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6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徐毓莉台北二十六日电）两岸互动的频繁，也浮现出家庭暴力受暴妇女争取权益的隐忧。许多家庭暴力受害者鼓起勇气求助，争取到保护令、赡养费，却面临施暴者一走了之、脱产，甚至把大笔债务留给受害者承担。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应正视受暴案件的法律问题，不要让受害者受“二度伤害”。
推动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法团体之一的现代妇女基金会表示，从公部门统计数字显示，家庭暴力事件受理通报件数从九十一年度的三万六千一百二十件，到九十二年度四万两千多件，民国九十三年度有四万九千多件，案件量逐年攀升。
然而，负责处理全台湾家庭暴力与性侵害防治的人力编制有限，且地方上负责通报的一一三专线，每县市平均只有两线左右。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林美薰说，社工人力的不足，不仅要兼顾沉重的行政业务，也要挑起对被害人的紧急危机处理与后续生活重建。基金会质疑，当政府在积极宣导一一三专线，鼓励受暴民众勇于站出来的同时，相关单位能提供有效的服务吗？
即使政府积极对家庭暴力防治进行宣导，在当前社会中，仍存在许多对家暴的迷思，包括：受到暴力的妇女本身也应负起责任、只有社经地位低的先生才会对妻子施暴等错误观念。
林美薰说，在实际处理的个案中，有一些施暴者是大公司经理或创业老板，这些施暴者常是朋友口中的好好先生，有些朋友甚至会打电话向负责个案的社工，保证施暴者的人格。
例如，曾有一名受害人本身是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与先生共同经营事业，先生给人的印象是文质彬彬，交友广阔，夫妻俩常出双入对，却没有人知道妻子在精神与肢体上受暴十多年。
林美薰分析，当施暴者为社经地位较高者，受暴者对就医取得验伤单反而有所顾忌，不过，她们相对也会有较多资源、管道争取自己的权益。而社经地位较低的中低收入户，在没有能力与资源的情况下，通常会寻求社会资源的协助，从法律面保障她们的权益。
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暨研究所教授王丽容表示，家庭暴力防治法宗旨“促进家庭和谐”并不符合现实需求，容易产生“劝和不劝离”的家庭暴力迷思，未来修法应以保护受害人人身安全为目的，且法令适用对象不应局限于夫妻关系，包括：亲密关系、同居、非婚姻状态等，都应纳入法令保护对象。
设立庇护安置处所，建立就业支持体系也是未来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重要修法方向。王丽容说，许多家暴被害人因为离开职场一段时间，或从未进入就业市场，在缺乏经济来源下必须依赖施暴者。
励馨基金会就指出，在协助的个案中，有些受害妇女因为经济拮据，或是考量到孩子生活、教养问题，最后仍选择回到加害者身边。
王丽容主张，如果在修法内容中，明订各级地方政府建立庇护系统，提供相关就业服务，协助被害人经济独立自主，才能解决受害者担心经济来源而不愿出面求助，或是再度回到施暴者身边的问题。
受害人申请到保护令并不代表事情获得解决，有些加害人仍以各种方式恐吓、威胁受害人，励馨基金会指出，有受暴个案申请保护令后，加害人在被害人的门口来来去去，造成受害人恐慌，但是对警察而言，没有实质的证据，执法上也有困难。
王丽容认为，警察的观念也会影响执勤时的行为，社会应该建立以受暴者为中心，从受暴者需要、特殊性出发的思考模式，从家暴是“家务事”的迷思中跳脱出来。
另外，有些保护令要求加害人提供赡养费、未成年子女扶养费等，但在许多个案中，加害人可能脱产或一走了之，让被害人根本拿不到赡养费，林美薰说，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受害人觉得“又被惩罚一次”。
在现代妇女基金会协助个案中，一名长期遭到先生施暴的受害人，虽争取到保护令、赡养费，但先生却远走中国，留下数百万元债务，还带走小孩，即使法院判决将子女监护权给受害人，但加害人不交付子女，受害人可能还得花钱请对岸的律师打官司，这些问题除了受害人需要特别注意外，政府有关单位应思考解决之道。
励馨基金会表示，言语、精神与肢体暴力都属于暴力的一环，像是有的先生除了肢体暴力外，晚上也会找各种理由，将妻子叫起来骂。林美薰就说，每一种肢体暴力常伴随精神暴力，这种暴力会一点一滴的消灭受害人的自信心与价值感。
根据经验，九成以上受害人在出庭时看到加害人，心理都会受到影响，林美薰举例，有些受害个案看到加害人，就恐惧地说不出话来，常会影响出庭应讯的情绪，结果因为出庭时的情绪激动，容易让法官认为被害人歇斯底里，做出不利于被害人的判决。
林美薰主张，修法内容应加强对被害人出庭应讯时的保护，例如：放宽对被害人的讯问与诘问可在法庭外进行，或采取适当的隔离措施，以双向电视系统进行，将受害人心理恐惧降至最低。
现代妇女基金会表示，在政府组织再造过程中，家庭暴力防治人力与预算应扩大调整，整合司法、警政、教育、就业等相关体系，才能对当前浮出台面的种种问题，提出有效解决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