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4日訊】(根據2005年5月7日在Minnesota University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修改)
50多年來﹐中國大陸和台灣發展出了完全不同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文化。由於長期的妖魔化宣傳﹐我們大陸人其實是把台灣人看作異類的。當我十多年前來到美國第一次接觸到台灣人的時候﹐非常驚奇地發現﹐我們都是同文同種的中國人﹐沒什麼不同。再接觸下去﹐就會發現我們之間其實有非常大的差別。台灣人說話溫和﹐舉止得體﹐保留了更多的中國傳統文化。而大陸人則完全不同。我們有時候自己開玩笑說個個像紅衛兵。顯然﹐問題不出在台灣人﹐而在我們大陸人。
九評共產黨之六的“評中國共產黨破壞民族文化”﹐講了中共如何破壞民族文化和建立黨文化的。這些九評裡都講得很清楚了﹐我不可能講得更好。我今天就從個人的理解和體會講講每天滲透在大陸中國人生活中的黨文化。
撒謊文化
在中國大陸﹐在政治生活中撒謊不僅是可以接受﹐而且是必需的。遠的不說﹐就說大家都還記得的64和鎮壓法輪功。64以後﹐單位裡人人表態支持黨中央使用軍隊“平暴”。除了極少數人例外﹐相信絕大多數人都表過態。而在內心﹐當時大多數人﹐包括軍隊內部﹐都是同情學生反對武力鎮壓的。所以這種類型的表態就是強迫大家撒謊。六年前開始的鎮壓法輪功也是如此﹐不僅強迫成年人表態﹐還強迫學生﹐包括不懂事的小學生整班整班的簽字反對法輪功。如果有人拒絕違心地表態﹐人人都會指責這個拒絕違心表態的人﹐而不去指責逼迫人表態的這個黨。
中共的謊言宣傳﹐不是說通過宣傳教育把你變成愚民﹐而是宣傳教育的前提就是認定你是愚民。比如說﹐大躍進時宣傳的畝產二十萬斤﹐那是明知道人人都可以揭穿的﹐愣是把老百姓當傻瓜﹔文革時曾經大肆宣傳上海江南造船廠製造的第一艘萬噸輪船下水﹐可就在同一個地方﹐江南造船廠的前身江南造船所在幾十年前就為美國製造過4艘萬噸輪船。1918年﹐美國運輸部總辦與中國駐美公使代表雙方簽訂合同﹐由江南造船所為美方建造排水量14,750噸的運輸艦四艘。這四艘船于1921年12月全部交船。
天安門自焚錄像是另一個典型。大家都知道關於2001年天安門廣場自焚﹐新唐人電視臺有一個得獎影片叫“偽火”﹐分析了中共電視錄像中的破綻。在這之前還有幾個不同的版本。在座的都看過這個影片﹐我就不再重複了。我要講的是CCTV竟能把被分析出來的破綻鏡頭刪掉﹐重新編輯以後﹐若無其事的再播放﹐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似的。考慮到這個有破綻的原版本已經被CCTV自己反復播放過無數遍﹐而“偽火”及類似版本也幾乎是家喻戶曉了﹐中共這種閉着眼睛繼續說早已被揭穿了的謊言是需要相當功夫的。
這樣的謊話結果是騙了人民也騙了自己。中國大陸流傳過這樣一首小詩﹕“村騙鄉﹐鄉騙縣﹐下級騙上級﹐省長騙中央﹔一級一級往上騙﹔一騙騙到總書記﹐總書記找朱鎔基﹐國務院下文件﹐一級一級往下念﹐念完文件到飯店﹐吃喝玩樂說再見。”其實﹐這樣大規模全國性長期的謊言使得即使中央決策所依靠的信息也不可靠。
袁世凱的兒子給他編了一份順天時報﹐就騙了袁世凱一個人﹐中共中央宣傳部及其控制的各級黨報騙了全國。這樣看起來﹐袁世凱比中共差遠了。
套話文化
會議用語（通用稿）﹕可以用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網上有一篇會議通用稿﹐這是第一段﹕“同志們﹕今天﹐我們在這裡召開的XXX會議﹐我認為是十分必要的﹐這對於XXX工作的開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對於剛纔某某同志﹐以及某某同志的講話﹐我認為﹐講得非常好﹐非常深刻。希望在座的同志﹐認真領會﹐深刻理解。回去後﹐要傳達某某同志及某某同志的講話精神﹐並認真落實。真抓實幹﹐推動XXX工作的順利開展﹐努力開創 XXX工作新局面。”
