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6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申華採訪報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周永康最近在山西、河北調研時，要求當地幹部認真學習胡錦濤有關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講話，以集中處理信訪問題為切入點，積極消除不和諧、不穩定因素。從5月18號至9月初全國各級公安局長都要親自接待上訪者，儘快解決老百姓的問題。周永康認為這是促進社會和諧的實際行動。
但是，參加記者申華主持的討論會的兩位中國維權人士卻用事實說明，這種集中處理信訪問題的做法很難真正解決中國老百姓上訪難的問題。中國大連的維權人士李健和山東大學管理系退休教授孫文廣就此發表看法。
主持人：我首先請問一下孫文廣先生，您怎麼看待集中處理信訪問題？
孫文廣：在中國民間積累了很多的民怨，還有很多的冤假錯案哪，很多沒有處理好的問題，公民的權益受到了侵害，那麼這些問題因為缺乏遊行示威這種表達形式，他沒有辦法大家就擁到上訪這條路上來了。那麼要解決這些問題，但是這些問題是多少年積累下來的，那麼現在靠一個信訪條例修改一下，再很突擊性的解決，這個來講是很難。
主持人：李建先生，您也知道公安機關搞的這個集中處理信訪問題，是要在為時四個月的時間裡，解決像孫先生所提到的這麼長期積累下來的這些疑難問題，您覺得能夠起到一些作用嗎？
李建：作用總會起到一點吧，但是我想作用有多大？這是我們要質疑的，我在這裡可以舉一個個案，他是山東濟南的，那麼這是1998年一月份出的事情，他的父親一直持續不斷的上訪、上訴、上告，已經有六年多的時間了。
主持人：他是怎麼回事，為什麼要上告？
李建：他到濟南去看他的女朋友，在這過程中發生了一些事，他早上就死亡了，通過他的一些照片，種種的證據都證明他是被毆打致死的跡象，其中包括電擊棍這種電擊傷。
主持人：你說他是在公安機關拘押後被毆打致死的？
李建：不是拘押，就是說他是說是村民打死的，但是這個事情有當地派出所也涉入到其中，我們現在認為他不應該是被當地村民打死的，如果從他身上的這一些電擊傷來看，應該是有使用這種電擊械具權力的人參與這個事情。
主持人：所以他的家人一直在上訪？
李建：一直在上訪，他這個父親他今年五一之後又去北京申訴，被他們當地的截訪人截住了，然後就告訴他，允諾他說：你回去吧，回去指證能解決問題。於是他父親就抱著希望回去，但是回去以後再找他們，沒有一個人理這個碴。
主持人：他是不是在五月十八號公安部門搞這個集中處理信訪問題活動之後去向上訪呢？
李建：對，就在這之後嘛，再一種就是短期的通過公安局長的直接接待來解決過去長年積累下來這些上訪的問題的話，我覺得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會很大，因為這些問題說白了都是需要通過司法來解決的問題，那麼就只是公安局這樣一個行政單位，怎麼能解決這個問題呢？
主持人：孫文廣先生您同不同意周永康這個說法，就是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處理好信訪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切入口？
孫文廣：和諧社會主要是把一些歷史積累下來的問題要處理好，那麼現在看來他沒有這個意像。比如說「六四」的問題，那麼當時關了很多人，很多人開除了，這些人你如果不把他平反過來，那麼他總是要討個公道的，還有「法輪功」的問題也是一樣，這些大的問題你不打算處理，想要建設一個和諧社會，我想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主持人：最近中國有一些官員提到這麼一個說法，就是說中國目前處於一個矛盾多發期，原因就是因為中國的國民年均收入現在剛剛達到一千美元。那麼按照國際上的一個理論，就是說國民年均收入一千到三千美元這個期間是一個矛盾多發期，有些中國官員就公開的以這個為理由來解釋當前中國社會出現的各種各樣的矛盾，李建先生，您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李建：我們當然希望有一個和諧的社會，要想解決這個和諧的問題要正確處理兩個方面的關係，一個是公權和私權的關係，另外一個就是說要處理好強勢和弱勢關係，這兩個關係要不處裡好，社會不會和諧。
主持人：孫先生您怎麼看待國民年均收入能解釋當前中國社會一些的矛盾嗎？
孫文廣：我覺得這個不大行，中國有中國的一些特點，你比如說這個土地問題，現在不是公有把那個地給占了，現在沒有地了，那農民就沒有其它的收入？那麼剛剛討論到了，所以這個是體制上的問題，所以跟國民年均收入一千到三千美元的聯繫好像不是最主要的。
主持人：李建先生，剛才您提到要建立和諧社會要處理好兩個方面的問題，那麼您覺得怎麼才能處理好這些問題呢？
李建：第一個就是處理公權力和私權力的關係的問題，我們就要尊重法律，司法實踐中和社會生存中很多公民權力都得不到落實、得不到保障，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第二個方面，他們爲什麼到北京上訪呢？說明我們地方的司法系統不起作用，中央政府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做到司法公正，其次要通過一些行政手段調解社會各方面這個利益之間的關係，這才能做到社會各部分都能夠平衡和和諧。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