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4日訊】唐太宗曾讓三百名死囚犯回家看望親人﹔但海外異議人士不能回國探望病危父母。
從網上看到一則消息：著名民運人士劉賢彬的母親病危時，當局拒絕了劉賢彬回家看望病危母親的請求，至於劉母的後來就再也沒有看到結果，但是劉賢彬先生沒能夠在母親病危時回家看看已經成了不爭事實。
還有在前不久，著名民運人士秦永敏的父親在病逝時，也沒有得到當局的批准回家，能夠最後看望一眼死去的老父親，秦父到死也沒有看到他的那個為其操勞和擔驚受怕一輩子的兒子一眼，恐怕這種事情無論是對生者還是對死者，也無論是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令人難以接受的現實和不能不遺恨終生的人間悲劇！
其實，類似劉賢彬和秦永敏先生家庭不幸和人間悲劇的故事很多，比如說在海外的一些被當局列入“黑名單”的人，他們也是有家難投，有國難歸，人間的悲歡離合以及憂傷之情也就不肖自說，各自有著刻骨銘心的體會和苦衷！
再此，盡管我不想更多的評論當局的這種做法究竟是屬於什麼性質的問題，但是這種連封建專制時期的那一點開明精神都找不到的現象，卻不能不令人費解和深思。特別是在今天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以人為本”和構造“和諧社會”的形勢下，出現這種反人道和文明的事情，更不能不讓那些對共產黨還報有希望的人大跌眼鏡。
因為，在中國封建專制的社會歷史中，從來都不乏一些英明的君主，他們往往都是在自己上任登基之時，在全國進行大赦，甚至是連自己的政敵、死敵也網開一面，而且提拔重用，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代表，他不但沒有殺掉與他為敵並且幾度欲置於他死地的魏徵，反而對他推崇備至，請他管理國家大事，在他們化仇為友後，終於聯手開創了令世人刮目相看和令中國人永遠引以驕傲的“前唐盛世”和“開明社會”。
李世民不僅僅是政治寬容和任人為賢，他對自己的統治更加是充滿了自信，應該說他才是真正的“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從宋朝著名的文學家和政治家歐陽修的《縱囚論》裡的真實故事就可以看到當時在中國的政治是如何的清明，社會是如何的安定，民風是如何的純樸，文中說：“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余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
雖然，歐陽修先生也在此文中的後面提到李世民的這種做法有著“所以求此名也”之嫌，但是那三百名死囚犯們能夠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回家看望父母和親人後再從容回來受死，的確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在這裡，除去能讓世人看到我們的祖先曾經有過的文明和中國社會曾經有過的和諧之外，再說其他的也恐怕就是多余的了。
聯想到我們今日之中國，誰又見過哪個共產黨的領導人上臺之後“大赦”過“天下”呢？相反的是“罪犯”越來越多，監獄越來越大，即使是所謂的“胡溫新政”，別說是讓那些該死的“死囚”們回家看看再回去受死，就連像劉賢彬、秦永敏（包括海外的流亡者）這些隻不過是有點思想和良心的同胞都不允許行使天倫之樂以盡人道，誰又能說這“新政”究竟“新”在何處哪？！不要說講“政治寬容”和“社會和諧”了，連一千多年自己祖宗的遺風和影子都看不到，恐怕這才是中國人共同的不幸！
不過，我還是充滿自信，月有陰晴圓缺的自然規律也好，人有離合悲歡的情感流露也罷，在人類社會的無情規律面前，該離的還是要離，該合的還是要合，百川東到海，何復盼西歸？！人類文明的光輝終會驅除黑暗和愚昧，將要照耀著沒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人身上，盡管那是遲到的溫暖！
2005年5月12日於徐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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