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2日讯】二、批判的现实和对现实的批判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八十个年头。对中国共产党的中肯的评价是：它曾是一个革命的党，但决不是一个能承担起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民主化建设的党。我们无法断定它还有多长的路。但我们可以断言的是：如果它想继续存在的话，必须从现在开始进行彻头彻尾地改造。
新世纪来临之际，全世界加快了变革，中国也必须加快变革，否则，将被世界彻底变革。中共军事官僚集团专制统治已经成为中国变革的最大障碍，因此，中国要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就必须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
1、农民革命+民族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相结合的产物。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需要一个较中国同盟会更激进的派别将民主革命推向前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就是激进派的代表人物。即使没有俄国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帮助，这些人物也会结成激进的党。只是俄国革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使它才称作中国共产党，才打出共产主义的旗帜。
然而，中国极端落后的经济和政治文化专制主义，以及受列强侵略的特殊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一个西方式的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它当初希望用共产主义来解决工业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日益激化的矛盾。而中国则尚处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初始阶段，农民和刚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少部分的工人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体，他们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遭受着军阀、地主、官僚、新兴资本家和列强的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最苦难、最保守的部分，但也是蕴含着巨大革命力量的阶级。任何革命的政党，要想夺取政权，就必须以他们为基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一天起，就宣布它代表这一阶级的利益，宣布为他们的解放而斗争。
在从事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二十八年里，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唱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合奏进行曲。民族主义反映了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独立的愿望；在农民和贫苦的工人看来，共产主义就是平均主义，即“等贵贱，均贫富”。因此，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加民族战争。以民族主义凝聚民族感情，以共产主义动员工农大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全部秘密。这个秘密，毛泽东和多数共产党领导人不敢承认，因为农民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方式、是中国的传统，是专制主义的阶级基础。毛泽东只承认三条，即所谓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试问党员的大部分不是农民吗？武装力量的主力不是农民吗？统一战线的主体不也是农民吗？其实，这是毋庸讳言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这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夺取政权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关键的问题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夺取政权后，如何使用这个政权去建设这个独立的国家。
2、在最落后的生产方式上建立“最先进的社会制度”
在掌握了全国政权后，中共的领袖们开始按照他们的愿望打造中国。他们用三年时间巩固政权，用四年时间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据说，这四年走完并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四百年的历程。这一制度的最基本的特征是权力的高度集中——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一切都集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后集中在党的最高领导人手中（过去称主席，现在称总书记）。它所体现的原则便是我们上面多次提到的“以党治国”、“领袖独裁”。它被中共中央领导人自诩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
事实上，“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制度。在中国，它是罩上现代光环的古老的皇权专制主义制度。中共领导人不承认这些，或者说压根就不去想这些。但是，最贫穷、最没文化、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也是最朴实、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农民却最明白这些。他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共王朝，毛泽东和他的接班人就是皇帝（党内的世袭皇帝），从周恩来到老百姓都是他的臣民，中国领土和海疆都是他的江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仍然是中共统治不变的法则。
于是，我们看到，中共谎称的“先进”体制正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所要彻底变革的。
在人类文明进化到今天，在中国步入近代工业化、民主化进程一百多年后，这样一种落后的、古老的、与历史发展相悖的体制，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生命力呢？答案就在中国历史里，在中共的经历中。
中共信仰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的最基本观点是从现存的社会经济条件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毛泽东曾作过统计：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现代性的工业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占百分之九十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还停留在古代。这种基本的生产方式是中共高度集权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的改革总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进行的，由于缺少内在的基础和动力（特别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改革一直是浮在表面。前面已多次说过，辛亥革命赶跑的只是穿龙袍的皇帝，在“共和”的名义下，军事独裁、政治和思想专制、文化奴役，一切照旧。再一方面，长期地军事政治斗争，锻造了中共军事官僚体制和领袖个人崇拜，在中共夺取政权后，也就不可避免地将其全面而迅速地推行到一切领域。
