，硬的不怕，確實難纏。
胡耀邦這些談話招致黨內“沙皇”、“左王”、“粗人”不滿是必然的。從正常人觀點看，沒有說什麼侵害這些人利益的話卻遭譴責，是不可思議的。但如果深入到這個封閉性團體內部，瞭解它特有的運轉規則和嚴格的結構關系，就不難發現那些“不滿”和 “譴責”的謎底。它的封閉性要求掩蓋內部一切矛盾，而向外界呈現結構堅強、實力強大的假像。這是一項鐵的規則。從這種封閉性觀點出發，自然會把陸鏗提出的若干事實（比如胡喬木的霸道行徑以及他的不光彩的政治活動）看作“挑釁”、“包藏禍心”，而胡耀邦的回答，盡管是如實分析（如說目前沒有實力封鎖臺灣）卻被看作“洩漏國家的機密”，他對胡喬木等人的褒揚會被被看作“賣弄”或遠離本人應有的價值。這樣，對記者的回答就變成未能顯示內部“鋼鐵般團結”、對記者提問未能“憤怒痛斥”的違背黨內潛規的喪失“氣節”的行為。這是專制結構主流意識必然的反應。高層特有的結構關系規定臺灣問題是鄧小平掌控，具體事務楊尚昆負責，總書記無權過問。這樣的權力結構當然是不合理的，卻是現實的，正如垂簾聽政不合理卻是現實存在一樣。胡接見記者時談及臺海關系，只能重復鄧已確定的對臺原則而不能盡情發揮。胡關於沒有實力封鎖臺灣的談話，雖然講了事實，卻僭越了已設定的權限，自然會遭握有實權者的忌恨。潛臺詞是：這話我說可以，你說不行。專制結構的運轉規則是上百年間磨合出來的，一般不形諸文字，只靠運行中彼此意會，實際傳遞。運轉規則的核心是權力的鏈接秩序。胡耀邦答問時放言國事，正是觸動了權力的鏈接，特別是觸動了鄧小平的最高權力，引起他暴怒。真的是暴怒──他得知這篇訪問記內容後說：“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他對胡的態度降至零點。茲將有關原文節錄如下：
（陸問到大陸十大軍區司令換了九個，為什麼沈陽軍區司令李德生換不了。胡答，不存在換不動問題，“我們現在軍隊的幹部，要擁兵自衛啊是絕不可能的。”陸又說：鄧一旦見馬克思，可能有些軍頭要坐大，總書記不一定指揮靈便。胡答，這話不可靠。有兩條：一是小平智慧經驗畢竟比我們多一些，二是恢復了黨內正常的民主集中制。堅持正常的黨內民主生活，“我們的國家今後幾十年都不會動亂”。）
陸：外面有一種想法，現在讓鄧大人做軍委主席，很明顯的，是因為他的權威比較高，就如你所說：他的智慧是高的，他的經驗也是比較豐富的，大家對他都是心悅誠服的。那為什麼不乘他健康的時候，就乾脆把軍委的工作讓你接過來，由你做軍委主席，不是更好嗎，局面不就更穩定了嗎？我不是要干涉你們的內政…… 胡：我不會有這個誤會的。
陸：對對，我是從整個局面考慮。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不敢領教的。但作為一個中國人，希望大陸和臺灣都不要發生動亂。看，這不是更穩定了嗎，你們看胡耀邦做了軍委主席了，鄧大人又健在，他也仍在上面做出正確的決策，即使萬一發生了他提前去見馬克思，政局仍然是非常穩定的。為什麼一定要到他去見馬克思的那一天，你閣下才來做呢？
胡：我們倒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我們想的是小平同志的健康。
陸：大陸的老百姓普遍希望他長壽。
胡：是啊，我們考慮的重點，也許就是他替我們考慮的。一個胡耀邦，一個趙紫陽，現在忙於黨內問題，忙於經濟問題。至於軍內的事，歷來都有論資排輩的習慣，由小平同志掌握，他一句話就行了，我們要說五句話；我們五句話也靈，不是不靈，但他只要一句。又不需要花他太大的時間和精力，也可以節省我們的時間。目前國內的政局，具體的事情，幾位老人家已經不管了，具體事情都是我們書記處和國務院做。
陸：是的，我知道，你們為了保護他們的健康，連見客都讓他們少見。我們瞭解這個情況。