新聞報導套話﹕XXX今天在人民大會堂XX廳會見了XX國總統（總理）﹐會見是在親切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雙方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XXX愉快的接受了訪問X國的邀請…。只要把名字﹑時間﹑地點更換就行了。
政治運動用語﹕今年4月25日﹐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題為“認清本質﹑ 違法嚴究”的評論員文章﹐嚴詞抨擊反日示威。有人說﹐當他第一眼看到解放日報的這篇文章﹐還以為是重新刊載1989年4-26社論。那篇4-26社論所定下的基調最終導致了64屠城。其實再往前﹐和1976年4-5運動時的人民日報文章比較﹐都是可以把幾個名詞調換一下就可以直接用了。如果大家有興趣﹐還可以比較最近各地中共官員就“保先運動”所作的講話。
英雄文化（榜樣文化）
中共是樹英雄榜樣最多的。其他國家﹐不同的文化﹐也都有自己的榜樣英雄。不同的是﹐中共樹立的榜樣和這個榜樣本身沒有多大關係﹐主要是和當時的政治需要有關。
1989年﹐當時的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李源潮在談到榜樣時說﹕“首先﹐要把握好時代需要什麼樣的榜樣。推翻三座大山的時候需要劉胡蘭﹐抗美援朝的時候需要黃繼光﹐搞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需要劉文學﹐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需要雷鋒﹐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時候需要韓余娟﹐振奮一代從內亂打擊下走出來的青年需要張海迪﹐教育價值觀的天平發生傾斜的青年需要老山英雄﹐總之﹐英雄是時代的產物﹐英雄人物的價值在於時代的需要。”
中共樹立的英雄有幾類。
搶救國家財產型﹕向秀麗（保護工廠）﹑金訓華（上海知青。1969年在安徽黃山為搶救木頭被洪水淹死）﹑賴寧（14歲﹐四川﹐為扑救山火被燒死）﹑草原英雄小姐妹（羊群）。
在中共眼裡﹐顯然一根木頭﹑一群羊要比人的生命寶貴的多﹐只要能證明共產黨統治的時代是“英雄輩出的時代”。
政治效忠型﹕雷鋒﹑焦裕祿
有人說學雷鋒是學他做好事﹐其實不然。大家看一看中共當時的領導人題詞就可以知道當究竟是要人們學習雷鋒什麼。周恩來的題詞是“向雷鋒同志學習﹕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志”。這才是要大家學習的﹐學了這個就可以成為中共階級鬥爭的工具和打手。
最不值得的是劉文學﹐為幾個海椒丟了兩條人命。官方的報導說是﹐一天夜裡﹐一個四川小學生劉文學﹐看見老地主在偷隊裡的海椒﹐就大叫“老地主偷海椒啦﹗”老地主就殘忍地將劉文學殺害了。因為現場的當事人只有劉文學和地主﹐而這個地主立刻就被槍斃了﹐這種說法的唯一來源是被處死前的地主。假設這個說法是真的﹐說明瞭什麼呢﹖說明劉文學是被中共的階級鬥爭毒化了的受害者。再說﹐如果老地主偷海椒被抓住了﹐面臨的也只有被打死一條路。
不過事情最可能的是﹐發現劉文學死在地裡﹐於是村裡唯一的地主就成了當然的替罪羊﹐屈打成招就成了冤死鬼。不管怎麼說﹐學習過劉文學的人很少有人質疑過﹐為什麼幾個海椒會比老地主或劉文學的命還重要。