中共自身的宣传机器以苏联的例子来证明高度集权体制的先进性。其实，苏联的体制也是小农经济和沙皇专制历史的产物。斯大林就是彼得大帝，集体农庄就是将农民集体农奴化，国有化就是打着公有制招牌的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之所以赞美苏联，效仿苏联，是因为他们和苏联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1956年，中共领导人包办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这是中国版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它制定了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然也是苏联宪法的翻版）。宪法规定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
但是，所谓“人民民主”只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实行中共各级官僚们专制独裁的虚伪形式。“民主”实为“民之主”而非“民为主”。宪法明确规定了实行“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是共产党的领导。既要保证中共的绝对领导，又要假借“人民”名义，因此，从中央到地方（以至街道、乡村、工厂的车间、学校的班级）各级机构中，都设有党政双重机构。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只有党没有政，只有主没有民。于是，中共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绝对支配地位得到了绝对的保证。只有这样，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才能完整地贯彻执行到底。孙中山和蒋介石的“以党治军”、“以党治国”、“一党专制”和“领袖独裁”的体制被继承无余，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原始公有制。如上所述，中国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时，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尚停留在封建的小农经济时代，而加快封建小农经济解体并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最有效途径是发展商品经济。这是被全部世界近现代历史所证明了的。我们可以批判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性，但是我们不能违背历史规律。1956年完成的所谓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其中的的工商业的改造，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社会中仅存的不到百分之十的现代经济成分，使中国近代生产方式倒退几十年。这种号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小农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他既是几千年来的小农意识在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胜利后的实现，也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存在在中共领导人思想上的反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否定人的差别，否定竞争，从而也就消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而为了满足中共领导人的虚荣心理，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只能是浮夸的泡沫经济，以及浮夸后的普遍的贫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共领导人所做出的除了政治制度改造和生产关系改造以外，第三项就是改造知识份子。它是通过政治手段，将中共领导人的所谓“共产主义”意识（实质是皇权专制意识）强加于具有现代科学精神和现代民主意识的所谓旧知识份子头上。听话者则成为御用工具，赐以特殊待遇；不老实者则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或“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而打入人间地狱。
1956年，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成了。从十月革命到1936年斯大林颁布苏维埃宪法，苏联用了将近二十年建成“社会主义”。而中共只用了七年就在中国建成了“社会主义”。直至今天，中共新军事官僚集团仍将其视作中共改造中国的辉煌业绩（事实上，他们在实践上已经根本否定了它），并拿它继续欺骗中国善良的老百姓。
3、中共领袖的“大头症”
1956 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中共政治家的庆功会、誓师会。他们发誓要在短时间内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图纸变成中国大地上的高楼大厦。他们相信共产党人具有改造客观世界的无尽的主观能动性，相信“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无限大的推动力。既然中共能在短时间内建成比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他们一定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辉煌的业绩。他们有理由相信，在他们的卓越领导下，在十几年、甚至几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
但是，自称马克思主义继承人的中共的政治家、理论家们却在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理论上犯了错误，或者说有意地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八大” 宣布，在社会主义制度建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落后生产力这边了。这里的逻辑是，生产力要适应先进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要适应先进的上层建筑，最后，一切都要适应中共政治家的主观意志。这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是典型的大头症。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一唯心主义大头症的疯狂发作。
