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4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方沛清罗马特稿）乍听全台湾各大城市设有三千五百组的监视器，而且还要增加一千五百组同型监视器以维护社会治安，对于重视人权和隐私权的欧洲人而言，他们是完全不能接受和想像这是一种怎样的情境。
律师乔凡尼表示，以意大利为例，装设监视器大多属于私人行为。如银行、邮局和一些大型私人企业，为防止监守自盗行为而装设电视监视器；不仅如此，装设监视设备之后，这些公司更有义务告知员工工作期间会被录影录音，否则会遭员工控告。而类似如银行对外开放柜台区域则必须采取公告方式，否则也可能会遭消费者控诉。
这位律师说，这些私人录影工作虽然不一定需要向警方提出申请，但是必须向警方备案，接受保全人员或是警方人员不定期的检查。
一位宪兵上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意大利法律规定，警方和宪兵在侦办案件时，未经法官同意，不可使用监视设备录影录音搜集证据；同时，意大利刑法第四百一十六条严格规定，除了针对重大犯罪案件、恐怖组织活动、组织犯罪等案件，警方不得使用录影器材搜集证据。
这位宪兵上尉指出，为了维护人权和保障民众的隐私权，意大利警方对于一般案件的拍照、录影、录音等证据资料，到了法官面前，全都成了警方办案的模式和手段，不可能被视为证据；即使监视行为在法官的允许下进行，到了法庭也仅能被视为佐证资料的一部分，随时都会为被告以违反宪法、不法取证等名义所推翻。
在记者分别向律师和宪兵上尉说明，监视器帮助台湾警方破获千面人王进展案，显示在维护治安上，监视器确实发挥了若干功能，两位受访者的第一个反应是如果嫌犯不承认犯罪，监视器的录影又提供了什么帮助呢？所以两人语带保留地表示，很难对个案表达看法。
不过，两人都强调，由本案分析设置监视器的基础是善意的，但是如何保管和处理拍摄资料，如何不导致录影资料外流，如何防止资料为不法份子所利用，台湾是否制订相关罚则，这在设置大量监视设备之前都需先加以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