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吴雪儿、梁珍香港报导/本报日前专访了香港民主党副主席、立法会议员议员何俊仁，谈谈他对新加坡政府的看法。以下是受访的部分内容：
我很清楚新加坡的制度，我曾经帮助过当地一些异见人士，支援过他们，甚至帮他们打过官司。我希望星政府容许香港的律师提供帮助，因为当地的异见人士被剥夺所有异见分子由于付担不来，所以他们都被剥夺了所有找律师代表的权利。
新加坡绝对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新加坡其实像中国大陆，是一个“以法统治”的国家，依法统治和以法统治差不多。将法律作为一种政府控制社会，以至异见者的一个工具，这是他们（新加坡官员）的首要目标。
当然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保障人权，它也有！如保障治安为出发点，这也可以保障人权；你不让那些贼去打劫，不让恶人去欺负别的人；不让任何人非法霸占别人的土地等，都可以说是保障人权。
但你说首要的目标是政府的意志，这是最重要的；政府的意志压倒一切，法律就是表达政府统治的意志及目标，以及它所要落实的议程。所以它的首要目标就是一个统治的工具。法律很多时候好像束缚了政府，但政府是随时可以抛开那个法律，因为它要修改法律是很容易的。
对于新加坡人来说，他们觉得法庭是附属于政府之下，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曾经试过上庭，那个法官立即起来向他鞠躬。
我们试过80年代有一宗案件，我们上诉到新加坡枢密院得直，推翻了新加坡最高法庭的裁决，新加坡在第2年就取消了上诉到枢密院的渠道，接着再把法律修改。所以在新加坡，整个法庭及法律制度就是政府的工具，所以新加坡与香港是不能比较的。
香港虽然没有民主，但我们还坚守着法治，这是香港剩余下来的最珍贵资产。我们是绝对要保障它（法治）的，不让它慢慢退化。法治将会为全中国将来的发展提供一个最好的榜样，一个最好的典范。不单只是中国，台湾也是。
其实我对台湾……虽然他们比我们民主化，但台湾内从政的人士与及学者告诉我们说，他们羡慕香港的法治传统和精神，他们知道香港人很尊重法庭，但台湾境内就不是，所以在台湾没有出名的法官。看一个地方有没有法治，就看那个地方有没有出名的法官和律师。
在新加坡，当地那些律师是不肯接这些人权案件的。香港律师曾尝试代表新加坡的异见人士，但最终法庭不批准。最近一次是代表新加坡民主党的秘书长徐顺全博士，我们想找李柱铭去代表他（辩护），但新加坡的法庭不批准。
在香港，例如我代表法轮功（辩护），我也代表很多异见人士。其实法轮功我也不是第一次代表他们，挑战政府，进行司法复核。我的律师楼是做得最多这类案件的，所受到的压力是整体的，也不是因为纯粹代表法轮功，而是因为我的政治定位和立场。所以基本上，我在上面（中国大陆）是没有大企业生意，亲中的就不用说了。若是中方企业，全部都不会找我，即使我最熟的朋友，向他贷款，他也不给我的，他会说这是一间黑名单的律师楼，有很多和中方关系好的企业也不会找我，因为他们自己怕中共。
新加坡这个模式，正正是中共想要学习的典范，因为中共就是想学新加坡。对它们来说，它们觉得新加坡就是最进步的。新加坡的法律是政府所制定的规则，就是合法，是最高的。一定要根据政府所制订的规则来办事。当然，我强调，这是比“文革”的时候好，当时你也不知道有什么规则。但这种纯粹政府所制订的法律就一定是合法的法律，不遵守政府制订的法律就是不道德的。
但这个从法理学上来说，已经是不再成立。在20世纪，尤其是经过2次世界大战后，不再成立。因为第2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法律都是很清晰的，纳粹党的法律都是经过了国会（通过），样样都颁布出来，但是后来，很多战犯被控告，指他们作了一些违反人道的行为时，这些将军和军人出来说，他们是根据德国的法律去做的，但战后德国的法庭是不接受的，说那是违反人权及人道的法律，而人权及一些基本的人道主义是（法律）基本的精神，任何法律也不应该违背这些最根本的精神。所以就算是在形式上完全通过了的法律，一个完全有效的法律，但法庭会说，由于那么过分，违反了最根本的原则，所以执法者是不应该视之为一个有效及合法的法律。
而由这个原则引伸出来的是：不要以为已经通过了所有程序，经过国会及颁布皂程序，以及清晰条文就是一个合法的法律，有一些更加基本的原则──在文明、法治的国家，讲宪法原则，以及人权的一些原则。再看看国外的，如英国、欧盟里面的一些人权法，和在欧盟内的一些契约里面的大原则，有些国家更会看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公约的大原则，而香港就要自动也看人权公约的原则，因为人权公约变成人权法，即透过人权法，变成香港法例的一部分，也透过《基本法》第39条变成香港法例的一部分。所以为何香港人权基础如此强，就是因为《基本法》第39条引进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成为我们法律的一部分。