对客观规律的嘲弄遭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带来了1960年前后空前绝后的灾难。中共的几个政治家的异想天开的错误举动，却让成百上千万中国老百姓用生命作代价去补偿。直到今天，只要提起“六零年”，中国的老百姓仍不寒而栗。中共的政客们不敢正视它，因为它是抹不掉的癞头疮。但中华民族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一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要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让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列主义和他本人的思想）成为中国人唯一的意识形态。这场运动虽冠以“文化大革命”，但它压根就是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里，极端民主和极权专制实现了高度地统一。阶级斗争学说推行到极至，全国各民族、各阶层自发地或强制地划为两大造反派别，毛泽东是两派共有的总司令和革命领袖。无论这两派之间有多大的矛盾和冲突，但他们对 “革命领袖”的无限崇拜和无限忠诚却是同样的。毛泽东拥有着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从未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尊严和权威，他的只言片语被称为“最高指示”奉作圣旨，成为判断一切是非的唯一标准的。凭着对毛泽东的赤胆忠心，革命的造反派对现存的一切展开暴风骤雨般的无情地冲击。除毛泽东及其光辉思想外，人们不再相信任何权威，一切清规戒律都没有了，一些决策政令还没等形成就成为过去。“文化大革命”极具破坏性：它进一步摧毁了中国的经济，践踏了人类优秀文化，对毛泽东极端封建性的个人崇拜使中国尚存的一点民主法制意识丧失无余，荡然无存。不过，就政治的破坏性来说，却有较大的进步性——它瓦解了共产党自身的统治体系，人们不再盲目相信权威，特别是在唯一的权威毛泽东去世以后。
“六零年”和“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历史词典里灾难的代名词。它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中共在中国的共产主义实验的失败。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毛泽东等一代领袖人物的相继去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共的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了渡过危机，中共的权贵们不得不请出毛泽东的战友、并且在“文革”中被毛泽东两次撤去党内外职务的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
4、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专制主义
邓小平是中国的马基雅维利。他的著名的信条是“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即只要能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巩固已经动摇了的中共的专制统治，二是尽快将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实力搞上去。
1978 年底，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它被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其舆论工具誉为建国以来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事实上，这是中共对其建国以来的路线方针进行自我否定的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开放，就是要睁开眼睛看世界，打破毛泽东时代的封闭状态，扩大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改革，就是改变中共建国以来所谓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以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改革开放”的方针本身应该说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一方面，只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撞击和优胜劣汰，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只有不断地改革、淘汰、废除过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才能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中共“八大”的路线，事实上宣告了中国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终结（马克思：“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但可悲的是，邓小平和他的同僚们却没有勇气承认他们的历史错误。因为承认了“八大”的错误，就等于承认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错误，也就否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最终也就不得不确认中共统治的不合理性。然而，邓小平和他的同僚们进行“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巩固中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所有的改革、所有的开放，都必须围绕这个宗旨，即维护中共军事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邓小平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是谁“先富起来”了，大多不还是那些手握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的中共各级官僚及其亲信们！
所以，在具体实践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必然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要改革开放，扩大交往，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巩固和加强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共军事官僚体制。这一对矛盾无法调和。其后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就是在这一矛盾的不断激化、升级中进行的。要发展经济，就必须首先改掉束缚经济发展的生产关系，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建立起来的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需要的是民主化的政治体制的保护。因此，历史的结论必然是：不是中共军事官僚体制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破坏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现代化的建设，导致中共军事官僚体制的消亡，最终废止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和奴化思想，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而后一种结果才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二十多年来，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正在形成巨大的力量，冲击着中共军事官僚体制；中共维护这个体制，即维护其军事官僚集团的最大利益，又不断加强着专政机器；而专政机器的任何加强又必然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阻碍和破坏。因而经济愈发展，矛盾愈激化。中共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实际上，这样的怪圈在一百年前的晚清时期已经出现过一次了，中共只不过在重蹈历史的覆辙罢了。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就是一场新洋务运动。它的基本指导思想，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再版。它要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经济管理手段（所谓“用”）来巩固中共专制独裁之“体”。所谓“中国特色”，只不过是欺骗世人的遮羞布。当然，与洋务运动一样，它从解决政治与经济的矛盾开始，在政治与经济的严重对立中进行，也必然在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矛盾的激化中破产。
