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吳雪兒、梁珍香港報導/本報日前專訪了香港民主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議員何俊仁，談談他對新加坡政府的看法。以下是受訪的部分內容：
我很清楚新加坡的制度，我曾經幫助過當地一些異見人士，支援過他們，甚至幫他們打過官司。我希望星政府容許香港的律師提供幫助，因為當地的異見人士被剝奪所有異見分子由於付擔不來，所以他們都被剝奪了所有找律師代表的權利。
新加坡絕對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新加坡其實像中國大陸，是一個「以法統治」的國家，依法統治和以法統治差不多。將法律作為一種政府控制社會，以至異見者的一個工具，這是他們（新加坡官員）的首要目標。
當然你不能說它完全沒有保障人權，它也有！如保障治安為出發點，這也可以保障人權；你不讓那些賊去打劫，不讓惡人去欺負別的人；不讓任何人非法霸佔別人的土地等，都可以說是保障人權。
但你說首要的目標是政府的意志，這是最重要的；政府的意志壓倒一切，法律就是表達政府統治的意志及目標，以及它所要落實的議程。所以它的首要目標就是一個統治的工具。法律很多時候好像束縛了政府，但政府是隨時可以拋開那個法律，因為它要修改法律是很容易的。
對於新加坡人來說，他們覺得法庭是附屬於政府之下，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曾經試過上庭，那個法官立即起來向他鞠躬。
我們試過80年代有一宗案件，我們上訴到新加坡樞密院得直，推翻了新加坡最高法庭的裁決，新加坡在第2年就取消了上訴到樞密院的渠道，接著再把法律修改。所以在新加坡，整個法庭及法律制度就是政府的工具，所以新加坡與香港是不能比較的。
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我們還堅守著法治，這是香港剩餘下來的最珍貴資產。我們是絕對要保障它（法治）的，不讓它慢慢退化。法治將會為全中國將來的發展提供一個最好的榜樣，一個最好的典範。不單只是中國，台灣也是。
其實我對台灣……雖然他們比我們民主化，但台灣內從政的人士與及學者告訴我們說，他們羨慕香港的法治傳統和精神，他們知道香港人很尊重法庭，但台灣境內就不是，所以在台灣沒有出名的法官。看一個地方有沒有法治，就看那個地方有沒有出名的法官和律師。
在新加坡，當地那些律師是不肯接這些人權案件的。香港律師曾嘗試代表新加坡的異見人士，但最終法庭不批准。最近一次是代表新加坡民主黨的秘書長徐順全博士，我們想找李柱銘去代表他（辯護），但新加坡的法庭不批准。
在香港，例如我代表法輪功（辯護），我也代表很多異見人士。其實法輪功我也不是第一次代表他們，挑戰政府，進行司法覆核。我的律師樓是做得最多這類案件的，所受到的壓力是整體的，也不是因為純粹代表法輪功，而是因為我的政治定位和立場。所以基本上，我在上面（中國大陸）是沒有大企業生意，親中的就不用說了。若是中方企業，全部都不會找我，即使我最熟的朋友，向他貸款，他也不給我的，他會說這是一間黑名單的律師樓，有很多和中方關係好的企業也不會找我，因為他們自己怕中共。
新加坡這個模式，正正是中共想要學習的典範，因為中共就是想學新加坡。對它們來說，它們覺得新加坡就是最進步的。新加坡的法律是政府所制定的規則，就是合法，是最高的。一定要根據政府所制訂的規則來辦事。當然，我強調，這是比「文革」的時候好，當時你也不知道有甚麼規則。但這種純粹政府所制訂的法律就一定是合法的法律，不遵守政府制訂的法律就是不道德的。
但這個從法理學上來說，已經是不再成立。在20世紀，尤其是經過2次世界大戰後，不再成立。因為第2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的法律都是很清晰的，納粹黨的法律都是經過了國會（通過），樣樣都頒佈出來，但是後來，很多戰犯被控告，指他們作了一些違反人道的行為時，這些將軍和軍人出來說，他們是根據德國的法律去做的，但戰後德國的法庭是不接受的，說那是違反人權及人道的法律，而人權及一些基本的人道主義是（法律）基本的精神，任何法律也不應該違背這些最根本的精神。所以就算是在形式上完全通過了的法律，一個完全有效的法律，但法庭會說，由於那麼過分，違反了最根本的原則，所以執法者是不應該視之為一個有效及合法的法律。
而由這個原則引伸出來的是：不要以為已經通過了所有程序，經過國會及頒佈皂程序，以及清晰條文就是一個合法的法律，有一些更加基本的原則──在文明、法治的國家，講憲法原則，以及人權的一些原則。再看看國外的，如英國、歐盟裏面的一些人權法，和在歐盟內的一些契約裏面的大原則，有些國家更會看聯合國的國際人權公約的大原則，而香港就要自動也看人權公約的原則，因為人權公約變成人權法，即透過人權法，變成香港法例的一部分，也透過《基本法》第39條變成香港法例的一部分。所以為何香港人權基礎如此強，就是因為《基本法》第39條引進了兩個國際人權公約，成為我們法律的一部分。
