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8日訊】
（1）什麼是大字報
大凡中國人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大字報，也幾乎沒有一個人對大字報這個詞陌生，即使這樣，可是朋友們，你查一查修定本的《現代漢語詞典》，你怎麼也找不到“大字報”這個條目，這樣的事情就可以促使你思考：一個如此廣泛被應用的辭彙其所以在如此“權威版”的詞典中竟然沒有不會是中國“第一流語言學家”們的疏忽嗎？不，絕不是，這是中國語言學家們在官方文化專制主義者的指揮棒下唯命工作的一個例子，也是專制主義統治在文化以及語言學領域裏肆虐的一種表現。
我雖然在語言學方面造詣很淺，不掌握語言學的專門知識，但是我猜想在修定版《現代漢語詞典》的編輯過程中，也許專家們為圍繞“大字報”這個真正的“中國式”辭彙上不上《詞典》發生過爭論，結果，主張“不上”的一方占了上風，因為被認為是已經從1975年“憲法”中取消了的東西（它同“大鳴、大放、大辯論”和為一體，被稱為“四大”）就不能夠在語言上享有“合法存在”的權利，所以，把這個“非法”的東西“徹底”地從漢語中清除掉——就是語言學家們的“立法”行為應該遵循的準則。可見大字報這個東西是當今的共產黨統治者們非常忌諱的東西，如果說忌諱又連帶著害怕情緒的話，那麼，他們為什麼害怕大字報？這個問題就值得我們中國民運人士認真地研究了。
正因為在研究大字報的問題上“工具書”給我提供不了任何的幫助，因此，我在進入這個問題的研究時就舉步為艱，其方法也自然會顯得笨拙。首先，我得說，大字報是一種手寫體的文字的張貼物；其次，它是衝破了言論管制禁區的言論；最後它是一種“出版”了的言論。
就第一點來看，大字報一般都是作者們張貼出的用大字筆書寫的文字，和大字報產生時的官方報紙所使用的鉛字不同，被報紙、雜誌上的字要“大”一些，因此，一張大字報一旦貼出，在它的周圍就會形成一個觀眾群體。
就第二點來看，大字報上面的話，基本上都是不可能刊登在正規報紙刊物中的話，也是如廣播、電視之類的社會媒體不可能播送的話，所以這種話是一種很典型的作者們的“心裏話”，而這種“心裏話”在一個實行共產黨“全面專政”的社會中不享有表達的“合法權”，但是又因為它是在一個非常有限的空間（肉眼可以直接觀看）中表達的，所以這種表達就可以有機會逃避管制。
就第三點來看，大字報是一種言論，但是同“口頭言論”比較，它是一種“出版”性質的言論，因此它產生的條件是大字報流行的社會極端缺乏出版自由。在這裏張貼行為事實上就是出版行為，所以我們可以視它為“搏客”的前身。大字報雖然也存在著群體作者，但是更多情況下，它是“個人”的作品。
（2）大字報的歷史
如果我們要站在專家學者們的立場上來研究大字報在中國的起源，你完全可以扯到堯、舜的時代，據說，“謗木”——“誹謗之木”就產生在這個時代，所以你可以說最早的大字報產生於上古時代。其實，你進行的研究雖然“遠”了一點，但是也不失其意義，因為你從這樣的聯想中把原始性質的民主——原始首領鼓勵人民對他們發表批評甚至“誹謗”性言論——的事情同20世紀50–60年代的現象混在一起，也沒有什麼錯誤。但是，我們作為中國民運人士在研究中國民主運動問題時不需要背上考古學的包袱，這就要求我們把眼光放到“大字報”這3個字出現的時間中。
我告訴讀者們，我在青少年時代雖然是熱情的、多產的數以千萬記的大字報作者之一，可是恕我直言，我那時對大字報的歷史一點也不瞭解。以後也沒有作過專門的研究，只是隨著我個人研究的不斷深入，我才發現了大字報這東西與我們中國的民主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如果在這裏，我們要套用官方的“中國式”的話來表達問題的話，那麼“中國式民主”與大字報的關係我們就不能夠掉以輕心。
去年10月份，雅虎網站上發表了一篇題目為《不寒而傈的歷史——大字報在中國的興衰》的文章，文章中，作者提出了1957年 5月19日是中國“第一張大字報”產生的日子。“第一張大字報出現在北京大學大飯廳灰色的牆壁上，內容是質問北大團委出席共青團代表大會的北大代表是如何產生的。接著第二天，哲學家龍英華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建議在牆上開闢一個民主園地來展開爭鳴。”好了，既然這就是“中國第一張大字報”產生的情況，那麼，大字報“質問”北大團委的行為和由此行為而引出的“哲學家”的有關建立我們後來說的“民主牆”的建議不就是可以看成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民主事件嗎？在這篇文章中，我說大字報在中國與民主有密切的關係的話，看來不是一個貿然的結論，通過對第一、第二張大字報的內容的簡單分析，“問責”和“討論”這兩個意義（它在民主政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已經是大字報的基本的價值建構了，此後，當大字報在承擔了批評和批判的職能之後，它變成為民主和自由表達的一個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就是問題的實質之所在。
