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7日訊】綜上所述，中共建國以來各任外交部長在國際大舞台上的表演，大多有失國格，有些甚至低俗不堪，和大多數國家的外交代表，都相差一段不短的距離。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共立國的目標、原則和方法完全錯誤，以致造成本文第一篇題目「形象如此不堪，國家如何立足？」的結果。
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質是在落後國家裏的一場農民起義的結果，其以毛澤東為首的最高領導層，大多是一些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農民，或者是一些所謂「邊緣知識分子」。不但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就是對中國五千年燦爛文化，對世代傳承的「禮儀之邦」都知之甚少，但又偏偏自信心爆棚；加上共產革命只尊工農，排斥知識分子和其他階級，由這樣的革命產生這樣的領袖，又由這樣的領袖統治這樣的國家，其外交水準也就可想而知了。
孔子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意思都是說：「上行下效」，有怎樣的領袖，就有怎樣的下屬。那就讓我們先看看中共最高領袖毛澤東的外交風格。
1958年中蘇分歧，蘇聯赫魯曉夫率代表團訪問中國，毛澤東居然在游泳池穿著游泳褲接見他，堂堂一個國家元首(毛澤東當時兼任國家主席)，連最基本的外交禮儀都不懂，難怪他一代一代的外交部長都不懂得禮貌。1976年1月1日，美國前總統尼克遜的女兒朱莉和女婿戴維．艾森豪威爾(美前總統艾森豪威爾之子)以私人身分訪問中國，受到毛澤東的接見。當時尼克松已經因為水門事件下了台，毛澤東還口口聲聲「尼克松總統」……，戴維小心翼翼地告訴毛澤東：「尼克松先生已經不是美國總統了……」，毛澤東竟然滿頇地說：「我樂意這麼叫他，你管得著嗎？……」，戴維說：「反對我岳父的人很多，還有人強烈要求審判他，這樣稱呼他會傷害美國人民的感情……」，毛澤東說：「不就是兩卷錄音帶嗎？有什麼大不了的！我不單要稱他為總統，我還要邀請他來中國訪問，馬上就來！……」。在外國人面前，一副蠻不講理的樣子。
除了沒有禮貌，蠻不講理之外，因為本身文化素質不高，偏偏又以為做了皇帝無可匹敵，於是就往往不分塲合口不擇言，真個是「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誓不休」。不但與其身份大不相稱，而且往往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的損失，真是「一言喪幫」，這樣的例子就太多了。
最典型的就是1964年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時說：「你們不需要向我們道歉，我們應該感謝你們，如果沒有中日戰爭，就沒有我們共產黨的今天……」。堂堂一國之首，竟然漠視數千萬同胞死於中日戰爭的「國恥」，公然感謝昔日屠殺自己父兄、強姦自己姐妹的敵人，著實會令對方瞠目結舌，深受戰爭蹂躪的中國人民，聽到了這樣令人吃驚的話竟然出自自己的領袖之口，心裏面會有什麼樣的感受呢？偉大領袖可能連想都沒有想過！當然，皇上金口玉言，說什麼也沒有人敢阻攔，但是別忘了歷史是無情的，這句話必然會在世界歷史上被記下荒唐的一筆，心中根本沒有他的人民的賣國暴君最終必將被人民釘在恥辱柱上。
1971年毛澤東對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誰說中國人愛好和平？那是騙人的，事實上中國人很好鬥，我就此其中的一個」！這句話確實沒有錯，毛澤東生來就是一個生性好鬥的人，「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他一生與敵人鬥，與朋友鬥，與同志鬥，一直鬥到死的一天。他錯在把全體中國人民拉下水，以為中國人個個都像他這麼好鬥，讓五千年的禮儀之邦在全世界面前集體蒙羞。
1973年2月毛澤東會見基辛格時提出「反蘇統一戰線」，荒謬地表示要「一個緯度，一條橫線」來對付「一個可詛咒的傢伙」。1974年1月對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說：「一條線，一大片，中、美、日、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同處在同一緯度線上，連成一大片聯合對付蘇聯……」。一廂情願地以地理緯度來劃分敵友，真是聞所未聞，用李肇星的話來說真是「幼稚園程度」，恐怕要笑掉聽者的大牙！
毛澤東為了實現他的「支援世界革命」，「做第三世界領袖」的梦魘，往往心血來潮，信口開河不惜將中國人民的血汗錢肆意揮霍。1965年3月8日，周恩來、李先念陪同毛澤東會見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講到經濟援助，毛澤東竟然問阿尤布．汗說：「中國人是不是太小器？」，阿尤布．汗不知如何回答，毛澤東就說：「二億美元太少了，給五億！」，窘得剛剛和阿尤布．汗討價還價會談完的周恩來、李先念目瞪口呆。事後，毛澤東還說：「應該再加一個零」，意思是擴大十倍！據大陸的擦鞋回憶文章說：毛澤東自從擔任領袖以後，雙手從來沒有碰過錢，因為他的衣食住行全部有人服侍，要什麼有什麼。如此說來，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這個窮國家到底有多少家檔，可以供他揮霍，在窮國家面前充好漢。
