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日訊】每逢“六四”受難者的祭日，我的心情就會顯得格外沉重。對于十六年前所發生的“六四”事件在我當時的心里還不是那么清晰，當時我不過才几歲，正是由于這樣的客觀原因，我沒有“赶上”那場轟轟烈烈的愛國民主運動。在那時，書本上講到北京所發生的運動是一場“反革命暴亂”，一些“暴徒”在北京“放火燒解放軍的軍車”，“企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制度”，后來，這場“暴亂”被平息。不過，長輩們卻對我講到那是學潮運動，共產党的頭子鄧小平當時派軍隊用机槍和坦克對學生進行了野蠻屠殺，當學生被机槍射死和坦克把人碾死之后，為了不讓現場留下痕跡，接著用“鏟机”把人的尸體弄到車上拉走，后面又用洒水車把廣場和街道清寫干淨……听到這些時，我常常感到十分地恐怖。
不過，在那种特定的生長環境之下，加上主觀認識程度上的不足，從根本上講，我無法對此作出明确的判斷。因此，在那些十分荒誕的歲月里，“六四”在我的心中可以說是朦朧的，直到后來，我了解了六四的真相。我敢斷言，在今天，對于那些在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出生的人而言，絕大多數可能都還不知道“六四”究竟為何事？因此，了解八九六四的真相，拒絕遺忘這場慘無人道的大屠殺，是當代青年人必須的責任。
由于每個人的生存与發展都會受到他所處在的客觀存在的現實環境的制約，同時也會受到他自身的主客因素的影響。那种客觀存在的條件，有教育環境、家庭環境、人際交往、工作關系、社會實踐、輿論導向以及它所在的各种客觀的物質或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同樣，一個人本身主觀方面的因素也會影響到他對事物的認識狀況。尤其是人的信仰這一嚴肅問題上，也許我們用了十几年或數十年所建立起來的一种所謂的“堅定信仰”會在一夜之間崩潰，這种“堅定信仰”的崩潰，往往是因為當人們認識到這种信仰所具有的荒謬所致。
中共從其奪取政權并建立政權以來，在對國人的信仰方面總是企圖達到一种絕對的控制狀態，要人們只信仰中共所鼓吹的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度被中共描繪成了人間天堂，仿佛將要走向一种神話般的境地一樣。無能人的智力如何發展，他要跳出這樣一個被中共所設定的“神話构架”，總是要經歷一定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于有些人一生也沒有從這個“魔幻世界”中走出來。只要一個人走出了這個被中共精心設定的“魔幻世界”，一切妖魔化的謊言不攻自破，真相就出現了。了解真相后，我們就會恍然大悟，原來我們一直被謊言所統治，并且這种謊言有強大的暴力作保護。就像“六四”屠殺事件一樣，中共政權十几年來一直在用謊言和暴力維持其對“六四”的定論。
天安門“六四”事件已過去十六年了，在這漫長而又短暫的十六年里，中共政權對“六四”的扭曲、篡改，從最初的“反革命暴亂”、“天安門事件”、到“八九政治風波”，這體現了中共政權總是想要人們淡忘“六四”。然而，“六四”作為一次重大的歷史事件，它將永遠被人們所記住，“六四”事件与“反右”、“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等歷次事件一樣，把中共永遠地釘在中國歷史的恥辱柱上。我們反思“六四”事件，必然要反思那場与導致“六四”事件的“八九愛國民主運動”。為什么要把“八九愛國民主運動”与“六四事件”分開來看？是因為，“八九民運”是一場在“愛國的基礎上，自發的并以追求自由、民主、反腐敗的運動，這是一場始終以和平的方式所進行的与中共專制統治直接對抗的學生運動。”而“六四”事件，是中共專制集團對這場愛國民主運動所進行的血腥鎮壓。“八九民運”与“六四”事件是緊密相聯的，但又存在一定的區別。
任何事物或事件的產生与發展都必須具有一定的條件，首先就是它的產生所具有的前提條件。八九愛國民主運動的產生，它同樣具有其前提條件，這主要是由八十年代那种大環境所決定的。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中國史無前例的浩劫，它對中國所造成的破坏是方方面面的。在政治上，無數的的國人成為所謂的“政治犯”被處死了，至少有四千多万人因“文革”而非自然死亡，几億人受到牽連；在文化上，中國的傳統文化已經被破坏殆盡，中共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完全替代了一切中國文化，中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監獄，人們無法知道外面的世界；尤其是在經濟上，中國的經濟已經處在了崩潰的邊緣，人民過著民不聊生的日子。