以1898年残酷镇压维新派为标志，满清王朝将其推上了自绝的道路；以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野蛮镇压爱国青年学生为标志，中共的军事官僚集团同样将其推上了自绝的道路。中国不会忘记，世界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1989年春夏之交，那一场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民主运动。自称是人民代表的中共军事官僚集团竟动用军队，血腥地屠杀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1989年“六四事件”，在中外历史上将是空前绝后的大血案。“六四血案”以血淋淋的事实说明了中共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暴露了中共军事官僚资本集团的罪恶本质。
踏着“六四”英烈的鲜血，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新的军事官僚资本集团建立了所谓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这个以军事屠杀上台的新的军事官僚资本集团，也只有以不断强化军事官僚集团专制来巩固其腐败政权。否则，它连一天也统治不下去。另一方面，便是强化思想专制，以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和“邓小平理论”以及“江泽民学说”钳制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
5、揭去专制独裁的护身符
“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共军事官僚集团专制独裁的护身符，是全国人民一切行为的紧箍咒，是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无形桎梏。它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已经破了产的。不彻底抛弃“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就无法真正实现。必须揭去这道护身符！
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代，马克思提出以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十九世纪中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和自由资本主义体制创造了巨额财富，自由竞争使社会发生着急剧分化：一方面是社会财富向少数资本家手里集中，另一方面是社会的大多数沦为只能靠出卖体力为生的产业工人。盲目地、无规则地生产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来临之时，大量工人因失业被抛上街头，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日益激化。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医生，他认为医治这个社会的最好办法是结束这个社会——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生产资料公有化，以与生产的社会化相适应，实现分工、生产、流通和分配的计划性。这就是共产主义。他和恩格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盲目竞争和由此带来的经济危机。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此奋斗了几十年。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没有消亡，反而不断加固，生产力迅速发展。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又加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以便使其共产主义学说能自圆其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在逝世前，便毫不掩饰地承认，他们在十九世纪中期阐述的一些观点错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错误在于他们忽视了这样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根源正在于它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竞争机制，资本主义的盲目生产是因为它的体制的不完善。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就是消灭商品经济，也就消灭了竞争，从而消灭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资本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在于保持并激励竞争。而基于平均主义之上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只能消灭竞争，从而制约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五十多年来，资本主义正是通过自我调整（非暴力的或民主的）而健全，从而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尽管它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宣判过多次死刑，但直至今日，它仍然充满活力。事实上，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一百五十年前那种盲目地、无节制地竞争的资本主义了。它在通过股份制实现着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不是“公有化”）占有，它在完善竞争机制和消除社会普遍贫困的同时，也在扩大计划经济的比例。只不过它不是用强制手段，而是通过经济杠杆和民主机制来推进。
社会主义没能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宁却要在封建农奴制残余普遍存在的俄国建立社会主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斯大林以军事手段在苏联强制推行共产主义，在剥削广大劳动者的基础上实现共产党国家官僚资本的积累。一方面建立起共产党军事官僚集团垄断的国家工业体系，并最大限度地将其国有化；另一方面劳动人民的生活却一直处于贫苦状态。专制独裁（所谓“高度集中”）的体制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社会矛盾激化。在十月革命七十多年后，共产主义体制在苏联寿终正寝。它不仅使苏联解体，也使自彼得大帝以来，经过几代沙皇苦心征战而建立起的俄罗斯帝国崩溃。
