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6日訊】(據中華網6月16日報導)獨家專訪上海電影節競賽單元評委、韓國著名導演姜帝圭，談中韓電影產業及政策
對話人物：姜帝圭、記者 張文伯
對話地點：上海
對話時間：6月14日中午
前一段時間去採訪戛納電影節，途徑巴黎回國時，到著名的香榭麗舍大街轉了一圈。不到三公里的大街兩側竟然有十幾家影院，其中有將近一半的影院在門口的顯要位置懸掛著《太極旗飄揚》的電影海報。這部在亞洲已經創造了超過8000萬美元票房的韓國電影即將登陸歐洲。
一個月之後，這部電影的導演姜帝圭就坐在我的對面，接受《記者》的獨家專訪。他的短髮被挑染成黃色，粉色襯衫，藍色牛仔褲，整個人看上去溫文爾雅，儒雅淡定，面對每一個問題都會有短暫的沉思，然後不徐不緩地給出自己的答案。
僅僅觀察他的形象，讓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具有“大片氣質”的導演，言談舉止之間更像是一個拍文藝片的，但是聽他談對斯皮爾柏格的評價，談對自己這份工作的認知，我才意識到，原來姜帝圭被稱為“韓國斯皮爾伯格”並非浪得虛名，不僅僅因為他們都有出色的票房，不僅僅因為《太極旗飄揚》對《拯救大兵瑞恩》和《兄弟連》的借鑒，更是因為在他們的心裏，始終和觀眾在一起。
關於電影節
我會把票投給觀眾喜歡的電影，而不是為電影節拍的電影記者：姜導演你好，很高興能採訪你。在中國你有很多影迷，《生死諜變》和《太極旗飄揚》都非常受影迷歡迎。
姜帝圭：謝謝中國朋友對我的關注，我知道大家是通過DVD的方式瞭解我拍的電影，希望以後也可以在中國的影院看我的電影。不過我現在已經很滿足了。
姜帝圭認為，依靠某個電影公司或者某個財團去追趕美國電影是不可能的，只有全社會發動所有人去發展自己國家的電影產業，才有希望。
記者：這次你是以競賽單元評委的身份來參加上海電影節的，印象中你好像很少參加這種國際電影節。
姜帝圭：因為我的電影不是為電影節拍的，韓國已經有很多這樣的導演了。我要做的電影是讓大多數的觀眾喜歡，而不是電影節的得獎作品。
記者：那麼作為電影節的評委，在評判其他影片的時候，你也會堅持這個標準嗎？
姜帝圭：是的。一部優秀的電影有兩個必不可少的要素：一個是普遍性，就是大多數觀眾都能看懂；一個是電影的個性，個性往往是獲得觀眾喜愛的元素。我會把票投給這樣的電影。
關於商業成功
能夠獲得投資商的青睞，是因為每一部的商業回報率都讓投資商滿意記者：很多中國影迷把你看作韓國最強的商業片導演，稱你為韓國的“斯皮爾伯格”，你覺得你們有相似的地方嗎？
姜帝圭：把我稱為商業片導演是對我讚美。不過我不認為一部影片的商業性和藝術性是水火不融的，它們的關係就好像是手心和手背，從不同的角度看過去，看到的就會有所不同。
斯皮爾伯格是我的前輩，他拍了無數的好看的電影。在我眼裏，他是徹底把自己和觀眾聯繫在一起，就好像我們小時候有很多小朋友在一起玩遊戲，他就是其中的一員，一會兒演導演，一會兒演觀眾。而我自己作為導演存在的意義也是因為觀眾。觀眾和我的溝通是最重要的，其他東西都是附屬的。
記者：對於很多中國導演都在為尋找投資而發愁，你無疑是讓他們羡慕的，能不能介紹一下為什麼你的電影都可以得到投資商的青睞？
姜帝圭：實際上我導演的第一部電影《銀杏床》就已經獲得了韓國國內的好評，商業上也是成功的，這直接為我的下一部電影《生死諜變》帶來了投資。隨後《生死諜變》票房的成功使我有機會得到更多的錢來製作《太極旗飄揚》。
我覺得自己能夠獲得投資商的青睞，是因為電影本體的成功，每一部的商業回報率都讓投資商滿意。韓國電影這些年的產量很大，僅僅依靠好的劇本和明星演員是遠遠不夠的。
關於中國電影
如果將來有了分級制，中國電影產業會得到非常迅速的發展記者：在中國，對於進口大片實行配額限制，這被看作是保護民族電影工業的一種政策傾斜。但是從目前來看，除了幾部大製作之外，國產影片的處境依然不太理想。
姜帝圭：我不認為對國外影片的進口配額限制對保護國產影片有幫助，這不是有效的保護措施。我們面向未來，市場的自由化是必然的趨勢，與其把門關上，還不如把自己的電影做強做大，多給國產電影一些優惠政策。
韓國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也曾經採取過對進口影片的配額限制，每年25部。但是韓國國產電影也就是那樣，沒有什麼起色，到了20世紀90年代，韓國的電影市場完全放開，那時導演也有類似的擔憂———好萊塢電影都來了，我們要失業了。然而在自由化的市場上，通過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們的國產電影反而得到了發展。
記者：這兩年中韓電影界有很好的溝通和交流，你本人也多次來過中國，你對今天的中國電影印象如何？
姜帝圭：中國擁有非常大的市場，數量眾多的潛在觀眾，以及眾多的創作人才。從全世界範圍來看，中國電影都是最具成長性的一股力量，但是我感覺現在很多中國導演表達思想的方式以及自由創作的空間都還比較小。如果將來中國電影有了分級制，中國的電影產業會得到非常迅速的發展———我都會感到害怕的。