七十年代，中國因為文化大革命處境空前孤立，毛澤東提出所謂「三個世界」論，不惜一切拉攏所謂「第三世界」的非洲窮國家。1967年6月23日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訪問中國，由於他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個訪問中國的外國元首，毛澤東破例親自到人民大會堂門口迎接。會談中卡翁達要求中國援助修建1860公里長的「坦桑鐵路」，毛澤東連想都不想，一口答應說：「這條鐵路投資也不過一億英鎊，沒有什麼了不起！……」，據大陸出版的文章回憶說：「在座的人都不出聲，顯然在揣摸這句話的含意，究竟是毛澤東的幽默，還是他的氣魄？最吃驚的是卡翁達本人……」。就這樣，中國人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耗費了極大的人力物力，不斷追加投資，歷時十年才修通了這條跨國鐵路。可是，由於從根本上缺乏管理人才，當地的經濟發展落後於運輸能力，營運以後一直虧本，後來毛澤東死後，索性被賣掉，中國人民幾十億血汗錢血本無歸，全部泡湯。
當時毛澤東還有一個獨裁者朋友阿爾巴尼亞的霍查，從1954年開始，毛澤東總共給了他90億元人民幣的「援助」，阿國只有200萬人口，平均每人4000多元；而當時普通中國工人每月只有30多元的工資收入，每個阿爾巴尼亞人得到的援助等於一個中國工人十年的總收入！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毛澤東把數十萬優秀的中國兒女推到戰場上送死，把中國人民的財產化為烏有；1965年毛澤東支持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政變失敗，導至六百多萬華僑慘受迫害；七十年代毛澤東支持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權殺害柬埔寨人民200萬，幾乎佔全國人口1/3，其中包括30多萬華僑，毛澤東外交的禍國殃民古今中外誰人能及！
鄧小平其實是一個十足的機會主義者，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毛澤東的一個忠實走狗，他積極參與「抗美援朝」、積極支持蘇聯出兵鎮壓匈牙利、波蘭、捷克的民主運動、後來又積極參與「中蘇論戰」，1974年在聯合國大會上積極宣傳毛澤東的「三個世界論」……。毛澤東死後，眼見毛澤東的極左外交路線走不通了才改弦更張，不再充當「第三世界」的旗手，鄧說：「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沒有好處，好多主動都失去了」。1991年蘇聯瓦解，柏林牆被推到，東歐共產國家紛紛倒台，中國的鐵哥們羅馬尼亞寿西斯古被槍斃，中共高層極為恐慌，國內有人提出要宣布羅馬尼亞發生「反革命暴亂」，鄧小平不敢同意，在四面楚歌之下，提出十六字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尋著應付、韜光養晦」，1956年協助毛澤東對待「匈牙利事件」時的豪氣不再。
鄧小平雖然頭腦比毛澤東要清晰一些，年青的時候還去過法國「勤工儉學」(其實是做廉價勞工，一天書也沒有讀過)，但是本質上仍然是一個「難登大雅之堂」的俗夫。基辛格早期訪華時見過鄧小平，在他的回憶錄裏記述鄧小平：「談話中間喝茶，大聲清喉嚨，往痰盂裏吐痰，然後對客人說，對不起，我是個鄉下人」。初次見面，基於和周恩來的彬彬有禮不同，所以鄧給基辛格的印象並不好，基辛格曾經對人稱鄧小平為「一個討厭的小個子」。鄧小平的固執也給他的對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戴卓爾夫人在「唐寧街歲月」一書中回憶說：「我早就聽說鄧小平是實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還發覺他是一個非常執著的人，他的態度很堅決，他說香港的主權根本不在討論之列，如果英國不同意，中國將單方面宣佈收回香港的決定，這一點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其實，英國並非懦弱，根據這本書的記載，戴卓爾夫人曾經詢問過英國軍方，如果效法福克蘭群島和中國軍事對抗，是否絕對沒有可能？最後英國可以說是「投鼠忌器」不希望香港受到戰爭的損毀，所以一早放棄武力對抗的選項；既然達到了保留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目的，本身亦從來沒有從香港掠奪財富，(香港回歸時，英國給香港留下了近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當時佔世界第二位)，因而就轉而同意將香港和新界的主權一併歸還中國，為中國的統一，也為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向世人顯示了何謂「紳士外交」；反之，在中國大陸則一面倒地宣揚吹捧鄧小平的強硬立場和「豐功偉績」，彷彿香港回歸衹是他一個人的功勞，貪天之功，據為己有。