苏联的解体标志着世界共产主义实践的破产。在中国，共产主义已经随着“大跃进”带来的灾难而在事实上宣告破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向世人宣布革除共产主义，消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官僚集团所进行的一切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都是在使中国资本主义化（所谓“与世界经济接轨”）。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中共新的军事官僚集团不敢承认这一进步，因为承认了它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中国统治的不合理性，就等于承认了中共统治中国几十年所犯下的罪恶。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它的制造者欺骗自己和欺骗人民的把戏而已。
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在中国，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或是将来，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只能是一个虚拟的宗教式的理想天国。
２“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在汉语词典里对这个词是这样解释的：“对人民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的结合，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根据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界定的。毛泽东认为，人民在中共领导下，组织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保护人民的利益，人民享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等自由。人民通过自己的政府，即国家机器对反动派实行专政。这是《共同纲领》和不断再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写下的内容。
然而，所谓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只是中共军事官僚集团强行包办下的各级军事官僚们的宴会，是中共官僚阶层保障其谋取最大利益并将其合法化的雇佣工具。而被请进各级政治协商会议的相当多的所谓民主党派的委员，只不过是中共军事官僚集团强奸后并以重金包租的歌妓。
透过中共统治中国五十多年的事实，我们看到的是，人民享有的只是被专政和民主自由权利的被剥夺：所谓“三大改造”，是对人民享有的对财产占有权的剥夺；对知识份子的改造和反右派是对知识份子的残害、对人民的言论和行为自由的剥夺； “大跃进”则是对劳动人民工作权和劳动权的任意支配和剥夺；1960年，相当多的普通百姓被剥夺了生命权；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样是对公民思想、言论、出版、结社等权利的剥夺；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则是对公民所有的权利的剥夺；“六四”以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军事官僚集团以所谓“稳定”为借口，动用一切古老的和现代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段，对公民实行着空前的控制，以最大的限度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迅速地扩大着军事官僚资本。中国进入了一百多年来最专制、最黑暗的时代。
这就是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即对人民的专政和共产党各级官僚的随心所欲。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多年来，中共军事官僚集团对付人民的手段正是历史上他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手段的继续。当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反动势力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积累财富和对付人民的手段，已经被中共军事官僚集团不折不扣地继承下来并发展到新的档次了。在历史上，以暴力夺取政权的集团必然以暴力来巩固政权，而且统治时间愈久，暴力愈强化。所不同的是为夺取政权是以暴力对付敌人，而为巩固政权是以暴力对付人民。
３“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这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中共军事官僚集团一切活动的目的，只是将“共产党的领导”改为“中共军事官僚集团专制统治”更符合事实。
中共的领导是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它同1946年国民党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如出一辙。将某个党的独裁写进国家宪法，大概只有德意法西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统治下的前苏联以及现实中国。中共一党专制的依据是：“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是历史上形成的”。这个理论有一部分是符合历史的。如前所述，作为“革命党”，中共在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民族解放战争的结束也就意味着“革命党”角色的转换。在民族战争胜利后，由唯一的“革命党”领导的独立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必定是专制独裁的，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合乎逻辑的，在实践中也已经被克伦威尔帝国、拿破仑帝国以及前苏联、东欧和现实中国自身的历史所证明。
中共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统治呢？勿庸赘言，这就是上述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中共寡头控制下的党政军组织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三位一体的后封建主义军事官僚体制即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各级党政官僚代表的是上层的意志（最终是中央最高独裁者的意志），他们的职责是为上层统治者（即他的主子）管理人民和索取经济利益，他们只有在满足其主子的最大欲望的前提下，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和索取到自己所得的经济利益，并得到升迁。在这种体制下，只有党棍、政客、流氓、无赖、痞子、婊子和鸡犬之类的小人才能跨入统治者的行列；而贤能者是被排斥在外的，即使有些能够加入这个行列，也必须首先把自己异化，然后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地道的腐败分子。这种情况，在中共官僚阶层上下内外是通存通兑的。老百姓是被压迫者，中共的普通党员也是被压迫者。