大字報只因為在中國共產黨的“大鳴、大放”的政治運動中產生，所以被許多人認為是共產黨的產物，其實這樣的看法是非常膚淺的，它根本沒有發現大字報這種20世紀50年代的新生事物在共產黨政治運動中僅僅是一個偶然的存在，它所具有的精神和共產黨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即使在某一個時刻，大字報雖然也可以被看成是共產黨人“發揚民主”的一種工具，但是這種工具對他們的常遠利益的威脅使得他們不得不最後地放棄它。1966年的毛澤東和1979年的鄧小平行為都是最典型不過的例子。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大字報這東西同共產黨政治或者共產黨內的當權派的個人在某種時間上可能有某種關係，但是它同共產黨“整體”卻沒有關係。1956年的“大鳴、大放運動”也罷，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也罷，1979年的自由化運動也罷，都是共產黨起初容忍和支持大字報，到最後要消滅大字報的歷史。就這個歷史來看，把大字報看成是共產黨的，就是非常錯誤的了。
其實呢，我們只要作一個認真的分析，就會發現大字報的時代是人民的時代，而與這個時代可以比較的共產黨時代卻是大標語的時代。大字報是一種文字，它其所以能夠形成時代，就在於它的存在必然意味著人民文盲和半文盲時代的結束，也就是說只有在一國人民的識字率突破一定的比例時才可能出現大字報時代。因此，產生了大字報的時代又可以被看成是中國大眾時代。與這個現象相關的是大字報產生在如北京市這樣的大城市的大學就意味著它本質上是城市文明的代表。而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如毛澤東所言那樣，是“中國農民的文化”和“農村文化”怎麼可以同它相提並論呢？
共產黨是的時代可以說是大標語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國人民處於文盲和半文盲狀態，因此，流行的文字性質的東西只能是標語口號，分析其間的原因，一是此時的人民中間沒有更多的識字的人，二是共產黨隊伍中也沒有多少會寫字的人，因此，共產黨時代的標誌就只能夠是標語。關於這一點，在共產黨活動過的地方中，存在的文字方面的“歷史印記”不就是標語嗎？譬如，“中國共產黨萬歲！”“打土豪，分田地！”等標語或者口號就是共產黨的“歷史時代”的最好的證明。大字報雖然是一種張貼物，但是，它同中古、近代的張貼物不同之處就在於它並不需要一個面向大眾的“讀者”（一般是高聲朗讀），而在這個“讀者”的面前大眾是“聽者”。大字報是沒有“聽者”的，它周圍的人基本都可以說是“讀者”。因此由大標語時代向大字報時代的過度可以說是時代的進步。
1957年，大字報作為中國社會的新生事物的出現僅僅是在知識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出現的事情，存在的時間也比較短，沒有波及到中國工人、農民這樣的基層社會就已經被“引蛇出洞”的方式給“消滅”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使它再一次地復活，復活後的大字報在中國的基層社會紮下了根，在除台、港、澳外，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專門用來張貼大字報的“民主牆”。所以在這個相對長的時間內，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精神主要是通過它傳播的。因此，在這個時間上，沒有大字報就沒有民主。1979年鄧小平取締了“民主牆”，此後又取消了憲法上的公民有使用“大字報”的權利的條款，大字報於是就變成了一種“非法”的事物了。但是，問題就在於統治者雖然有權管物，但是他們卻沒有權管住“精神”，因此在偉大的1989年的民主運動中，當“民主精神”再一次地復興時，大字報又奇蹟般地給復活了就是一種必然的現象了。因此，在這篇文章中，我預言，在將來發生的中國民主運動中，大字報仍然是民主的主要工具之一。在中國共產黨專政結束之前，有民主，就必然有大字報！但是這樣的說法是不是就意味著大字報在中國會長期存在呢？不，不是的，在具有了相當程度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時候，大字報這東西就會壽終正寢。
