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6日報導】（中央社記者徐毓莉台北二十六日電）兩岸互動的頻繁，也浮現出家庭暴力受暴婦女爭取權益的隱憂。許多家庭暴力受害者鼓起勇氣求助，爭取到保護令、贍養費，卻面臨施暴者一走了之、脫產，甚至把大筆債務留給受害者承擔。現代婦女基金會呼籲，政府應正視受暴案件的法律問題，不要讓受害者受「二度傷害」。
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法團體之一的現代婦女基金會表示，從公部門統計數字顯示，家庭暴力事件受理通報件數從九十一年度的三萬六千一百二十件，到九十二年度四萬兩千多件，民國九十三年度有四萬九千多件，案件量逐年攀升。
然而，負責處理全台灣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的人力編制有限，且地方上負責通報的一一三專線，每縣市平均只有兩線左右。
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秘書林美薰說，社工人力的不足，不僅要兼顧沉重的行政業務，也要挑起對被害人的緊急危機處理與後續生活重建。基金會質疑，當政府在積極宣導一一三專線，鼓勵受暴民眾勇於站出來的同時，相關單位能提供有效的服務嗎？
即使政府積極對家庭暴力防治進行宣導，在當前社會中，仍存在許多對家暴的迷思，包括：受到暴力的婦女本身也應負起責任、只有社經地位低的先生才會對妻子施暴等錯誤觀念。
林美薰說，在實際處理的個案中，有一些施暴者是大公司經理或創業老闆，這些施暴者常是朋友口中的好好先生，有些朋友甚至會打電話向負責個案的社工，保證施暴者的人格。
例如，曾有一名受害人本身是法律系畢業的高材生，與先生共同經營事業，先生給人的印象是文質彬彬，交友廣闊，夫妻倆常出雙入對，卻沒有人知道妻子在精神與肢體上受暴十多年。
林美薰分析，當施暴者為社經地位較高者，受暴者對就醫取得驗傷單反而有所顧忌，不過，她們相對也會有較多資源、管道爭取自己的權益。而社經地位較低的中低收入戶，在沒有能力與資源的情況下，通常會尋求社會資源的協助，從法律面保障她們的權益。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暨研究所教授王麗容表示，家庭暴力防治法宗旨「促進家庭和諧」並不符合現實需求，容易產生「勸和不勸離」的家庭暴力迷思，未來修法應以保護受害人人身安全為目的，且法令適用對象不應侷限於夫妻關係，包括：親密關係、同居、非婚姻狀態等，都應納入法令保護對象。
設立庇護安置處所，建立就業支持體系也是未來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重要修法方向。王麗容說，許多家暴被害人因為離開職場一段時間，或從未進入就業市場，在缺乏經濟來源下必須依賴施暴者。
勵馨基金會就指出，在協助的個案中，有些受害婦女因為經濟拮据，或是考量到孩子生活、教養問題，最後仍選擇回到加害者身邊。
王麗容主張，如果在修法內容中，明訂各級地方政府建立庇護系統，提供相關就業服務，協助被害人經濟獨立自主，才能解決受害者擔心經濟來源而不願出面求助，或是再度回到施暴者身邊的問題。
受害人申請到保護令並不代表事情獲得解決，有些加害人仍以各種方式恐嚇、威脅受害人，勵馨基金會指出，有受暴個案申請保護令後，加害人在被害人的門口來來去去，造成受害人恐慌，但是對警察而言，沒有實質的證據，執法上也有困難。
王麗容認為，警察的觀念也會影響執勤時的行為，社會應該建立以受暴者為中心，從受暴者需要、特殊性出發的思考模式，從家暴是「家務事」的迷思中跳脫出來。
另外，有些保護令要求加害人提供贍養費、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但在許多個案中，加害人可能脫產或一走了之，讓被害人根本拿不到贍養費，林美薰說，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受害人覺得「又被懲罰一次」。
在現代婦女基金會協助個案中，一名長期遭到先生施暴的受害人，雖爭取到保護令、贍養費，但先生卻遠走中國，留下數百萬元債務，還帶走小孩，即使法院判決將子女監護權給受害人，但加害人不交付子女，受害人可能還得花錢請對岸的律師打官司，這些問題除了受害人需要特別注意外，政府有關單位應思考解決之道。
勵馨基金會表示，言語、精神與肢體暴力都屬於暴力的一環，像是有的先生除了肢體暴力外，晚上也會找各種理由，將妻子叫起來罵。林美薰就說，每一種肢體暴力常伴隨精神暴力，這種暴力會一點一滴的消滅受害人的自信心與價值感。
根據經驗，九成以上受害人在出庭時看到加害人，心理都會受到影響，林美薰舉例，有些受害個案看到加害人，就恐懼地說不出話來，常會影響出庭應訊的情緒，結果因為出庭時的情緒激動，容易讓法官認為被害人歇斯底里，做出不利於被害人的判決。
林美薰主張，修法內容應加強對被害人出庭應訊時的保護，例如：放寬對被害人的訊問與詰問可在法庭外進行，或採取適當的隔離措施，以雙向電視系統進行，將受害人心理恐懼降至最低。
現代婦女基金會表示，在政府組織再造過程中，家庭暴力防治人力與預算應擴大調整，整合司法、警政、教育、就業等相關體系，才能對當前浮出檯面的種種問題，提出有效解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