關於中國導演
《英雄》和《十面埋伏》不太有共鳴；馮小剛周星馳也是我喜歡的記者：我知道這兩年張藝謀的幾部影片在韓國都取得了不錯的票房和口碑，你對他的電影是怎麼看的？
姜帝圭：張藝謀是我很尊敬的導演，他以前很多的作品我都很喜歡，我覺得張藝謀的電影總是可以把一個很小的故事用非常宏大的場面表現出來，換句話說，他的電影對內容的表現力很寬廣，這是他的優點。不過最近在韓國上映的《英雄》和《戀人》（《十面埋伏》）我不太有共鳴，因為我從中看不到人性的力量。
記者：中國的媒體報導過你有意和馮小剛導演合作的事情，他是你喜歡的中國導演嗎？
姜帝圭：我和馮導演是不錯的朋友。我們之前確實談過一起合作的事情，但是他的檔期太緊張了，影片總是一部接著一部，我們還沒有就具體的項目進行過更多的交流，但是他確實是我認為能夠拍出好電影的中國導演。另外周星馳也是我喜歡的一個中國導演，他表現幽默的方法很特別，是我想不到的。
關於電影政策
一個國家電影的興盛並不取決於導演的才能，它是綜合條件促成的記者：前些天的評審團記者會上，你曾經提到韓國電影的成功首先要歸功於政策的支持。今天的韓國電影可以說已經被國民認可，那麼此前制定的種種政策是不是也沒有一開始那麼有效了？
姜帝圭：這些保護政策確實對《太極旗飄揚》這樣的大製作不會有效了，但是韓國還有很大比例的藝術電影，如果沒有電影配額制度，它們在影院上映的機會都會少得多，而它們恰恰是電影產業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另外電影也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國家出臺政策保護電影文化是不用討論的，因為你不保護它就不存在。現在全世界200多個國家是自己不拍電影的，為什麼？因為他們的院線裏放的都是美國電影。國家沒有保護，等於放棄了本國的電影文化。
記者：日本電影和香港電影都曾經在世界範圍內都取得過很大的輝煌。如今韓國電影取而之成為國際電影界矚目的焦點，你覺得這股“韓流”會持續多久？
姜帝圭：我實在沒法預測韓國電影還能流行多久，一個國家電影的興盛並不取決於導演的才能。電影產業的成功通常是綜合條件促成的，它往往跟政治、金融、稅收、教育等很多相關的因素聯繫在一起，缺一不可。你提到的日本電影和香港電影沒能持續他們的輝煌，我覺得那都是因為美國電影高高在上。依靠某個電影公司或者某個財團去追趕美國電影是不可能的，只有全社會發動所有人去發展自己國家的電影產業，才有希望。
關於“韓流”危機
現在的韓國電影確實受到了國內政權更替的影響記者：你覺得目前韓國電影有沒有潛在的危機？
姜帝圭：韓國電影現在確實受到了國內政權更替的影響。韓國電影在金大中政府時代受到了特別的支持，他為了培育韓國電影的發展制定了很多相應的措施，比如建立了電影投資資金等等，但是這個制度是五年一換的；現在五年過去了，也選舉出了新的政府，當應該再繼續執行這個政策的時候，卻處於癱瘓的狀態。
記者：你剛才提到了電影配額制度，眾所周知，韓國導演當年集體發起了著名的“光頭運動”來推動這項制度的出臺。如果將來韓國電影因為受到政策的制約，你還會採取類似“非常規”的強硬的方式嗎？
姜帝圭：在當年的“光頭運動”中，我是第一個剃光頭的，如果韓國的電影環境因政權的更替、政策的變化而出現危機，我們導演一定會義無反顧地團結在一起！
姜帝圭其人
姜帝圭無疑是目前韓國最具票房號召力的導演，在絕大多數觀眾的印象裏，韓國電影就是從《生死諜變》開始的。姜帝圭挑戰了朝韓關係的敏感題材，市場回報他以首映票4小時內被搶購一空的空前歡喜。超過600萬名的觀眾和3500萬美元的票房對小國寡民的韓國來說，足以使姜帝圭榮膺韓國百年影業里程碑奠基者身份，韓國電影重整旗鼓之日由此開始。
姜帝圭進入電影圈後寫過5部電影劇本，處女作《銀杏床》在韓國的走勢淩厲，為進一步商業探索積蓄了經驗。姜帝圭的商業影片明顯從好萊塢類型片中汲取了充沛的養分，其敍事之流暢、細節之考究，都足以令人欽佩其學技之精。但是影片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他對韓國社會熱點和民眾心理的敏銳把握，這是區別於好萊塢空中樓閣式視聽享受的文化特質。
自《生死諜變》後，姜帝圭退居幕後打理姜帝圭電影公司，製作了許多優秀的電影作品，《彩虹過後》、《夢精記》、《海底深藍》都出自他的公司。面對《指環王3》和票房大熱的《實尾島》的雙重夾擊，在業內人士普遍不看好《太極旗飄揚》票房時，姜帝圭採取一系列強勢電影宣傳手段，使《太極旗飄揚》刷新了《實尾島》剛剛創下的票房紀錄。姜帝圭的下一步影片與過往的本土題材不同，將是一部“國際化敍述”的影片。從中我們能夠看出，在經歷了迅速的原始資本積累後，姜帝圭的視野更為廣闊，使他無愧“韓國的斯皮爾伯格”的盛名。（采寫/記者 張文伯 費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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