（3）大字報與“民主牆”
大字報的集中地就是“民主牆”，“民主牆”上貼的是大字報——這就是兩者之間的關係，但是，到今天為止，我們一些民運人士只承認“民主牆”價值卻不否認大字報的價值豈非咄咄怪事？當然這裏有一個問題很值得說明，那就是許多人對大字報的認識存在著鄧小平式的理解。正因為如此，我認為民運人士不研究大字報這樣的事情肯定不好。在一些民主網站上，把大字報被當成了共產黨整人、害人的東西的言論並不少見，特別是對1966年的大字報的看法就更是如此，殊不知在這個偉大的年代裏，大字報意義最為典型。我也承認在1966年運動的開端處，大字報的確傷害了社會上許多無辜的人和不幸的人，特別是被共產黨社會當成是“五類分子”的人們吃虧不少，也正是在這個時間上，大字報變成了共產黨系統的“整人武器”，可是，隨著運動發展所引起的變化，共產党當權派人物在一夜間變成為大字報的“鬥爭物件”的時候，一個“革命”性質的變化就產生於這個時刻了。
我記得，我們學校的大字報風潮好象出現於1966年 5月下旬，那時我們學校的師生們為響應“黨中央毛主席關於開展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號召”，在校園裏刮起了大字報風，以至於每一個同學們都自覺或者不自覺的充當了“革命的大字報”的“作者”。為了滿足同學們寫大字報的需要，學校買來了嶄新的蘆席，在其背後立上木樁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民主牆”。對於沒有經歷過大字報運動的人來說，他們可能不會瞭解大字報其所以在那時的中國創造了一個偉大的政治解放的風潮的重要原因就在於它是一種批評、批判社會上的一貫“紅人”的東西。這樣以來1957年的大字報的“質問”批評的精神，又一次地復活了。
同人們想像的不同，我們學校的大字報首先是同學們相互之間的“鬥爭”，而在這一場鬥爭”中學校中的那些圍繞學校共產黨、共青團組織的一貫的積極分子卻幾乎百分之百地變成了大字報“矛頭”所指的“物件”。那時，我是我們班上的班長兼團支部學習委員，因此，我也理所當然地受到了班上同學們的大字報的“攻擊”，有的大字報寫著“武振榮是我校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接班人”，是“我們班的赫魯雪夫”，聽口氣也好嚇人的。在這樣的大字報中也不是沒有內容，譬如，在此前，“武振榮”曾經給同學們講過“封建主義毒素很嚴重的黃色小說，”在班上和學校的各項政治活動中積極執行“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是一個披著“共產主義青年團”外衣的“封、資、修的反動分子”。諸位在那個時代中讀著這樣內容的大字報，我自己對眼前發生的這種“革命現象”根本就不理解：為什麼這些平時“不積極”甚至是完全的“消極分子”、“後進生”的人，其“出身”和“社會背景”都很有問題的同學卻怎麼就在這個“文化大革命”中“搖身一變”，變得比我們這些共青團同學們還要積極呢？更不用說我們這些人“出身好”（大多數出身於貧下中農家庭），“社會背景可靠”，又一貫地“緊跟學校中的黨團組織”。可見“文化大革命”的意義還沒有在劉少奇、鄧小平身上表現以前已經在我們這些普通的共產黨社會中的“青少年積極分子”中給最先地表現出來了。
如果說這樣的變化的意義在還沒有完全展開時已經使我們經受了一場“靈活深處的革命”的考驗的話，那麼1966年偉大的人民政治解放運動被我們這一代人給發動起來的事情的確是值得我們民族好好研究的。
大字報意義不好確定的主要原因就是它在時間上經歷了“學生鬥學生事件”和與不久後發生的同學們之間的“派性鬥爭”。就上述第一個現象講，鬥爭的結果，學校中的一貫的積極分子制度受到了致命性的衝擊，預示了共產黨社會在人民大造反運動前崩潰的先兆，是一個民主的事件，這個事件其所以在今天還是沒有受到民主理論的解讀是中國民運人士的失職，與此相應的是大字報的“派性鬥爭”的內容也沒有被民主理論所涉及，也同樣表明了我們中國民運人士對中國的事物缺乏研究熱情和研究的能力，因此，當民主的運動在需要理論和思想的指導和推進的時候，我們所說出口的東西卻是“西方的”而非我們“中國的”。
