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5日訊】王丹：超華你好，我想我們可以先從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如果現在擺在我們面前有兩組關係：文學與政治，文學與社會。你認為這兩組關係的不同在哪裡？可以提供給我們什麼不同的思考？
王超華：最現成也最一般的答案會說，它們的兩兩相關之間，肯定是互有作用，卻未必總能建立起絕對的因果聯繫。再深入具體一點，就要分別考慮了。我對中國大陸以外的文學所知甚少，對中國當代文學，瞭解的也並不及時準確。不過，我想，如果我在這裡引進電影藝術的話，也許我們仍然可以從這個角度獲取一些啟發。以台灣為例，在民主進程啟動、但又沒有完成時，侯孝賢、楊德昌的一系列社會歷史題材的電影，代表了那時文藝和社會理想互相激盪，為藝術家提供了廣泛深厚的探索動力和想像刺激；民主進程在1990年代初進入高潮，社會膠著於某種懸念狀態，出現的是楊德昌、蔡明亮關於現代都市裡的異化人生的佳作；政黨交替實現，民主進程大體完成後，政治變得喧囂空洞，而社會理想趨向萎縮，像林正盛那樣在社會細節上挖掘精神能源的影片，就表現出經歷過理想主義的世代面對現實的不甘願；現在，也許更年輕的一代會引進新的和當代消費社會互動的形態。這樣說來，藝術和政治的關係，脫離不開藝術和社會的關係。
簡言之，文學並不直接對應於政治。相比較而言，文學一方面會更直接地反映社會的精神脈搏，而未必是當下的政治事件或政治局勢，另一方面，文學又永遠會探索人類整體以及作為個體的人的生存狀態和意義，因而，各種不同的文學在探索思考個體或人類的生存狀態和意義時，常常會反映出不同的時代地域特徵。文學的表達工具是語言，語言本身會在不同時空環境下發生繁富弔詭的種種變化，文學藝術家不但必然會受到這些變化的限制，而且由於他們對語言的敏感，更可能成為新變化的探索者和創始人，為自己的時代地域打上個人的標籤，歷代的偉大詩人和文學家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王丹：這樣看來，你覺得文學有可能與現實政治完全脫鉤嗎？有這個必要嗎？如果不脫鉤的話，該如何防止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呢？這方面你有什麼成功或失敗的例子可以分析一下嗎？
王超華：如果社會生活不可能與現實政治完全脫鉤，那麼，文學當然也不可能與現實政治絕對脫鉤。作為密切關心現實政治的讀者，我們通常會對直接干預社會生活和現實政治的文學作品會更敏感，更注意。但很顯然，這類作品的文學價值未必就比別種作品高。世界文學史表明，站在時代精神的高度，藝術家有可能在任何題材範圍內創造出曠世佳構。換言之，在我看來，絕對的「純文學」是不存在的。不過，假如因為歷史證明沒有絕對的脫鉤，就認為可以通過行政命令和社會壓力來要求文學家必須掛鉤，同樣會扼殺文學，扼殺作家的創造力。
如何防止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我想這包括兩方面。從政治家和政府角度說，他們沒有權利限制文學創作的題材、體裁、內容等等。為了大眾社會和青少年成長的福利，他們可以根據情況限制發行閱讀的範圍，但不應因為文學作品而懲治作家。積極方面，他們應當以政府資金支援文學的獨立發展，因為這是有益於全人類和全社會的事業，但他們又必須迴避使用手中的公權力來干涉文學界的獎掖等活動，允許文學界自行處理內部「權威」「標準」更新換代等現實問題。
從文學界角度來說，遇到有關文學問題的爭論時，應當自覺迴避並杜絕向政治勢力尋求支援，並在發現這種行為時，公開大力地抨擊，以便保持某種「職業倫理」的底線。與此類似，挾市場成功而攻擊他人者，同樣應該有某種「業內」標準來規範並排斥。好的作品當然也可能有市場成功，但市場不成功的並不等於作品不好，文學界如果失去了一般評判的社會機構基礎和共識形式，流於市場控制，同樣是文學的悲哀。在這個意義上，政府的公共性（而非政治性）支援又是必須要理直氣壯地爭取的。