因此，當“文革”結束之后，中共政權為了挽救其接近滅亡的命運，不得不搞起跋足式的“改革開放”。十一屆三中全會确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在經濟上開始了改革開放。進入了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在經濟上确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毛澤東式的經濟模式漸進地被打破，但是在政治上卻沒有与經濟發展同步，這就使政治与經濟發生沖突，進而在社會的各方面就出現了矛盾加劇。要想解決這樣的矛盾，就必然要在政治上進行相應的改革才行。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組成了八十年代中共核心領導層。鄧、胡、趙這三個人的對中共權力的“相對分化”，使得中共的政治在一定的程度上處于一定“相對平衡”（盡管鄧小平是實際的掌門人），同時胡、趙的開明政治使得社會的文化气息出現了空前的自由度，知識分子表現最活躍。改革開放使西方文明被人們所認識到，這些有包括西方先進的政治、文化及經濟運行方式及成果。然而，中共保守派認為中國已經開始了嚴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主張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社會矛盾的加劇、知識分子思想的覺醒，高校學生開始用“學潮”這一方式來表達其對中共不滿。一九八六年中國發生了規模較大的學潮，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因為對這一次學潮的處理較軟，竟被鄧小平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于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被迫辭去了中共總書記的職務，由趙紫陽代理總書記的職務。趙紫陽上台之后，采取了一些靈活的措施，他不但成功地反擊了那些試圖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擴大化的中共極端保守派，而且還把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在十三大繪制了出來，政治體制改革被提上了日程，當然，主要還是以經濟改革為主。如何進行經濟改革，一九八八年趙紫陽在得到鄧小平支持后決定從价格改革入手。令人們始料不及的是，隨著价格改革，帶來的是物价上漲，人們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影響，從而使得原本具有的社會矛盾更加激化。
八十年代所產生的各种社會矛盾總暴發的趨勢不斷加劇。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的去世成了社會危机暴發的導火線。本來，鄧小平對胡耀邦的處理就使人們極大不滿，他的遭遇得到了那些曾經在“文革”及歷史運動中受到牽連而在胡耀邦的主持下被平反的人，還有無數知識分子的同情。所以，當胡耀邦去世后，人們紛紛地以各种形式來表達他們對胡耀邦的怀念，最重要的還是人們要求中央必須公正地、客觀地對胡耀邦作出歷史評价。在如何評价胡耀邦這一問題上，鄧小平始終堅持不能對胡耀邦作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之評价。在悼念胡耀邦的同時，各种對中國社會不滿的人借此表達他們的訴求。知識分子作為社會中思想活躍進的一個群體，他們以反貪污腐敗、要求中共啟動政改、要自由、民主，為了中國，他們走在最前面。
由對胡耀邦的悼念活動轉變為一場追求民主自由的運動，這种轉變是必然的，這是由當時那种客觀條件所決定的，同時這場民主運動的發生也是偶然的，正是胡耀邦在當時的那种偶然性的去世導致了這場運動的（提前）發生，但是如果不發生胡耀邦的去世，那么也會有其它事件的發生，這种事件發生同樣會對中共在八十年代以來的改革產生很大的影響，這种影響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如果說是積極的，那么很可能出現了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者們的力量發展壯大，也至于因為十三大的政治體制改革路線得以實現，使中國的政治大進步，甚至于可能“和平演變”的可能。如果說是消極的，那么就是像六四一樣失敗，使政治體制改革完全夭折。