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投資膨脹是中國過渡經濟的一個絕症

胡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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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3日訊】在本周舉行的「2005年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中國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對中國經濟中的固定資產投資的膨脹現象表示了高度的擔心,他稱這一現象為當前中國經濟「不健康、不穩定因素的集中表現。」

對固定資產投資進行控制是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核心環節。但是在這一政策大張旗鼓地實行了一年之後,固定資產投資膨脹的現象卻並沒有得到有效地解決。2004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約25.8%,大大高於消費和國民收入的總體增長速度。

投資膨脹不僅表現在總體速度上的居高不下,在結構上也表現為向第二產業的不合理傾斜。第二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超出整個固定則產投資增長速度的50%。即使是在國家明確列為重點調控行業的房地產業,固定資產的增長速度也仍然大大高於總體水平。這不僅使得人們質疑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有效性,同時也使得本來就不合理的中國經濟結構進一步惡化。

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無法得到有效控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於其扭曲動力機制和管理不善的國有信貸系統。中國的經濟結構具有半市場化的特點。在許多最終生產品實現了市場化的同時。處於國民經濟命脈的金融系統並沒有市場化。中國的銀行系統仍然是高度國家壟斷的。這種壟斷不僅表現為主要銀行產權的國家所有,而且還表現為銀行在決定利率和經營方式方面缺乏自主性和靈活性。

這樣一來,中國經濟中出現了一種非常奇特的組合,那就是行為扭曲僵硬的國有銀行和善於在市場上尋求利益的銀行客戶。在這個組合中,銀行無疑會淪為輸家。這是因為銀行管理層缺乏按照市場要求調整和控制信貸的動力,他們還往往與客戶一起,利用擴大信貸的方式為個人權利尋租。最後的結果必然是信貸的過度擴張和銀行壞賬的層出不窮。伴隨著這個過程,固定資產投資也就像一匹信馬由韁的野馬,一發而不可收拾。

各級政府部門對經濟的行政幹預也是造成固定資產投資失控的一個重要原因。從表面上看起來,中央政府是下了決心要控制固定資產投資的。但是與此同時,各級地方政府也是下了決心要推動固定資產投資的。人們常常將此歸結為地方領導人尋求政績的結果。但是為什麼地方政府的負責人如此熱心地以這種方式來尋求政績呢?其實這背後有公、私兩個方面的原因。於公而言,地方政府需要財政收入,需要擴大就業。而實現這兩個目標的最簡單的方式,莫過於增加固定資產投資。於私而言,每一個工程項目背後,都隱含著項目主管部門和主管官員們的巨額回扣,這在中國已經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正因為上述兩個方面的原因,所以地方官員們對推動固定資產投資的積極性有增無減。

在這場控制與反控制固定資產投資的搏奕中,一個或數個中央部門要面對無數個有著千差萬別的理由的地方政府,更何況中央的官員們只是辦理例行公事,而地方官員則是利益悠關。誰輸誰贏,在搏奕還沒有開始以前就一目了然。當然,在中央集權的中國,中央政府可以霸王硬上弓,也就是通過行政手段一刀切的方式強行控制固定資產投資。但是沒有地方諸侯的配合,中央政府的一刀切斷不能長久。這就是為什麼在控制固定資產投資猶如一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戰,而且勝利的一方通常是地方政府的原因。

固定資產投資膨脹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很容易發生,但是也相對容易通過行政的方式來制止。在半市場半計劃的經濟制度下,這一現象則更容易發生,而且也更難制止。這是因為,政府行政手段的有效性遭遇到了市場力量的限制,同時市場經濟的利益誘惑也使得政府官員們的個人利益卷入其中。解決這個絕症的唯一方法只能是更迅速的市場化,更徹底地斷絕政府對經濟活動尤其是企業投資行為和銀行貸款行為的直接幹預。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報導》(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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