胡：我們兩個人（指他和趙紫陽）事情比較多，也的確比較忙。而老實說，現在軍隊的事情並不很多，又不打仗，邊境上有點事，也不十分嚴重，不管是南是北，都比較平靜。但照顧到軍內歷來的論資排輩習慣，就讓他兼任了。既好辦事，又不花很大的精力，又使我們這些人可以忙於當務之急。
陸：噢，噢，把你們手上的事情都清理好了，再來考慮第二步的事。
為什麼不強調軍委工作的重要性、建設現代化軍隊的艱巨性、鄧為軍委主席的無可替代性、鄧作為“中國人民的兒子”的無比崇高性，卻扯什麼軍隊的“論資排輩”、軍事工作不需要花很大時間和精力、“也可以節省我們的時間”──笑話！你以為鄧某人就是如此無足輕重嗎？你眼裏還有“鄧權”嗎？盡管你說的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但要求你說的不是事實而是最高權威的榮耀和你自身的卑微。耀邦啊耀邦，你在組織內摸爬滾打數十年，怎麼連這麼點靈性也沒學到？你這麼“貶低”軍委，套用葉群那句“把林彪往哪放”，你把老爺子往哪放？對最高權力的輕忽，對這一權力的放肆議論，比你對自由化、對學潮的寬容態度要嚴重得多啊！你有準備、有能力迎接這一後果嗎？
專制，或獨裁，說到底就是只準最高權力發出聲音，不許異議。高層人士皆熟諳此道。 1957年劉伯承掌軍事學院，部下建議他寫書，劉說：唉！你們年輕人不懂事啊！有毛著在，你還想再寫什麼？（楊菁、張作光：《往事》）這些話蘊含豐富的黨內生活經驗。胡耀邦似乎沒有這樣的體會。1982年前他曾構思“聯美反蘇”戰略，為此“作過兩次系統發言，外交講了十條，五項原則，獨立自主等。”（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這樣的戰略思想只應出自最高權力，胡竟然僭越底線，乃至趙紫陽驚訝地找他，說太大膽了，敢印出來。這一勸告未能使胡警覺，他又在接見東德昂納克時請他帶口信到蘇聯。果然引發上邊震怒，傳下一句相當嚴厲的話：你要樹立自己的形像。（同上）毫無疑問，在專制體制下，任何被認為“獨樹一幟”的意圖和行為都會遭到毀滅性打擊。他被罷黜就是毀滅性打擊的結局。
胡耀邦為人耿直，不慕權勢，對人坦蕩，無所顧忌，是一位胸無城府，不知設防的人。老實說，這樣的優點並不適合權力場上遊弋。權力博弈只承認力的大小，不考慮性的善惡，恐怕胡從未思及此點。因此，當他權位顯赫、惹人注目時，由於其性格特點，或者陷入羅網而不自知，或者應當轉圜而不迴旋。這使他落入悲劇中。1981年批思想理論戰線軟弱，然後是反精神污染，接著是反自由化，都是針對胡主持的工作。鄧托胡啟立、喬石、趙紫陽分別捎話要胡注意。趙紫陽督促他“給小平要有個交待”，他同意了卻去了新疆，以後趙又問他：“老爺子打過幾次招呼，你不表態，怎麼想的？”他未回答。（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這裏又涉及一項黨的潛規：老爺子發話，必須回應，親自登門，恭請上諭。這是專制禮法，即最高權威的禮制化，不容蔑視。胡恰恰無視於此，未去請罪。不要小看這一“失誤”，它引致的後果是胡不曾想到的。此時，在意識形態方面，胡鄧分歧已很明顯：胡反對鎮壓思想，設法抵制“清汙”，耿直地拒絕屈從。這就是鄧感到胡“翅膀硬了”的內涵。鄧要求“去天安門，有多少抓多少” ，胡主張疏導，反對鎮壓。這也是鄧感到胡“翅膀硬了”的內涵。此時，鄧已由不滿而疏遠胡，打招呼而無回應成為壓倒駱駝的一根稻草，因而決定換馬。
