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8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楊家岱採訪報導) 湖南省衡陽縣從幹部大吃大喝中擠出1,300萬元，一舉解決了教師和鄉鎮幹部基本工資被扣發的老大難問題。
但是中國公款吃喝如此盛行，危害不一而足，僅從大吃大喝中擠出一些錢來，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嗎？中國應當如何從加強財政約束體制入手，來扭轉公款吃喝的風氣？所謂公務招待實名制是否有利於遏止公款吃喝行為？記者邀請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和電子雜誌《大參考》總編李洪寬探討了這些問題。
記者：「不久以前《新華網》上有一篇報導，說每年中國公款吃喝，耗費兩千億元人民幣，平均一個中國人要攤一百五十多元。請問兩位，中國公款吃喝的問題為什麼屢禁不止？請胡教授先談談。」
胡星斗：「從衡陽縣這個事例說明公款吃喝，確實是消耗了大量的財力，也有的人說，中國人是以勤勞對沖制度的成本。我們中國人是非常勤勞，人民是勒緊褲帶過日子，拼命幹活，但是這個制度成本又是巨大的，所以中國人確實是很難富裕起來。
這樣的公款吃喝，它的原因當然是說既有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國本身就是一個飲食文化的大國，所以從古代開始，可能就是在飲食文化這方面非常發達。就從制度方面來說，可能就是由於財政制度的不規範，開支隨意性太大，不能夠嚴格審計，審計不能夠獨立。對於公款吃喝這樣的一些官員，新聞不能夠起到有效的獨立監督的作用。」
記者：「我們現在請李先生來談一談這個公款吃喝風的根子？」
李洪寬：「胡教授講的很好，但是把這個中國公款吃喝氾濫和中國吃的文化連結起來，不是那麼簡單。應該是說中國的飲食文化和政治權利的壟斷相結合起來，才導致現在這個公款吃喝的問題。你要算一下的話，具體這個飲食業、娛樂業，專供中國官員享受的這一塊，把它具體統計一下，我相信可能會佔了中國的GDP一個相當大比例。所以你要是讓他把這塊擦掉，很多人可能會就此失業，整個餐飲行業、娛樂行業都會凋敝。所以共產黨也不會輕易採取那種特別嚴酷的措施，我相信現在這個困境就在這個地方。」
記者：「我在國內還聽說一種理論，就是說公款吃喝有助於這個消費。這是一個什麼理論呢？胡教授。」
胡星斗：「現在是有這樣的一些理論，認為公款吃喝能夠拉動消費，這有助於解決就業，但是問題是它會妨礙中國人致富，會妨礙中國的發展。」
記者：「剛才胡教授講了財政支出隨意性太大的問題，李先生也講了財政權利制約的問題。我們有什麼樣的辦法，能夠來克服財政約束體制太軟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多談幾句，胡教授。」
胡星斗：「這個李先生也談到中國的關鍵是權利監督這方面要做好，像在一些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就做得非常很好。比如說像芬蘭，他們對政府官員的權利進行了嚴密的監督，政府各個機關他都有審查官，議會裡面有行政監察員，還有他對官員決策、一舉一動都進行嚴密的監視，上至總統下至一般普通的老百姓，如果出公差，他都只能夠是一菜、一湯、一飯；如果要加菜或者是要菸酒，那這些費用，哪怕你是總統或總理這個費用都要自掏。
關鍵就是說要形成這樣的一套制度，就像剛才您所說的財政制度必須把它規範化。各個部門、各個局的預算，像丹麥的作法它是要先經過財政部的審查，財政部審查了以後又要交到議會討論。像中國也應當這樣，就是說應當交到各界的人民代表大會，才能對財政進行真正的約束。」
記者：「李先生，您認為怎麼樣才能夠約束中國各層幹部的財政支配權呢？」
李洪寬：「憑良心講，這個問題不是那麼好解決，最關鍵的是要向老百姓透明化，讓老百姓有個監督，給新聞媒體有相當的自主權，像類似這樣的報導，應該允許它更大力度、在更大範圍內進行監督。」
記者：「法律界的人士出了個主義，就是說要施行餐飲發票立法，發票上要註明使用者、使用地點，這些個細則，讓舞弊的人沒有空子可鑽，這一種所謂實名制，估計會不會起到作用？李先生。」
李洪寬：「這個就是說治標不治本，甚至這個連標都治不了。因為現在這個中國販賣發票的行業，也是一個最大的行界，各個發票印的非常專業，比真的發票還像真的，你需要什麼發票他就能給你印出什麼發票來。所以問題根本不在這個地方，最根本的是在於整個權利系統它沒有制約能力。」
記者：「胡教授，餐飲發票立法，這個實名制是不是很難起作用呢？」
胡星斗：「從根本上來說當然起不到大的作用，但是可能有的時候，治標可能也需要一點。在中國治標是逐漸一點一滴的去改變一切制度的細支末節。」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