４“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是中共军事官僚集团强制推行的宗教式意识形态，是对普通党员和全体公民进行的精神控制。1992年，中共“十三大”在事实上取消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规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唯一的指导思想，近几年来又在大肆鼓吹“江泽民学说”（姑且就用这个词吧）。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是以暴力革命实现平均主义的理论，它是十九世纪中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是当时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下的基督教徒对天堂的幻想，是已经在实践中破了产的理论。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则早已在实践中被共产党的官僚集团以唯心主义所取代。列宁和斯大林的主义是沙皇专制加农奴制再加暴力革命基础上的军事法西斯主义，它已经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而永远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毛泽东思想形成于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和长期内战的历史条件下。中共领导的民族革命和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内战的基础是乡村小农经济和农民阶级。1945年，刘少奇给毛泽东思想下的定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型。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指暴力夺取政权，它在中共夺取政权后被阐释为“人民民主专政”（已如上述）；民族化就是农民化。因此，所谓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的阶级斗争学说加农民的造反意识的糅合，而农民造反意识则是平均主义与忠君思想（即个人崇拜）。这一理论用于指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是十分有效的，而用于指导现代化建设（特别是世界市场日益构成一个整体的时代）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然而在事实上，已经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邓小平等人判了刑。
邓小平理论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专制主义相混杂的实用主义。如前述，它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比发展更严重的破坏；当然，它也迅速地使中共军事官僚统治走向崩溃。至于江泽民，这个踩着爱国青年学生的鲜血登上中共专制权力中心的政客，他一方面不断加强军事官僚专制统治机器，另一方面在邓小平阴魂下大搞个人崇拜。他的只言片语被那些让中共军事官僚专制统治机器阉割了灵魂的太监们吹嘘为“学说”、后邓小平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其实，所谓“三讲”、“三个代表”早已是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共产党家族的族长们讲烂掉了的谎言，它所掩盖下的只能是政治独裁和经济掠夺。而有初中历史知识的孩子们都知道，江泽民所谓“以德治国”的理论，是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对那些杀戮掠夺成性的残暴国君们提出的挽救其统治危机的谏言。江氏的“学说”，其实只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他自己对权力和利益的占有欲望，以及在此前提下的中共军事官僚集团之间对权力和利益的瓜分。相反，江氏的所谓“学说”恰恰说明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已经没有正气、没有民族利益，生产力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人文精神和社会道德日益沦丧。因此，江氏的“学说”充其量也只能是以他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军事官僚集团进行专制掠夺而以期掩人耳目的招牌。
综上所述，“四项基本原则”是地地道道的谎言，四项之中只有中共军事官僚集团的专制和掠夺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但它又实实在在是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巨大的障碍。它一日不被彻底革除，中国一日不能健康发展。“四项基本原则”正式被宣布废除的那一天，就是中华民族真正获得民主自由的起点，是中国历史迈向辉煌的起点。
6、畸形和无序的中国
“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在于扩大了同世界的交往，中国人不再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不再安于现实的经济的、特别是社会的现状；旧的体制正在走向解体，生产力和国防力量取得了巨大的提高。
然而，巨大的成就却是以人为的巨大破坏和民族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江泽民统治十多年来，在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的错误指导下，中国进入了一个畸形的、无序的时期：政治和经济的腐败、社会道德沦丧、信仰危机和精神麻木、环境恶化、国家分裂加剧……
腐败，这个社会机体上的毒瘤，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专制主义的必然产物。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清朝洋务运动以“富国强兵”为口号，结果是国没富、兵没强，却富了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以及与洋务派和西方列强相勾结的盛宣怀之流，强了“支持”洋务运动的西洋强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国民经济建设”为名，结果却是四大家族迅速积累起巨额官僚资本，而民族工业却因此奄奄一息，百姓流离失所，内战烽火连年，最终是千万里河山沦丧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共军事官僚集团的“改革开放”也同样造就了一批李鸿章、盛宣怀、蒋宋孔陈等大大小小的官僚资本集团，国有资产和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用血汗创造的财富迅速地转化为官僚资本，而几亿农民和成千上万失业工人却仍然生活在温饱线以下，他们不仅被剥夺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和受教育权利、连生存权利也毫无保障。一个官僚一餐吃掉的是一户农民或一个失业工人一年的血汗和吃饭钱。
腐败的根源不在市场经济，而在专制政体。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是一大进步，但操纵国家经济命脉和制定经济法规的是官僚阶层，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大量国有资产和民脂民膏便像潮水一般地合法或非法、公开或隐蔽地流入各级官僚及其亲信或情妇们的账户里。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企业经营者、村长和街道委员会主任，就像以不同的级别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力一样，几乎所有的党政官僚及其亲信们也同样以不同的级别占有不同数量的财富和享有日益减少的以“国有”或“集体”名义而存在的资产的支配权。