比較世界各國對死者的紀念﹕911紀念活動﹐猶太人紀念大屠殺受害者﹐越戰紀念碑﹐都是強調對生命的重視。所有的活動中唸出的名字﹐紀念碑上刻着的名字﹐都是對每一個失去的生命的紀念。中共則不同﹐從來不重視生命﹐這才有戰爭時期的人海戰術﹐才有歷次紀念抗日戰爭時宣佈中國抗戰死亡人數從1千萬隨便增加到4千萬。對他們而言﹐這只是數字﹐只是宣傳工具。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每年一度的清明節掃烈士墓﹐都不是為了紀念死者﹐而是為中國共產黨歌功頌德。
仇恨文化
剛纔我已經以劉文學為例說明瞭中共是如何對兒童灌輸仇恨的。中共最重要的榜樣雷鋒也是一樣。大家一定還記得著名的雷鋒日記中“對敵人像冬天一般嚴酷無情”和“奪過鞭子揍敵人”這樣的描述。
中共發展出了一套獨特的仇恨文化﹐就是用恨來表達愛。你說你愛中國﹐愛那片土地﹐那裡的人民﹐不行﹐那不是愛國﹐你必須去恨﹕恨日本﹑恨美國﹑恨台灣﹑以前是恨國民黨﹐現在是恨陳水扁﹑恨天安門“暴徒”﹑恨法輪功﹐恨一切中共要你恨的人和事（憤怒聲討﹑批倒批臭）。否則不僅是不愛國﹐而且還是賣國。
不務正業的文化
中共統治的特色之一是“罪犯思想改造”。最典型的是中共大肆鼓吹的對法輪功學員的“轉化”。轉化是對信仰的迫害。這是不言而喻的。大家沒有注意的是誰來執行這個思想轉化。是監獄勞教所的看守﹗
中國有句老話﹐“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我一直以為這句話的意思是秀才雖然能講理﹐碰到只會動粗的兵就沒轍了。然而中共告訴我們說﹐兵比秀才更會講理。
我們看到過很多中共的報導﹐說監獄干警如何“轉化”法輪功學員的。不是說兵或者獄警就沒有會說話講理的﹐而是說那根本就不是講理的職業。警察是國家專政機器的一部份﹐是動槍桿子動拳頭的職業﹐而喉舌什麼的宣傳工具和政工幹部是動筆桿子動嘴的。現在中共讓肌肉干腦子的活﹐這叫不務正業。
搞“政治思想工作”是中共的看家本領。它有世界上最龐大的政工隊伍﹐從中央到地方﹐有各種理論研究機構﹐有專職幹部﹐有行政編製﹐有充足的預算﹐這還不算官方控制的所有媒體。結果還是對法輪功一點辦法都沒有﹐最後還得由和做思想工作風馬牛不相及的警察來做。不過如果說中國警察整體理論水平真有這麼“高”﹐全中國恐怕是找不到一個人會相信。
也許這可以說明中共的理論宣傳工作水平太差﹐讓他們和法輪功講道理實在是太難了。自己干不了﹐就推給第一線的獄警吧﹐讓獄警想怎麼干怎麼干﹐只要下個“轉化率”的硬指標就行了。
讓兵干秀才的活﹐證明瞭對法輪功學員的“轉化”一定是暴力﹐這就是為什麼只有在監獄﹑看守所﹑勞教所才能把人“轉化”。據中共官方報導﹐北京市對法輪功學員的“轉化”就是在勞教系統的大牆內最先“突破”﹐再由勞教所的干警培訓北京市各區縣的黨政官員進行推廣的。中共派駐海外的專業人員政治水平大概應該比獄警高﹐就沒看見在海外把誰給“轉化”了的﹐可能是因為中共官員在海外的民主﹑自由環境中水土不服吧。
口號文化
中共創造了一套獨特的口號文化﹐每個歷史時期都有特定的“口號”。如文革中是“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鄧小平時代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五講四美三熱愛”等﹐到了江澤民當政﹐就是什麼“三講三代表”“ 穩定壓倒一切”。
講到文革﹐倒想起當時非常有名的一付對聯﹐上聯是“老子英雄兒好漢”﹐下聯是“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鬼見愁”。這是文革中最有名的“血統論”。現任公安部副部長﹑中共中央“610辦公室”主任﹐雙手沾滿法輪功學員鮮血的劉京﹐當年就和譚力夫一起狂熱鼓吹“血統論”並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進言﹐要求把“血統論”寫進黨章法律。全國各地至少上萬人在“血統論”為指導的“紅色恐怖”中被打被殺被侮辱。僅首都一地﹐在“紅八月”中被活活打死的就有1772人之多﹗從這一意義上來講﹐劉京的手上早在文革中便是血跡斑斑的了。它能在今天當上中央“610”主任絕非偶然。