那么两个人权公约并不具体说明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的，它是订了一些原则，这些人权的原则是让法庭来检视（香港）立法会所通过的法律是否合法。新加坡没有这些，它不会视国际人权公约为一个适用于新加坡的本地法律。新加坡可能会参考，但不构成新加坡本土的法律。
新加坡不单只是法律的问题，而且是新加坡的法官，根本将法律曲解到迎合政府的意思。我见很多都是这样，我也见过一两宗官司，当辩论到没有得再辩论时，法庭直接不再详细、有系统地说出理由，就判政府赢，因为法庭知道自己没有充分理由。
（新加坡）有很多商业法律写得很好，有很多和政治无关的法律的判词是写得很好，所以我知道那些法官不是没有水准，但一牵涉到政治，牵涉到人权，个个法官都没有水准。
新加坡是中共将想走的路。也就是你不要挑战政府，不要闯入这个禁区，其他的事你是可以很自由，这个与极权政府不同的地方是，极权政府连你的生活都管，娶哪位、做什么职业，甚至穿什么都管，这是最极权，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但专制的政府未必管这些方面，甚至专制政府可以放纵、可以允许市民有其他很多方面的自由，包括像香港这样可以“马照跑、舞照跳”，这些自由你可以有，但不可以足够有参政的自由，甚至在更加专制的地方你不可以批评政府。
新加坡政府由于不被挑战、不被监察，政府自然做了很多事，一再侵犯人权，比如举个例子，政府收地，它要收地赔的钱，你不能挑战，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批评政府的问题，而是政府蛮横无礼霸道做很多事情，以公众利益为名收市民的财产，甚至干扰市民其他的权利，以政府之名来做，（公民）差不多不可以挑战。这就是专制政府最大的问题。
太过安逸，他们（新加坡人）觉得环境都不错、都挺繁荣，人民的生活都过得挺好，所以他们就安于现状。
新加坡的模式正是中共政府要学习的一个典范，中共政府就是要学新加坡，它觉得新加坡对它来讲就是最进步，新加坡的想法就是政府所制定的规则就是合法，一定要根据政府所制定的规则来办事。但这种所谓政府制定的法律就一定是合法的法律，是大家一定要遵守的法律，你不遵守政府的法律就是不道德，从法律学上来讲是不成立的，在二十一世纪尤其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更加不成立。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法律是很清晰的，纳粹党的法律都是经过国会样样担保出来的，但是战后很多战犯被控告违反人道的罪行时，这些战犯说我是根据德国的法律做的，而战后的德国法庭是不接受的，因为这些是违反人道、违反人权的法律。人权与一些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最根本的精神，任何法律都不应该违背这些最根本的精神，就算形式上完全通过的法律，好像很严格、完全有效的法律，但法庭认为由于这么离谱的违反了这些最根本的原则，所以执法者不应该视之为一个有效同合法的法律。但这个原则延伸淂怎么样呢？你不要以为经过颁布又有清晰的文字写出来就是一个合法的法律，有一些更加基本的原则。
在一些文明的国家就讲宪法原则同人权的一些原则，宪法原则是国内的，国外的比如英国是看欧盟的一些人权法同欧盟契约里面的大原则，有一些国家是看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公约里面的大原则，香港是自动要看人权公约，也透过基本法39条变成香港法律的一部分，所以香港人权这么强，人权的基础这么强，基本法第39条引进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成为我们法律的一部分，两个人权公约并没有说明什么行什么不行，它定了一些原则下来，这些人权的原则是给法庭来检视立法会通过的法律是否合法，而新加坡是没有的。它不会视国际人权公约为适用于新加坡的法律，新加坡可能会参考，但不构成新加坡本土的法律。是很困难，因为它不光是法律的问题，法官是根本把法律曲解到迎合政府的意思，我见很多是这样，我见过一两个官司，当它打不下去时，它不再详细很有系统说出理由，然后判政府赢，因为它知道自己没有充份的理由，有很多商业法例它写得很好，有很多同政治无关的法律判词它写得很好，所以我知道那些法官不是没有水准的，但一牵涉政治、牵涉人权，个个法官都没有水准。新加坡是中共将来要走的方向，你不要挑战政府，你不要闯入这个禁区，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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