中共的官僚们没有一天不在高喊“反腐败”，然而愈反腐败愈严重。中共的现行体制就是制造腐败的大工厂，反腐败者往往是更大的腐败者，反腐败只不过是贼喊捉贼的虚张声势。十二年前，江泽民上台时就高喊“反腐败”，而如今腐败却增加了十二倍之多。几年前，朱镕基在就任政府总理时只是以让老百姓称其为“清官”为任期目标。由此可见，中共官僚机体的腐败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程度。中共舆论机器大肆吹嘘的经济的虚假繁荣的背后是真真实实的腐败的繁荣。十多年来，腐败的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实际增长的速度。更加发人深省的是，腐败越来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共军事官僚集团制造腐败、纵容腐败，以腐败为其统治基础，但是人民是不会容忍腐败的。
腐败迅速加剧着社会群体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官僚集团和接近官僚集团的投机者非法地、掠夺性地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另一方面，是亿万人民（也包括中共普通党员）的日益贫困化。于是，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在中共内部，一方面腐败也在同时加速着中共军事官僚集团自身统治的瓦解，由于对财富的分赃不均，官僚集团内部矛盾日趋激烈；另一方面大批本来非常优秀的人才，在这个专制腐败机体里迅速堕落。腐败不仅是中共官僚集团的自残，更是对中华民族人才的恶性摧残。
新旧世纪之交，中国出现了百年来空前严重的信仰危机，以及日趋加剧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
一百年前的世纪之交，康有为、孙中山们提倡过民权、自由、平等，胡适、陈独秀们高举过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但民主、自由始终只是一种向往和追求，而没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信仰。从新文化运动到今天，除民族主义外，绝大部分中国人信仰的仍然是儒家忠君思想。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忠君就是忠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魁，就是忠于蒋介石、忠于毛泽东、忠于邓小平；当前，中共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在神话江泽民，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忠于江泽民的群众运动。但是，毛泽东以后，中共官僚集团的任何造神运动都是注定要破产的，它的后果不仅是造神者的自陨，更重要的是将带来严重的民族灾难。
中共夺取政权后，通过“人民民主专政”和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使对中共领袖的个人崇拜（即忠君）和共产主义（即平均主义）成为中国人的法定信仰。处于高度集权政治经济体制下的善良的、而经济和精神同样贫困的中国人则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一信仰，甚至为此肝脑涂地。但是，今天的中国人不会再盲目地接受这一法定的信仰了，因为忠君和平均主义是小农经济的产物。二十多年来的对外开放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商品经济日益冲击着小农经济，中国人需要的是与开放的中国和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信仰。于是，中国人不再崇拜中共领袖，不再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更何况“江泽民学说”？（人们不相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官僚集团的日益腐败和治国的无能）但是，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军事官僚集团却在用专政的手段强迫人们接受其“学说”为“指导思想”，以体现其政治专制和经济掠夺的合法性。追求民主、自由的行为和言论，成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犯罪。甚至以“六四血案”这样的大屠杀来推行其“理论”、“学说”和“指导思想”。中共“第三代”军事官僚集团实行古今中外最虚伪最拙劣的思想专制。
在绝大部分中国人（包括中共官僚自身）的内心世界里，却蔑视和唾弃这些“理论”、“学说”和“指导思想”。但另一方面，迫于强大的压力和自然生存的需要，人们在行为和言谈中，又不得不无奈地佯装自觉地“接受”这法定的意识形态。于是乎社会不再有真实，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信任。没了真实的信仰、没了精神的寄托，只剩下对物的占有欲望和对奢靡生活的追求——对动物本能的升华。金钱就是唯一的信仰、就是上帝。中共官僚机体日益腐败、社会治安环境和道德人文环境的日益恶化、各种各样的制假贩假、行贿受贿、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等社会的丑恶现象，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深层原因。
中共“第三代”军事官僚集团专制统治导致的信仰危机所造成的最大恶果，不只在于他自身的统治危机并加速其灭亡，更在于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在物欲横流的丑恶社会现实和虚假的“学说”之间，人们无法找到平衡。于是，大部分中国人（甚至包括这些 “学说”的制造者——因为他们也从未相信这些“学说”）的人格被扭曲了，变成了双面人。未来中国的主人——当代的青少年一代，他们在丑恶丛生龌龊不堪的社会环境中、在虚假的理想教育和低劣的素质教育中长大。虽然他们中有许多人将会为彻底消除中国现存的专制、腐败、虚假、丑恶和为创造一个崭新的中国而英勇奋斗，但是也会有相当一部分将终生与虚假和丑恶做伴。民族信仰的危机是比八国联军侵略和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更加严重的民族危机！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是一个走向堕落、走向衰败的民族！不管他的物质财富多么发达。我的天真的孩子们，你的那些贪婪虚伪的爷爷、父亲们的罪孽，将让你们去承受！
觉醒吧，我的伟大的民族，我的亲爱的同胞！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民族复兴的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保证是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这是辛亥革命以来始终没能解决的问题之一。北洋军阀政府没解决、国民党没解决、共产党统治五十年依然不能解决。
在古代历史上，中国的分裂主要是由于政治集团的争权夺利所引起，近代香港、澳门、台湾等领土与祖国的分离是由于殖民主义的扩张所致。在现实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外宣布为唯一代表中国主权的国家政府，但事实上台湾至少是一个割据的地方政府，香港、澳门同大陆属于不同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区域。中国还是一个分裂的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只是一个阿Q式的聊以自慰的政治术语。然而，殖民主义的遗患、美国的亚太战略是分裂的两个原因，但也只能是历史的和外部的原因。最根本的，即内在的原因，在于大陆中国和台湾、港澳地区的政治经济的不平衡。
