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4日報導】（中央社記者方沛清羅馬特稿）乍聽全台灣各大城市設有三千五百組的監視器，而且還要增加一千五百組同型監視器以維護社會治安，對於重視人權和隱私權的歐洲人而言，他們是完全不能接受和想像這是一種怎樣的情境。
律師喬凡尼表示，以義大利為例，裝設監視器大多屬於私人行為。如銀行、郵局和一些大型私人企業，為防止監守自盜行為而裝設電視監視器；不僅如此，裝設監視設備之後，這些公司更有義務告知員工工作期間會被錄影錄音，否則會遭員工控告。而類似如銀行對外開放櫃台區域則必須採取公告方式，否則也可能會遭消費者控訴。
這位律師說，這些私人錄影工作雖然不一定需要向警方提出申請，但是必須向警方備案，接受保全人員或是警方人員不定期的檢查。
一位憲兵上尉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義大利法律規定，警方和憲兵在偵辦案件時，未經法官同意，不可使用監視設備錄影錄音搜集證據；同時，義大利刑法第四百一十六條嚴格規定，除了針對重大犯罪案件、恐怖組織活動、組織犯罪等案件，警方不得使用錄影器材搜集證據。
這位憲兵上尉指出，為了維護人權和保障民眾的隱私權，義大利警方對於一般案件的拍照、錄影、錄音等證據資料，到了法官面前，全都成了警方辦案的模式和手段，不可能被視為證據；即使監視行為在法官的允許下進行，到了法庭也僅能被視為佐證資料的一部分，隨時都會為被告以違反憲法、不法取證等名義所推翻。
在記者分別向律師和憲兵上尉說明，監視器幫助台灣警方破獲千面人王進展案，顯示在維護治安上，監視器確實發揮了若干功能，兩位受訪者的第一個反應是如果嫌犯不承認犯罪，監視器的錄影又提供了什麼幫助呢？所以兩人語帶保留地表示，很難對個案表達看法。
不過，兩人都強調，由本案分析設置監視器的基礎是善意的，但是如何保管和處理拍攝資料，如何不導致錄影資料外流，如何防止資料為不法份子所利用，台灣是否制訂相關罰則，這在設置大量監視設備之前都需先加以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