那麼兩個人權公約並不具體說明甚麼是可以，甚麼是不可以的，它是訂了一些原則，這些人權的原則是讓法庭來檢視（香港）立法會所通過的法律是否合法。新加坡沒有這些，它不會視國際人權公約為一個適用於新加坡的本地法律。新加坡可能會參考，但不構成新加坡本土的法律。
新加坡不單只是法律的問題，而且是新加坡的法官，根本將法律曲解到迎合政府的意思。我見很多都是這樣，我也見過一兩宗官司，當辯論到沒有得再辯論時，法庭直接不再詳細、有系統地說出理由，就判政府贏，因為法庭知道自己沒有充分理由。
（新加坡）有很多商業法律寫得很好，有很多和政治無關的法律的判詞是寫得很好，所以我知道那些法官不是沒有水準，但一牽涉到政治，牽涉到人權，個個法官都沒有水準。
新加坡是中共將想走的路。也就是你不要挑戰政府，不要闖入這個禁區，其他的事你是可以很自由，這個與極權政府不同的地方是，極權政府連你的生活都管，娶哪位、做甚麼職業，甚至穿甚麼都管，這是最極權，像「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但專制的政府未必管這些方面，甚至專制政府可以放縱、可以允許市民有其他很多方面的自由，包括像香港這樣可以「馬照跑、舞照跳」，這些自由你可以有，但不可以足夠有參政的自由，甚至在更加專制的地方你不可以批評政府。
新加坡政府由於不被挑戰、不被監察，政府自然做了很多事，一再侵犯人權，比如舉個例子，政府收地，它要收地賠的錢，你不能挑戰，所以有的時候不是批評政府的問題，而是政府蠻橫無禮霸道做很多事情，以公眾利益為名收市民的財產，甚至干擾市民其他的權利，以政府之名來做，（公民）差不多不可以挑戰。這就是專制政府最大的問題。
太過安逸，他們（新加坡人）覺得環境都不錯、都挺繁榮，人民的生活都過得挺好，所以他們就安於現狀。
新加坡的模式正是中共政府要學習的一個典範，中共政府就是要學新加坡，它覺得新加坡對它來講就是最進步，新加坡的想法就是政府所制定的規則就是合法，一定要根據政府所制定的規則來辦事。但這種所謂政府制定的法律就一定是合法的法律，是大家一定要遵守的法律，你不遵守政府的法律就是不道德，從法律學上來講是不成立的，在二十一世紀尤其是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是更加不成立。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的法律是很清晰的，納粹黨的法律都是經過國會樣樣擔保出來的，但是戰後很多戰犯被控告違反人道的罪行時，這些戰犯說我是根據德國的法律做的，而戰後的德國法庭是不接受的，因為這些是違反人道、違反人權的法律。人權與一些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是最根本的精神，任何法律都不應該違背這些最根本的精神，就算形式上完全通過的法律，好像很嚴格、完全有效的法律，但法庭認為由於這麼離譜的違反了這些最根本的原則，所以執法者不應該視之為一個有效同合法的法律。但這個原則延伸淂怎麼樣呢？你不要以為經過頒佈又有清晰的文字寫出來就是一個合法的法律，有一些更加基本的原則。
在一些文明的國家就講憲法原則同人權的一些原則，憲法原則是國內的，國外的比如英國是看歐盟的一些人權法同歐盟契約裡面的大原則，有一些國家是看聯合國的國際人權公約裏面的大原則，香港是自動要看人權公約，也透過基本法39條變成香港法律的一部分，所以香港人權這麼強，人權的基礎這麼強，基本法第39條引進了兩個國際人權公約成為我們法律的一部分，兩個人權公約並沒有說明什麼行什麼不行，它定了一些原則下來，這些人權的原則是給法庭來檢視立法會通過的法律是否合法，而新加坡是沒有的。它不會視國際人權公約為適用於新加坡的法律，新加坡可能會參考，但不構成新加坡本土的法律。是很困難，因為它不光是法律的問題，法官是根本把法律曲解到迎合政府的意思，我見很多是這樣，我見過一兩個官司，當它打不下去時，它不再詳細很有系統說出理由，然後判政府贏，因為它知道自己沒有充份的理由，有很多商業法例它寫得很好，有很多同政治無關的法律判詞它寫得很好，所以我知道那些法官不是沒有水準的，但一牽涉政治、牽涉人權，個個法官都沒有水準。新加坡是中共將來要走的方向，你不要挑戰政府，你不要闖入這個禁區，其他的東西你可以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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