王丹：對英語詩歌貢獻極大的美國詩人龐德因為「二戰」中支援納粹，直到今年英國才給予他的文學地位以官方的承認。在中國，也有周作人這樣的例子。當一個文學家違背了社會正義的時候，作為評論者和欣賞者應當如何在審美與正義之間尋求平衡呢？
王超華：承認文學家不僅生活在文學領域，而且是社會人，是公民，評論者就可以在特定的層次上，以對現代公民的期望來評判他們在文學領域以外的言行，而且評判他們以文學積極干預社會的作品（在這種時候，他們的作品可以說具備著直接參與的政治意義）。而且，由於評論者本身各有一定的政治傾向，在評判文學家的公民角色時，實際上也是在宣示評論者自己的政治立場。這樣，在某些場合，因為沈默有可能代表認同，評論者就必須發言表態，以盡自認的公民責任。而在一定歷史時期之後，這種發言和評判漸漸失去自我表態的相關性，評價和欣賞就有可能更主要地集中於他們的文學成就，而不再過多考慮當時的政治立場。就古典文學來說，誰會在欣賞李白詩歌的時候，斤斤計較他最後服務於永王磷是否屬於政治錯誤呢？
在中國的當代文化生活中，青年雜文家劉荻、杜導斌，因言獲罪，引起社會強烈反彈，就是我們身邊的例子，表明了公民權利意識的共通性。這是支援正面立場的例子。就批評反面事例而言，在中國大陸社會氛圍下，目前要進行道義譴責，似乎比十年前更困難了。但對一個評論者和欣賞者來說，仍然會面對自己感覺不能不做的情況。在公民行為方面，余傑曾經抓住余秋雨的文革歷史不放，就是一例。在藝術創作方面，比如張藝謀的《英雄》，用後現代民族帝國的意識形態，臆解歷史上貴族諸侯爭戰、遊俠士人周遊列國的時代，強行建構為了一個大天下不但要犧牲小群體，並且要容忍暴君的「普世（史）性」話語言說，那麼，不管張藝謀自己怎樣說《英雄》和《十面埋伏》表現了看起來幾乎是截然相反的價值取向，不過是他的兩個商業片嘗試而已，我以為仍然有必要指出《英雄》所表現出的對現代性的反動（而不僅僅是後現代）的准法西斯意識特徵。
王丹：我知道你是做現代文學的。在我看來，在現代文學史上，政治與文學的糾葛似乎格外多。你覺得這裡是時代因素和社會環境在起作用呢？還是說其實古今中外政治與文學的糾葛一直都是很多，現代沒有什麼例外之處呢？
王超華：我想，很可能確實是這樣的。至於說為什麼會這樣，恐怕要牽涉到現代史、文學史、政治學、社會學等諸多領域的很多重要議題，這些議題最近幾十年一直吸引著思想家和學者們的極大興趣，也持續引起各種論爭；對這些問題的回答，至今仍有著極為對立、互不相容的立場。在這個背景下，如果要簡述個人看法的話，我會說，現代以來，平民政治的趨勢和民族主義的上升，是兩個主要的原因（你看，我的思路仍然是從政治角度出發）。這兩個重要的發展，改變了社會與政治以及文學與社會的關係，造成了文學甚至哲學（如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朱光潛的《美學書簡》，或者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和社會脈動之間的密切呼應。我想，這是以往的歷史時代從未有過的情況；而且，我相信，這和近現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在全球的擴張密切相關。在這一點上，我和國內某些著名中青年學者的觀點不同。由於後殖民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等學術理論的發展，人們開始注意到，過去的大歷史敘述曾經粗暴地抹殺掩蓋了大量的社會多元存在；在學者的多方努力下，我們對多元多層次的社會歷史，有了比以前遠為豐富複雜的瞭解，這是必須要肯定，而且值得繼續努力探索的一個方向。但我以為，這個方向取得的成就仍然無法改變一個歷史事實，即資本主義的世界性擴張，對歐美以外的國家社會踏入現代性的困境，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也可以說，在我看來，由西歐發源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和世界各國各地的社會文化現代性問題，有著不可忽略的重要聯繫。平民政治的趨勢和民族主義的興起，是這種現代性突出的表現形式，也決定了現代史上，文學和政治有著比以往歷代都更為直接複雜的糾葛。