鄧小平外交留給香港人最深印象的還有兩件事，其一是1984年特意召集香港記者，大罵黃華、耿飆「胡說八道」，「黨霸」之威風顯露無遺；其二是每次出場，腳邊總是有一個大痰盂，和外賓談話的時候，喜歡用手指指指點點。香港人議論他「無點教養，無點禮貌」，因為在香港人看來，在人面前吐痰和用手指在別人面前指指劃劃都是很沒有禮貌的。可是，我們的鄧大人畢竟是正如他自稱的「鄉下人」，從頭到尾木知木覺，手下的什麼「禮賓司」之類，也沒有人敢提醒半句，於是就在全世界面前出洋相，大損國格不自知。
有怎樣的前朝君主，就有怎樣的後朝臣僕，鄧小平死後，江澤民悄悄地改變了鄧小平的外交路線，實行所謂「大國外交」，一廂情願地想和美蘇建立「戰略伙伴關係」，卻遭到別人的冷遇，布殊宣稱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2001年3月，錢其琛訪美，布殊隆重接待日本首相森喜郎和以色列總理沙龍，卻把錢其琛「晾」在一邊。美國傳媒輿論嘲笑江澤民的「大國外交」是「浪漫外交」，「往往喜歡像國內一樣“拉關係”，喜歡和熟悉的“老朋友”來往，比如曾經擔任過駐北京聯絡處主任的老布殊。但是外國人對中國這種外交文化並不認同，因而往往衹是一廂情願……」，說得一針見血。至於說，江澤民在外交場合下的許多醜態，比如在西班牙國王面前梳頭髮、抱著外國元首夫人共舞、在外交塲合下引吭高歌、在貝多芬故居沒有徵求主人的同意，彈奏貝多芬的鋼琴、青筋暴露面紅耳赤地呵斥香港記者等等，不但已經在海外傳為笑談，在大陸也被老百姓當作笑料。
於是，一代一代傳下去就有了唐家璇、李肇星這種丟人現眼的外交部長。毛澤東時代，連一個普通的電話女接線員都敢於拒接外國總理的熱線電話。1969年其時中蘇正處在「珍寶島事件」之後不久的緊張狀態中，蘇聯總理柯西金通過熱線電話找周恩來對話，這個女接線員居然自作主張對柯西金方面說：「你是“修正主義分子”，有甚麼資格和我們的總理說話？」，差點誤了國家大事，讓堂堂大國斷送在一個無知的女流手中，成了國際外交史的大笑話。但同時又可見當時中國社會的恐怖程度，可見毛澤東的極左外交路線，已經深入到普通老百姓的骨髓裏。身為國家元首的江澤民，比起這個女接線員也不遑多讓，1999年5月，美國「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後，克林頓本意是打電話向江澤民賠禮道歉，可是江澤民卻拒聽電話，令堂堂超級大國總統顏面盡失，同時中共這種無視外交慣例的土八路作風，也大開了世人的眼界。
與之相反，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是一場包容各階級的革命，國民政府在政治上經濟上給予人民較多的自由，尊重知識份子。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台灣期間，政府的主要官員都有良好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國民政府歷任外交部長及駐美大使中，伍朝樞、宋子文、胡適、顧維鈞均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王寵惠、王正廷耶魯大學博士；俞大維哈佛大學博士；王世杰巴黎大學博士……；遷台後的蔣廷黻、葉公超、沈昌煥、蔣彥士、連戰等都是外國留學生，對外部世界有較深刻的認識，能說一口流利英文，自然就和大陸的土包子有天淵之別。1919年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就山東問題代表中國發言，駁斥了日本的無理要求，語驚四座，聲名鵲起；1944年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並且堅持要讓中共代表董必武參加代表團；1957年擔任國際法院法官，並當選副院長，這才是「使出四方，不辱使命」，為中國人爭了光。
在這篇系列文章結束之前，筆者想最後舉一個例子說明中共外交人員本質上比不上國民黨這一點：1950年11月，中共派出了以伍修權等九人前往聯合國活動，毛澤東稱之為：「伍修權大鬧天宮去了」。伍修權在聯合國作「控訴美國侵略我國領土台灣」發言後，中華民國代表蔣廷黻用英語發言，發言完畢以後，伍修權要求臨時發言，當著各國外交使節的面，冷言嘲諷道：「我不知道剛才發言的人是不是中國人，中國人在國際會議上發言不用中文，他還有資格當中國人嗎」？當時，這件事在大陸被廣為宣傳吹捧，可見中共土八路的「土」。可惜伍修權未能看到數十年後錢其琛在鮑威爾面前要求「讓我盡量用英文講」、未能看到江澤民在國際場合不揣淺陋、結結巴巴地用他那幾句「洋涇滨」英語表現自己的場面。
(15/11/04)
(首刊於「議報」2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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