偷換概念造成的誤導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在中共的詞典裡﹐新中國特指中共1949年以後在大陸建立的政權。問題在於﹐如果這個新中國還不如舊中國呢﹖舊中國沒有蓄意屠殺幾千萬中國人民﹐沒有逼迫全國人民撒謊﹐沒有大規模有計劃的摧毀中國文化。事實上﹐中共的“新中國”比“舊中國”壞得多。在這裡新﹑舊是沒有意義的。
“建國”還是“建政”。中共1949年在大陸建立的是政權。國家從來都是一個──中國。兩千年來﹐政權換了不知多少﹐中國還是中國。中共將“建政”偷換成“建國”﹐就是企圖割斷中華歷史文化﹐用一個純粹外國的馬克思列寧共產主義來消滅中華。
我們經常在中共的宣傳中看到﹐當一個黨員作了魚肉百姓的事﹐人們會說“這哪像是共產黨員﹖”。言下之意共產黨員應該是人群中的好人。而實際上﹐共產黨的性質決定了它的黨員只要是忠實執行黨的路線﹐就一定是危害人民利益的。當發生這種事情時﹐我們應該說﹐“這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
有人說﹐歷次運動都是中共自己糾正了錯誤﹐不是都平反了嗎﹖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對歷史的誤解。如果大家回憶一下﹐三反﹑五反﹑鎮反﹑三大改造﹑反右鬥爭﹑反右傾機會主義﹑四清﹐一直到文革。在文革之前﹐所有的運動﹐共產黨沒有給任何一個人平過反。文革是唯一的例外﹐文革為什麼要平反﹖因為共產黨整人整過了頭﹐結果整了共產黨自己。所以文革要平反﹐於是連帶的把以前的東西﹐順便平了一些反。但是並沒有完全平反﹐比如說反右﹐共產黨沒有承認過反右是錯的﹐只是說反右鬥爭是擴大化了。實際上﹐你想想看﹐按共產黨統計數字右派是五十五萬人﹐按非正規的統計數字是二百萬人受迫害﹐最後就以一句“擴大化”就算了。
所以共產黨從來就沒有認過錯。文革以後﹐又有兩個大的運動﹐一次是六四屠城﹐一次是鎮壓法輪功。平反了嗎﹖沒有平反。拒絕向人民開槍的前總書記趙紫陽被軟禁十五年至死。也就是說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只有一次整了自己的運動是平了反的。所以共產黨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悔改跡象。
我們還經常聽到的一句話﹐說某某人是共產黨裡難得的好官﹑清官。其實﹐共產黨裡的“好官”對民族和人民的危害更大。比如中共外長李肇星在任駐美大使期間態度蠻橫﹐人稱“紅衛兵”﹔中共現駐聯合國首席代表沙祖康在被問及為什麼法輪功學員被關在精神病院注射傷害神經藥物時﹐毫不掩飾的回答“他們活該”。人們往往感嘆為什麼現在沒有像當年周恩來﹑喬冠華那樣有風度的外交官。殊不知﹐正是那些“外交風度”欺騙了無數青年投奔中共。要是當年就讓李肇星﹑沙祖康之流表現出中共的真面目﹐中共還沒有那麼容易坐大。焦裕祿在蘭考拼死拼活500多天﹐其中400多天抓階級鬥爭﹐鞏固集體經濟﹐只有100多天是在抓生產。他帶領蘭考人民走在貧窮之路上。
改革開放是做了好事嗎﹖什麼叫改革開放﹖改革就二句話﹐“摸着石頭過河”。它沒有政策﹐走一步算一步。第二個就是“鬆綁”。這二十年﹐所謂中國取得的任何經濟成就﹐都是中國人被鬆綁以後創造出來的﹐共產黨也沒管事﹐它就稍微松一松﹐還綁着呢﹐只是沒那麼緊。所以說改革開放只不過是稍微少做了一點壞事而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