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1日訊】2005.04.15
上個週末在中國各地爆發的針對日本的街頭抗議活動，一方面是中國民間長期積蓄的對日本不滿情緒的一種宣洩，另一方面也表現了中國政府對民間抗日情緒的妥協和對其統治合法性危機的擔心。從歷史上看，中、日兩國間的舊恨未了，自十九世紀末到一九四五年，兩國之間多次爆發戰爭。每次戰爭都是以中國戰敗為結局。尤其是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軍隊對中國大片國土的入侵，屠殺、蹂躪了大量的中國人。戰後，日本政府並沒有對其在對華戰爭中所犯下的罪行正式道歉。對此，中國老百姓自然早就不滿。
民眾的不滿早就存在，為什麼歷來害怕和反對民眾走上街頭的中國政府此次對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活動採取了妥協的態度呢？從表面上看，此次街頭抗議的爆發與日本政府一系列激化矛盾的做法有關。例如，對包括釣魚島在內的中日領土、領海爭端的態度強硬，公開與美國政府簽署聯合聲明將台灣列入其關注的範圍，反對歐盟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的努力，在歷史教科書問題上拒不承認在二次大戰之前和大戰中對亞洲國家的侵略和對這些國家人民帶來的苦難，首相小泉上臺後不顧鄰國的反對公然拜祭靖國神社，等等。其實，雖然表現形式有所不同，在上述問題上日本歷屆政府的立場是一貫的。顯然，中國政府選擇在此時此刻容忍民眾的街頭抗議活動有著其他原因。
促使中國政府改變態度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聯合國的改革方案出臺，日本政府積極活動爭取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日本政府在爭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過程中的一些做法一方面使得中國政府在國際上顏面喪盡，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國政府在國內的合法性危機加深。
戰後五十多年來，世界的經濟和政治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戰後成立的聯合國在應對國際形勢的變化方面明顯力不從心。要求聯合國進行改革的呼聲早已有之，改革方案也已經醞釀多年。此次改革的一個重點就是擴大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名額。日本在戰後經濟發展迅速，是繼美國之後的第二大經濟實體。其繳納的聯合國會費的份額也高居世界第二，遠比中國、俄國等現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所繳納的會費多出許多。戰後日本對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也遠比歐洲國家要多。在這種背景下，日本認為其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理所當然。
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尤其是七十年代中日兩國建立邦交以來，中國政府對日本的態度和中、日兩國的關係一直十分微妙。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歐美對中國進行貿易封鎖期間，尤其是在中國和前蘇聯關係交惡之後，日本實際上是中國進口大型成套設備的一個主要來源。雖然兩國之間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中國政府一直將對日民間外交始終作為其外交工作的一個重點。到了七十年代，毛澤東、周恩來為了換取日本政府放棄對台灣的支持，主動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款權利，並與日本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毛澤東還多次在公開場合半開玩笑半認真地感謝日本發動的對華戰爭，聲言正是那場戰爭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喘息和坐大的機會。八十年代以來，日本的民間投資一直是中國吸收外資的重要來源，對日貿易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也佔舉足輕重的地位，日本政府還通過無償和低息貸款的方式連續二十多年向中國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一九八九年中國政府屠殺抗議學生之後，在西方國家中，日本最早恢復對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國家。
從日本政府的角度看，現在是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對其長期投資給與回報的時候了。日本政府知道得很清楚，中國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中國民眾沒有遊行抗議的自由，民意也不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因此它從來就沒有把中國民間的反日情緒放在眼裡。它認為只要把中國政府籠絡住了就成。當然它也明白，在民間反日情緒高漲的時候，要求中國政府公開支持日本並不明智。因此，他採取了迂回的戰略，先去尋求國際上其他國家的支持，它認為到時候得到中國政府自然會水到渠成。
偏偏是這一做法不僅使得很要面子的中國政府在國際上很沒面子，同時也使得本來就面臨重重國內矛盾的中國政府的統治合法性危機進一步加深。中國政府只得對民眾的街頭抗議採取容忍的態度。一來讓民眾的情緒得到某種宣洩，從而不至於導致更深刻的統治合法性危機；二來也對日本政府不給中國政府面子的行為表示一下無力的抗議。
──轉載自《自由亞洲電台》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