今年 1月，我在中國民主正義當網站上發表了《論民主觀點中的派性問題》一文，依據我自己的過去的實踐對民主政治中的派性和派性鬥爭的問題作了一個說明，此處不在贅述，我只是簡要地指出，我們今天所說的多黨制的基礎也不過是公民社會普遍發生派性和派性鬥爭；而在這樣的鬥爭中，大字報為人們思想和觀點的多元化鬥爭與交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途徑。如果我們對這樣的事情作出“革命”的解讀，那麼在共產黨的“民主革命”中參與革命的人只知道玩“槍桿子”，而在這一場新的“革命”中參與者進行“筆桿子的鬥爭”，“打筆桿子的仗”恰恰證明了人民在政治上的進步。
但是在過去的時間中，我們錯誤的認為上述的“派性戰”是不應當發生的，“打這樣的仗”是人民中間的“內鬥”，而大字報這個東西就被看成是一種完全消極的東西了。其實，在失去了大字報和派性的那些時間中，我們中國人恰恰是失去了民主，這樣如此深刻的教訓沒有被我們民運人士明確的總結出來真是遺憾，更可怕的是，我們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完全的站在了鄧小平等“復辟人物”的立場上認為“全面打倒共產黨當權派”的這一場運動是“動亂”，而大字報也就自然而然地被認為是“製造動亂”的工具了。正因為這樣，我認為目前的主要危險是：我們中國人民主的頭腦和民主的理念處於昏迷或半昏迷狀態，如果我們不及時的結束它的話，中國民主的希望就會受挫。
（4）在中國，民主的表達為什麼在很大程度上非得要借助於大字報？
美國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我們是看不到大字報的，因此，我理解下述的情況，美國人在中國觀光時如果正好看到了大字報，他們心裏一定會說，為什麼要把話寫在這些廢舊的報紙呢？這些寫在了廢舊報紙上的東西竟然有這麼多的人觀看，也完全不考慮這些張貼物有損於市容。可見西方人不理解我們中國的大字報是正常，別說是西方人，就是我所在的韓國，我們也發現不了大字報這樣的東西。新聞機構在捕捉有價值的新聞的時候，會推出印刷得非常精美的號外或者增刊，而這些東西會在一大群專業和非專業推銷員的努力下塞進受眾的手裏，誰還想著要去寫大字報？前邊，我已經說過在一個存在著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的社會中，不可能產生大字報，因此，大字報產生的直接的原因是書寫大字報的人經常地處於一種高度的言論壓制的壓力之下，表達的願望也因此而受到嚴重的挫折，所以，一旦他們感覺到心裏的話再也憋不住時，就有了寫大字報的念頭。
從1982年憲法頒佈之後，大字報作為一種公民權利雖然被取締，但是事實上它並不是被作為“法律禁止”的事物，而是就位於“法律不保護”的事物之列，再加上它因為在中國社會一個長時間內享有“合法”存在的歷史和傳統，就必然使“法律”“取締”顯得無力。把這個一點同中國社會不是法制社會的問題聯繫起來分析，在中國誰也“禁止”不了大字報在機會成熟時再一次地復活的事情就是可以論證的了。
大字報出現於中國，是對中國的報紙和刊物的一種無形的抗議，抗議的結果是那些不可能在正規出版物中出版的言論以大字報的方式竟給“出版”或者“發表”了，譬如“第一張大字報”中對於北京大學團委的“質問”就是最好的例子，這樣的質問是上不了《共青團報》的。大字報同正規出版物比較，它的價值全部的民主意義在於表達，它表達作者的思想，表達情感，在大字報中，你不必為表達的言論技巧而浪費精力，因此，你就可以無所顧忌地發表議論，在這裏表達的自由幾乎可以說是被推到了極端……在大字報中，你可以看見直率的政見，坦白的思想和真摯的情感。大字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字作品，所以它不受一般的寫作方式的限制，它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論文，又不受理論的限制，寫作時可以使作者享有更多的自由。因此在表達的自由缺乏的地方，它總是會冒出頭來的。也正是抓住了這一點，我們對於寫在了廢舊報紙上的文字為什麼會產生出那麼大的影響力的問題就有了一個民主的理解。
從1966年之後，中國的民主運動都事實上非得要表現為抗議、抗爭不可，因此這種事情同時決定了中國民主運動非得要借助於大字報的形式不可。參加民主運動的人需要動員，而大字報又是動員方式和方法中成本最低最容易實行，且實行中又最省力的，所以在大凡發生了民主動員的地方，你必然會發現大字報。在1989年的中國大學生運動中，大學生們因教育的原因，雖然對1966年的大字報運動的看法存在著嚴重的誤解，但是誰又教他們在發動新一場學生運動時又像1966年的學生們一樣地使用大字報呢？請問：1989年，中國哪一所大學沒有變成了“大字報王國”呢？此處，我不得不指出，在沒有給大字報“正名”的條件下，事情況且如此，在給大字報“正名”之後的情形不是可以想像得出來嗎？