趙紫陽說：“1986年2月，耀邦到我家對我說，小平同他談了話，十三大他要退出常委，退出顧問委員會主任（沒講退軍委主席），由耀邦幹。耀邦下一屆不當總書記。小平說，我們倆這樣一做，可以把一大批老同志帶動退下來。”（同上）。胡傻呵呵欣然同意自己退，也贊成鄧退。但，鄧之“退”乃虛晃一槍，怎能當真呢？據說鄧後來問過萬里：為什麼贊成讓我下？萬里說：也許是失言。鄧說不是，是要取而代之。（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這雖是鄧的妄斷，卻反映了在專制體制內，關於權力的警惕是時刻存在的。由此，總書記職權以到屆為由的和平讓渡立刻升級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強迫罷黜。這年12月30日鄧同胡、趙、萬裏等談話，指名批胡，並將講話立即傳達，發出廢胡信號。中央七人小組奉命搜集對胡的意見。一場鬥胡會議開始。中顧委的老人開頭炮，“最激烈者說：‘要擠小平下臺，有野心；要當軍委主席；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總後臺’”。（同上）1987年1月政治局生活會上，攻胡者慷慨激昂，鄧力群發言長達五六小時。胡在所謂“生活會”上作《我的檢討》和《我的表態》。“檢討中自己大包大攬、上綱上線。”但他對所揭發的，很多並不認同，認為是一種羞辱。他說：“沒想到開‘生活會’，竟採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所以，離開會場即失聲痛哭。（同上）胡嘗到來自四面八方、無從躲閃的“殺威棒”的厲害。他是否由此領悟到在專制架構內，敢於挑戰最高權力威嚴、無視專制體系嚴格規則必然遭遇嚴厲懲罰？沒有材料向我們展示這方面情況。只知道他的“大包大攬、上綱上線”的檢討、表態，使他獲得保留政治局常委稱號，他的孩子可以步入權力上層。這同趙紫陽與最高權力決裂後不檢討、敢申辯的結局恰成對照。從權力鏈接的秩序來說，也算是賞罰有度吧。
1988年6月鄧辦打電話約胡去鄧寓小坐，胡以身體不適娩辭。同年中秋節前一次高層活動，胡仍準備推辭，後趙紫陽打電話相約才勉強赴會。鄧招呼他坐在身邊，親切問候，還對趙紫陽說：“耀邦的身體我看你們幾位中央的負責同志還是要拿它當大事抓一下。 ”趙連連點頭。鄧說：“你把身體養好，以後還可以為黨工作多年呢，你的經驗和有些思想還是寶貴的財富呢。”陳雲說：“耀邦的長處就是黨務工作，抓黨建是一把好手。 ”1989年初，鄧對趙紫陽、胡啟立等說：“可以告訴耀邦，一句話，團結起來向前看。 ”（《鄧小平對胡耀邦的最後一次評價》）好熟悉的聲音呵！“團結起來向前看”，這不是鄧小平先生面對迫害數千萬人的冤假錯案所發出的聲音麼？揩乾凈手上的血，拄著粗壯的“殺威棒”，面帶慈善笑容，說：團結起來向前看吧。夠了！不把那些冤假錯案的是非分清，誰敢同你、誰能同你、誰願同你“團結起來向前看”呢？
回顧胡耀邦的遭遇，我的最深切感受是：權力結構的極端化，它的不受任何制約的運轉機制，以及對偏離這種運轉機制的懲罰規則，已經僵化為巨大的社會墮性力量。這種極權結構，對外杜絕資訊流入，對內實施嚴厲控制。耀邦先生的耿直與無邪觸動其內部規則，以致在“殺威棒”下失聲痛哭。這哭聲會長留人間，它是響徹大地的警鐘，一聲聲召告世人：這就是極權對改革的殘酷鎮壓！它時刻呼喚人們對專制的警惕！不過，先生的遭遇也使我感到欣慰：一位共產黨的領袖居然保持一顆善良的心，使他為人坦蕩，無所顧忌，雖然由此違犯教規，卻留下一片真誠，令人回味和羨慕。20世紀共產主義海嘯席捲大地，摧殘世間良知，使道德淪喪，人心墮落。它的毀滅性是可怖的，卻是有限的。共產黨領袖懷有善良心地雖屬“異數”，卻是共產主義毀滅人間良知的力量有限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人間的善良畢竟是無法摧毀的力量。
（2005年3月5日）
──轉載自《議報》第188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