因此，從客觀上講，八九民主運動的發生對中國的民主進程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實際上，如果我們認識八九民運的話，我們將會發現，這場運動的過程在總體上是混亂的。一方面八九民主運動的最終目的不明确。這場運動的基礎是“愛國”，然后才是人們所要求的“自由、民主的制度”。學生們總是反复要求中共承認學生是“愛國的”，而不是“反革命的動亂”。其實，愛國是一种民族主義，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的，這并不需要統治者來肯定人們是不是愛國，而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礎是來自于對人的權利的尊重，并在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基礎制定适合廣大人民的權利与義務的法律，也就是說自由民主的基礎是來自于“人權”、“立法”，只有在“人權立國”的基礎上，才會有最終的自由民主。學生們游行示威、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這些都是天賦人權。
其次，八九民運的斗爭策略也不當。沒有堅強的領導机构、組織松散、紀律混亂，特別是一些人當他們“占領”廣場后，很多人竟然不知道他們下一步該怎么辦？出了那种僵持的局面。中共政權無論如何也不會作出讓步。在五月十九日凌晨，趙紫陽來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并發表講話，實際上他本人都已經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作為賭注，而學生則對趙的忠告不理采，如果參加學運的人能夠有進有退，即使這場運動失敗了，但也不至于失敗得如此的慘烈。因此，雙方的僵持被打破，擁有強大的暴力統治工具和掌握國家一切資源的中共最終采取了血腥的方式對這場運動進行鎮壓。
八九民主運動的失敗，這是不可爭議的，因為它原本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的制度并沒有因為這場運動而在中國實現。八九民運失敗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同時也是多方面的。八九六四的發生，在客觀上對世界發生了一定的影響，柏林牆被推倒、不可一世的蘇聯共產專制倒台、東歐巨變。因此，可以說八九六四在中國是失敗了，但在世界上的其它一些共產專制國家卻是“成功”了，中共的血腥鎮壓使人類認識到了共專制的殘暴，這种制度必然要被世人所唾棄。人們太低估了中共政權的殘暴，以至于很多人對這場屠殺毫不准備。
“六四”屠殺之后，江澤民成為了最大的受益者，在他統治中國的十五年時間里，中國究竟發生了什么？在江澤民統治這些年里，中國政治大倒退，中共成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貪污腐敗集團，人民的血汗錢被中共既得利益集團据為己有；中國人的信仰基礎已經喪失了，也無人再相信那個所謂的烏托邦共產主義了，人們只相信“錢”，無數中國人已經成為了“物欲主義者”，同樣，中共政權因為已經失去了信仰基礎，只能依靠國家恐怖主義維持其苟且殘延的政權；政治上的高壓統治，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條件下，把一切有敢于挑戰中共統治的力量消滅在萌芽狀態。江澤民下台了，胡錦濤又來了，人是換了，但中共的專制本質沒有改變，他們只不過是這個專制集團的代表者。由于“六四”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中共政權是不可能對其作出公正、客觀、徹底的評价。很多人都在幻想中共“平反六四”，但這是不現實的。或許中共真的某一天要“平反六四”，可這一天到來時，也許就是中共要走下歷史舞台的時候，因為中共想要用“平反六四”來挽救自己。
現在，對于我們而言，不要指望中共如何去“平反六四”了，而是要把“六四”的真相告訴每個人，要人們絕對不能忘記中共法西斯政權為中國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當每個人都知道真相之后，中國人民自然就會對中共的罪行進行反思。如何才能不讓這樣的悲劇重演？除非只有在中國實現了真正的民主憲政，使中國真正地走向了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否則，類似“六四”的悲劇仍然會不斷地出現。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