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6日訊】從網上讀完中國青年報資深編輯、我們新聞人的前輩李大同致該報總編輯的公開信，心中有難言的悲涼，同時也萌生對大同先生莫大的敬意。
這封信看起來隻是討論中青報新出臺的考核辦法，似乎也隻是表達一個中青報人對自己奉獻過半輩子的報社一份珍愛，對自己新聞理想的一種堅守。但這篇公開信我以為值得全中國新聞人，尤其是現在仍棲身在所謂主流大報中的新聞人關注和討論，他說出的不僅僅是中青報的問題，也是全體“官辦”報社的共同問題。
我們太多的人習慣於權力威勢對新聞的支配，利益得失對理想的吞噬，而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宣傳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時，終於有人站出來了。從去年的盧躍剛，到今天的賀延光，李大同。站出來的都是中青報人，這份榮耀當屬於中青報人，但是我真希望這非最後的抗爭。
盧、賀、李等人，無論從其資歷還是知名度來說，中青報未來如何對他們個人的利益不會有太多的影響。他們既沒有躋身於廟堂的心思，也過了那個年齡，他們在圈內的影響，使他們即使這張報紙倒閉後也衣食無憂。他們站出來明明白白表達自己的態度，不為個人計，也不僅僅是為中青報計。他們既在維護自己的理想和榮耀，也在為所謂主流報社的新聞從業者，維護最後一點尊嚴。就如當年袁世凱逆歷史的潮流稱帝，蔡鍔在通電反對他時，陳述了他和袁公並無私怨，甚至肯定項城待他不薄，但要為“四萬萬中國人爭人格”，毅然起兵於邊陲。公義當前，個人恩怨微不足道。
如果，中青報也淪落為充斥著媚俗贊歌的黑板報，那麼我隻能說，所謂主流的大報最後一個理想主義的堡壘陷落了。這將是所謂主流大報新聞人的共同恥辱。
現在供職於中青報的人也就幾百名，曾經供職於此的人數也有限，但牽挂著這份報紙的新聞人則是其十倍、百倍甚至更多。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青報是許多新聞人託夢之所在。比如我，棲身在和中青報號稱兄弟的另一家報社，對本報盡管有種種不滿足，但是我不至於到痛心疾首的地步。因為在本報，二十多年來從來就很少有理想主義的發育空間，我來之前如此，我來之後亦如此。在這樣的文化中，我最佳的方式是盡本分干完自己那點活，說俗一點，我僅僅把那份活看成謀生的職業，而非承載理想的事業。而中青報不一樣，她已然是一種符號一種象征，有她在所謂主流大報還不至於臉面蕩然無存。因此，我可以說關注中青報比關注自己所在報紙更甚，她的版面一點改觀，人事的一點變動，我都傾注了很大的注意力。——恐怕其他媒體的許多同行也是如此，大同的公開信剛剛出來，央視一位正在機場准備去外地外地採訪的同行，就在電話裡和我討論了半天。
因為這種情結，我認識結交了中青報的許多同齡朋友，自願做一位不領該報工資的“編外人員”。除了盧躍剛老師外，李大同、賀延光老師至今無緣結識，但我一直把他們當成前輩，隱隱有種“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情懷。我也和中青報的朋友一樣焦慮過，李大同先生那一代中青報的人精神和氣質能否比較完整地薪火相傳下來。
當然，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我和中青報的朋友也不止一次討論到，要想再有中青報80年代幾乎“一言而為天下法”的影響是很難的，因為新聞媒體的總量大大增加了，競爭更加劇烈了，受眾對新聞產品也愈加挑剔了。八十年代中青報採編人員“黃金一代”的陣容重現的難度也很大。從83年到89年，正好是我的中學時代，是一個農村少年接受外界文明最佳時期，那時候的中青報對我而言，還真有點“燈塔”的味道（現學現賣，別嫌肉麻）。通過報紙我也熟悉了許多中青報老師的名字，李大同、盧躍剛、賀延光、張建偉、孫凱、王安、畢熙東等等，放眼當時的中國報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體育以及社會等新聞領域，中青報都有該領域最優秀的採編人員。——很多後來進入新聞界的非中青報人，都有我這樣類似的心路歷程。
我進入新聞圈，已經是二十世紀末，此時的中青報已無當年的風光。多年來作為中國平面媒體新理念的策源地，中國報刊人才“黃埔軍校”的地位已不再，這一地位似乎被南方報業集團代替了。——這大概也符合“禮失而求諸野”的聖人之言吧，京華之地無人擔當這種責任，九荒之外，自然有人接過來。原因當然有上面所分析的那樣，中青報80年代“黃金一代”可看成手工時代打磨出來的工藝品，每一件都不可代替，都有自己的特質。這樣的記者，他作為新聞人所表現的素質是多方面的：理想、熱情、責任感、業務能力等等都超群。他們單個人一隻筆，就能寫出讓世人驚嘆的文章，如橫刀立馬的大俠。而今天的新聞產品。不再停留在手工時代，而是大工業流水線上生產出來的。南方報業集團也許更符合這個時代，它們有著現代化的經營理念，有著成批量生產的人才機制，有資本主義初期開疆拓土的原動力。他們不需要培養80年代中青報“黃金一代”那樣的記者，他們隻要為這個時代一批批生產合格的、有市場的新聞人才就行了。除了這類原因之外，和中青報以及與她狀況相若的所謂中央主流報紙所面對的政策環境大有關系。如果說，80年代的“畫地為牢”，上面給畫出來的圈子還有一丈見方，今日畫出來的圈子隻剩下一尺見方了。
