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 湖南省衡阳县从干部大吃大喝中挤出1,300万元，一举解决了教师和乡镇干部基本工资被扣发的老大难问题。
但是中国公款吃喝如此盛行，危害不一而足，仅从大吃大喝中挤出一些钱来，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吗？中国应当如何从加强财政约束体制入手，来扭转公款吃喝的风气？所谓公务招待实名制是否有利于遏止公款吃喝行为？记者邀请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和电子杂志《大参考》总编李洪宽探讨了这些问题。
记者：“不久以前《新华网》上有一篇报导，说每年中国公款吃喝，耗费两千亿元人民币，平均一个中国人要摊一百五十多元。请问两位，中国公款吃喝的问题为什么屡禁不止？请胡教授先谈谈。”
胡星斗：“从衡阳县这个事例说明公款吃喝，确实是消耗了大量的财力，也有的人说，中国人是以勤劳对冲制度的成本。我们中国人是非常勤劳，人民是勒紧裤带过日子，拼命干活，但是这个制度成本又是巨大的，所以中国人确实是很难富裕起来。
这样的公款吃喝，它的原因当然是说既有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国本身就是一个饮食文化的大国，所以从古代开始，可能就是在饮食文化这方面非常发达。就从制度方面来说，可能就是由于财政制度的不规范，开支随意性太大，不能够严格审计，审计不能够独立。对于公款吃喝这样的一些官员，新闻不能够起到有效的独立监督的作用。”
记者：“我们现在请李先生来谈一谈这个公款吃喝风的根子？”
李洪宽：“胡教授讲的很好，但是把这个中国公款吃喝泛滥和中国吃的文化连结起来，不是那么简单。应该是说中国的饮食文化和政治权利的垄断相结合起来，才导致现在这个公款吃喝的问题。你要算一下的话，具体这个饮食业、娱乐业，专供中国官员享受的这一块，把它具体统计一下，我相信可能会占了中国的GDP一个相当大比例。所以你要是让他把这块擦掉，很多人可能会就此失业，整个餐饮行业、娱乐行业都会凋敝。所以共产党也不会轻易采取那种特别严酷的措施，我相信现在这个困境就在这个地方。”
记者：“我在国内还听说一种理论，就是说公款吃喝有助于这个消费。这是一个什么理论呢？胡教授。”
胡星斗：“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些理论，认为公款吃喝能够拉动消费，这有助于解决就业，但是问题是它会妨碍中国人致富，会妨碍中国的发展。”
记者：“刚才胡教授讲了财政支出随意性太大的问题，李先生也讲了财政权利制约的问题。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来克服财政约束体制太软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多谈几句，胡教授。”
胡星斗：“这个李先生也谈到中国的关键是权利监督这方面要做好，像在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很好。比如说像芬兰，他们对政府官员的权利进行了严密的监督，政府各个机关他都有审查官，议会里面有行政监察员，还有他对官员决策、一举一动都进行严密的监视，上至总统下至一般普通的老百姓，如果出公差，他都只能够是一菜、一汤、一饭；如果要加菜或者是要烟酒，那这些费用，哪怕你是总统或总理这个费用都要自掏。
关键就是说要形成这样的一套制度，就像刚才您所说的财政制度必须把它规范化。各个部门、各个局的预算，像丹麦的作法它是要先经过财政部的审查，财政部审查了以后又要交到议会讨论。像中国也应当这样，就是说应当交到各界的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对财政进行真正的约束。”
记者：“李先生，您认为怎么样才能够约束中国各层干部的财政支配权呢？”
李洪宽：“凭良心讲，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好解决，最关键的是要向老百姓透明化，让老百姓有个监督，给新闻媒体有相当的自主权，像类似这样的报导，应该允许它更大力度、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监督。”
记者：“法律界的人士出了个主义，就是说要施行餐饮发票立法，发票上要注明使用者、使用地点，这些个细则，让舞弊的人没有空子可钻，这一种所谓实名制，估计会不会起到作用？李先生。”
李洪宽：“这个就是说治标不治本，甚至这个连标都治不了。因为现在这个中国贩卖发票的行业，也是一个最大的行界，各个发票印的非常专业，比真的发票还像真的，你需要什么发票他就能给你印出什么发票来。所以问题根本不在这个地方，最根本的是在于整个权利系统它没有制约能力。”
记者：“胡教授，餐饮发票立法，这个实名制是不是很难起作用呢？”
胡星斗：“从根本上来说当然起不到大的作用，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治标可能也需要一点。在中国治标是逐渐一点一滴的去改变一切制度的细支末节。”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