武力统一必然遭致国际社会和海内外中华民族同胞的反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所谓“一国两制”的方针，用以实现对台、港、澳的“和平统一”。它被中共军事官僚集团及其御用文人们吹嘘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巨大的发展。然而，“一国两制”同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的、在政治上妥协的、在理论上违反逻辑的、在实践上注定破产的谬论。据说，英国和葡萄牙结束在香港、澳门的殖民统治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成功实践。其实，这是中共军事官僚集团对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欺骗和嘲弄。试想，既然是一个国家，为什么非要实行两种制度？而且还要对此立法。不是“社会主义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吗？那么，为什么不在港、澳实行社会主义？为什么港、澳同胞拒绝社会主义呢？换句话说，既然“社会主义好”，为什么又害怕大陆十三亿同胞接触“资本主义”呢？大陆、港、澳既然已经是一个国家，那么，为什么一个国家非要实行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呢？为什么非要通过立法在同胞之间强制实行不同的生活方式、信仰不同的意识形态呢？为什么一个国家内的人民之间不能自由的往来？上述种种问题的存在，都是对“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嘲弄，都是对中华民族的亵渎。如果说，属于“一国”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多对香港、澳门行使的只是一个宗主国的象征性权力罢了。
大陆与香港、澳门不能融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政治实体，台湾不能实现和平统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共军事官僚集团在大陆的专制统治，以及所抱定的、但是已经破了产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共军事官僚集团一再指责外国干涉势力和台湾当局，其目的一方面是要推卸责任，另一方面是要转移国内矛盾和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斗争视线。其实，真正反对祖国完全彻底统一的是中共军事官僚集团，因为一个政治、经济制度和民族意识统一的强大民主的中国，是不会允许军事官僚集团专制独裁继续存在的。因此，可以断言：中共军事官僚集团专制独裁一天不废除，中国一天不会统一，中华民族一天不能复兴。只有十三亿大陆人民有了真正的民主、自由，在中国大陆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体制，中国的统一才能真正实现，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才会真正的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强大的、生机勃勃的大中华共和国！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那时，中国才能真正以世界强国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三、中华民族的复兴
历史上，“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马克思语）。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取得统治地位的政党。在二十八年的“革命”生涯里，它的领袖们以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即平均主义）为旗帜，赢得了普遍的支持。然而，当它上升为统治阶级、上升为执政党的时候，它就逐渐蜕变为一个只代表中共军事官僚集团利益的专业党派。特别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这种蜕变已经完成。
借助于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即平均主义）赢得的支持，中共曾经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过革命性的贡献。但是，在夺得全国政权后，它就成了一个阻碍中国民主进程、延缓中国现代化发展五十年的执政党。今天，它的军事官僚集团正在企图借助所谓的“改革开放”来骗取民心、聚敛财富，扩大其统治基础，延长其专制统治的时间。然而，“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与中共军事官僚集团的愿望恰恰相反——它不仅加速着中共官僚机体的腐烂，还为它的灭亡准备了充足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即商品经济的发展呼唤民主社会、公民（特别是青少年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族复兴意识逐渐加强。失业和半失业者的贫困化，中共党内矛盾的尖锐化，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趋势等等，这一切使中共军事官僚集团的专制统治的危机日益加剧，它的覆亡的日期正在加速到来！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中共军事官僚集团专制统治的结束和真正民主的、统一的、现代化的大中华的复兴都是不可避免的！
旧的历史的结束和新的历史的开始，不是靠沉默地等待，而是靠千百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英勇的奋斗！
我们不仅赞成改革开放，而且大力支持改革开放，因为它是推进中国民主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只有迅速结束中共军事官僚资本集团的专制统治，才能使改革开放稳健、有序地推进，使中国健康、持续地发展。
中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政治任务不是谁掌握政权的问题，而是要彻底改造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专制体制，建立良性发展的民主社会运行机制。否则，即使再“继续革命”一千次，中国也不会健康发展。
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从对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的彻底改造开始:
（一）发扬“六四”精神，坚决彻底地批判“四项基本原则”，广泛而积极地开展民主思想启蒙运动，使争取民主、自由、实现中国的彻底改造运动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事业；
（二）召开制宪会议，实行宪政民主，废除共产党一党专制、党政军合一的军事官僚体制及其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具有真正民主主义精神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宪法》，建立国家权力分立的民主共和政体，真正保证公民拥有直接选举各级政府机构的权利，保障公民的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信仰、工作、迁徙等自由的权利；
（三）实行强国富民、国富民有的政策，保障全体公民在教育、工作和各项公共事业中的机会均等，建立平等、自由竞争的和谐、宽松的新型社会关系，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迅速、健康、有序地发展；
（四）在共存共荣、平等与和平原则的基础上，推进大陆与台、港、澳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整合，实现大中华的统一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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