舉個不恰當的比喻，上頭直接管理的報刊，可視為自己的“手足”與“羽翼”，他們以為管住了自己的“手足”就管住了整個社會的輿論。可是今天來看看，自己的“爪牙”和“羽翼”是管住了，而且差不多管死了，輿論管住了沒有？網絡的勃興，淡化官方色彩的各類報刊增多，人們越來越不需要上頭所控制的那些媒體所發布的信息了。我們假設一下，《人民日報》停刊一周，《新聞聯播》停播一月，中國老百姓的兩耳就會失聰麼？我看不會，也許大多數老百姓不會有什麼感覺。看到所謂中央主流報刊的集體淪落，棲身於內稍有新聞理想的人於心不甘呀。這是非戰之禍，如果在同樣的規則和平臺中和人比武，輸了就輸了，心裡服氣。可這簡直是將疆土拱手相讓呀。將來的歷史不知道如何評價這種自斬手足自斷羽翼的行為。
盡管如此，因為中青報的“文脈”未斷，十余年的風雨中依然支撐下來，那風骨猶在，雖然消瘦了許多。在諸多的中央主流報刊中，中青報還是一枝獨秀，她仍然是無數學新聞的大學生夢想的地方。中青報的年輕記者成長的速度比別的報社快，成長的環境比別的報社好，這也是不爭的事實。——這一切應當得益於幾十年來，一代又一代中青報人的余澤。一些年輕的記者編輯，比如李方，在同齡的同行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較大的影響力。
可是，李方走了，因為“燈塔事件”。我和李方兄神交許久，也從未謀面。他所面臨的困惑，作為同行感同身受。那篇評論我仔細地讀過，當時就說，如果沒有那個恍若隔世的“燈塔”比喻，這篇評論無論從立意、結構、行文都不錯，也沒有什麼肉麻的感覺。我在機關寫過幾年“等因奉此”之類的公文，又來到報社寫過一些主旋律的報道，深知此類文章之難寫，尤其是對還有新聞理想的人而言。寫那些汪洋恣肆、針砭時弊的痛快文章不難，不久完全憑才氣和見識麼﹔如果干脆自唾其面，就揀上面愛聽而會遭讀者嘲笑諷刺的話說，這倒不難。可要完成應景文章，還要讀者不討厭，不影響進食的前提下把它讀完，確實相當困難。李方做得已經相當不錯了。理想主義者不是一根筋的蠻夫，並不拒絕妥協，但是這種妥協是有有底線的。底線是什麼？每個人不完全相同，但應當是不要徹底將人淪落成工具，徹底踐踏一個人的尊嚴。
“名節”二字，今天似乎很陌生了，但一個讀書人，還是需要講點名節的。明末清初，滿清人入主中原已成了不可能更改的事實。讓讀書人都學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的伯夷、叔齊是不現實的，但是不能像錢謙益那樣。青樓出身的小妾柳如是勸他投水成其名節他害怕。——這也可以理解和接受，人都有求生的欲望。可他最後做了清朝的官，這就沒法原諒了。有沒有中間地帶呢？顧亭林、王船山、黃梨洲三先生自知無力回天，也剃頭易服，也承認清廷的統治事實，但就是不出仕，而是於野外荒村著書立學。——我以為，在那個時代，三先生的行為就是知權變而又守住底線的做法。
應當允許讀書人有種模糊的態度，要給人一個中間地帶，如果非得人家赤裸裸地表態，是會嚇走一些人的。如果那篇評論在別的報社，也受到了上頭的高度贊揚，也許作者以此為榮，認為工作受到了肯定。可是李方卻不以為榮反以為恥，辭職他就。也許按通常的標准，不能理解這種行為，這可能就是文化的差異，中青報還有這種文化。李商隱在《安定城樓》中有兩句詩：“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鶵竟未休。”臭老鼠在貓頭鷹眼裡是美食，可對鳳凰沒什麼吸引力，鳳凰非梧桐不棲，非醴泉不飲。年輕人有名利心很正常，用名利去誘之也是常用的方法。《離騷》中有言：“恐修名之不立”，對一些人來說，要的是“修名”而非其他的名。
李方的決絕讓我對他更生敬意，他這也是明智的選擇。愛惜名節的人是會得到更多人尊重的。今天已非幾十年前用單位、糧票、住房控制一切的時代了，從裡面出來對真正有些本事的人來說，不但餓不死，也許會活得更好。可李方的辭職，對中青報是否意味著一種象征？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在南方報業集團早就是各報的總編、副總編了，各領風騷好些年了，而在中央傳統媒體，成長得太慢，不過現在也到了該走上決策層的時期。李方的走會不會使其他人有狐悲之感呢？如果，當中青報“黃金一代”漸漸老去的時候，新的一代還未完全成長就星散或者盡快改道，中青報可能會真的淪落。
文化這東西，說起來很虛，但卻很實，實到處處都存在。文化是最難形成，消亡後也最難起死回生的東西。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說道：“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一國一朝如此，一個地域一個單位也如此。
由此，我能理解李大同、盧躍剛、賀延光這些為中青報文化“所化之人”痛心之所在。他們的抗爭，其結局有可能如唐吉坷德大戰風車。但抗爭的價值，若不顯於今朝，則必見於明日。
關注中青報的命運，因為這也是關注自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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