作為中國人，我們在研究民主時並不需要鬧出一個“中國式的民主”，但是這個意義的正確表達卻是提醒我們一定要注意民主的中國特性。民主的歷史在我們中國已經有了100年了，因此，在這種歷史存在的中國，我們在說到民主時就一定要避免“言必稱西方”或“言必稱美國”，如果這樣的毛病不被改過的話，我們的民主再有100年也是沒有希望的。我雖然不太瞭解美國的民主歷史，但是我起碼知道美國的民主沒有大字的任何內容，因此，用美國人理解民主的觀點去理解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民主，你一定會對大字報作出“破壞民主”的判斷。如果你這樣的判斷被你個人認為是“民主的”，那麼，你研究未來中國的民主化運動如何可以在擯棄大字報——這個傳統的工具而發動的問題，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不過我要告訴你，你這樣的研究的行為和取消民主的行為之距離就只有一步了。從這個意義去分析，官方版的《現代漢語詞典》其所以煞有戒心地淘汰了“大字報”條目，其用意也不過如此而已。共產黨統治者對民主的戒備已經變成了對大字報的忌諱了。若不是這樣，《詞典》中不收錄“大字報”這個真正的中國現代言論上的創造之物絕對沒有語言學上的意義。
現在我們某些民運人士在對待大字報問題上可以說是同共產黨官方出入一撤，他們根本就認識不到民主在中國的表達是絕對都脫離不了大字報的，因此，他們在研究中國民主運動的時候，把民主表達的工具、手段以及與之相應的傳統、歷史統統地放到非價值事物的一邊，從而不自覺地把民主理解成為一個偏狹的、沒有歷史的脫離人民大眾的東西。在這裏不是他們不想搞民主，而是他們理解中的民主有問題，搞的方式和方法也有問題。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他們的民主是在所謂的“鄧小平時期”學習來的，所以這種民主帶著濃厚的“鄧小平色彩”，即使在鄧小平作古 8年之後，我們的思想和精神上的鄧小平遺留物也還是照樣存在。
（5）大字報問題對我們啟示了什麼？
中國海外民運在搞了20多年後的今天，不但沒有在中國大陸產生出重大影響，反而在目前的情況下出現了民主的“搞笑版”和“搞怪版”。這種現象如果得不到及時的遏制的話，民主就有可能在我們的搞法中變成為笑料。在這裏篇文章中，我提出如下的問題：為什麼我們這些民運人士在需要堅持“正版”民主的時候卻熱衷於民主的“搞笑”和“搞怪”版呢？我看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我們煩膩了“正版”民主，而煩膩的原因就在於我們沒有通過自己的理論研究鑽進中國民主寶藏的內部，因此，我們對這樣的民主就會產生出厭惡情緒，覺得它沒有意思。我們的許多的民主的看法和思想大皆處於“異議階段”，僅僅是“說不”意義上的東西，但是我們卻以為這就是正兒八經的民主，這樣以來，我們的研究民主的興趣的路子就有可能被堵死了，於是，民主之存在對於我們來說就有一個“想當然”的意義了。
大字報對我們如果有所啟示的話，那麼，就大字報問題討論和談論中國民主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與討論的範例，依著這樣的範例，我們在從事民主的工作時，就會進入正確的中國路子。可見，不是說具有 100多年歷史的中國民主沒有道路，而是說這個道路還沒有被我們所認識，如果說在這個道路上我們的人民是一步一步地走了過來，那麼每一步的意義不就是等著我們民運人士揭示嗎？現在倒好，我們乾脆說：“什麼民主革命？民主運動？統統都是瞎折騰！”諸位讀者們，如果你覺得我們這些所謂的“中國民運人士”需要對中國的民主革命、民主運動作一個“歷史的交待”的話，那麼我們豈不是變成了如毛澤東時代的張鐵生那樣的“白卷先生”；張鐵生的“白卷”上好歹還有“革命”二個字，我們的“白卷”上連它也沒有啊！
《大眾傳播與日常生活》一書的作者告訴我們：“我們生活於社會急劇變遷的時代，社會不待我們同意，甚至我們還無法理解時就已經改變了，然而我們除非理解這些變化，我們便無力控制或更進一步影響它們。”情況誠然如此，民主運動對我們來說比這還要快，變化更“急劇”，但是，我們如果對此沒有一個基本的理解和基本的把握，我們自己都不會出頭之日，何談動員別人和組織中國人民？
這篇文章在最初構思中題目叫“論大字報”，但是，這個題目其所以沒有被採用，我是想借大字報這個事情去說明中國民主的式樣和形式，因此，本文的寫作可以說是借題發揮，但願這樣的方式所發表的議論能夠被讀者們理解。
2005-7-8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