王丹：今天的中國，文學發展呈現令人失望的停滯狀態，真正的大家和偉大作品都沒有出現。如果說，原因在於政治環境的嚴酷的話，那其實近20年來，對作家創作的政治限制已經遠沒有文革時期那麼嚴重，你認為原因是什麼？這裡有政治與文學之間的張力呈現出來嗎？
王超華：你說今日的中國文學處於停滯，沒有真正的大家和偉大作品。可是，大家和偉大作品的評價標準本身，就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我讀的當代作品非常少，很難正面回應。不過，我對與此有關的另外兩點很感興趣。第一，我們似乎正面臨著一種世界性的文化變化。一方面，經濟發展取代大歷史的意識形態，成為各國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中心議題。像烏克蘭，剛剛經歷了「桔黃色革命」，就立即進入與全球經濟整合的進程，這似乎在「現代」時期的政治中很少見。是不是可以說，經濟現實在政治領域中的凸顯，是後現代世界的特徵之一呢？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和大眾的關係似乎也越來越經由市場關係來調整，而不是通過思想文化、通過提升或表達時代精神等等「現代性」的媒介了。另一方面，在這個時代，文化生活實際上倒像是格外豐富多彩，只不過，文化的主流也已納入市場，文化工業和文化市場的金科玉律就是要迎合消費者，而不是震驚、煩擾、嚇跑消費者。這是非常坦率地談論經濟效益的文化，而且，即使偶爾有「黑馬」，只要是吸引了出乎意料的大批群眾，市場就會迅速跟進，銷蝕其稜角，軟化其鋒芒，這是和「現代性」時期的文化有所不同的。人們已經心甘情願地拋棄了所有的烏托邦和理想，今日追求「正義」的各種努力，不妨說，充其量只是出現在這種拋棄之後的一個非常軟弱的彌補和代用。這可能是文學力量漸漸衰弱的大背景，並不僅僅是中國的局部現象。
第二，文學「力量」的衰弱，大約是說文學對社會的影響力，文學質量是否也在衰落，我的有限閱讀很難判斷究竟。不過，我有時會閱讀英文書評刊物，如《紐約書評》、《倫敦書評》、《時報文學副刊》等等，常常感覺他們的文學評論有一種底氣，知道過去有過偉大，也知道偉大經得起不同角度精研推敲的多重解讀。對當前不偉大的製作，評論起來可能尖酸刻薄一針見血，令人忍俊不禁，也可能熱情推崇，而且，總能生發揮灑出相關的其他有趣議論；假如因此引起在通訊欄的爭論，編輯正求之不得。在各種文學評獎公佈結果的時候，他們也會競相發表對文學發展趨勢的觀感和預測，但如果只是流於泛泛之談，作者就可能失去信譽。借用這個閱讀經驗觀察中國當代文學，我以為中國的文學批評還比較弱，比較虛，泛泛有餘，辨析不足，重讀重解以往著作時，常常更為缺少辨析和新的探索。也許可以說，堅持政治批判的權利和空間，堅持加強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都是必須的；而具體到文學，可能還需要加強文學批評的獨立品格和空間，鼓勵批評和創作之間的有活力有衝撞的互動，促進文學的生命力。
沒有想到，你的幾個問題引出我這樣的長篇大論。真要感謝你把我帶入這些思考當中，幫助我整理了存於心中很長時間的一些想法。
2005年2月5日
──轉自《北京之春》05年4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