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9日訊】一，大變革的前夜
當前的中國，正處在大變動的前夜，這一點，是多數中國人或多或少都感到了的。目前的國內，腐敗盛行，其嚴重程度，在中國和人類歷史上，都是少有的，甚至是空前的。專制制度和專制政府不得人心，遭到了幾乎全體中國人的憤恨和反對，以致許多共產黨員紛紛告訴筆者，已經沒有幾個共產黨員不反對共產黨了。各地民變蜂起，突發事件層出不究，老百姓紛紛用乾柴烈火，火藥桶和導火索來形容目前的中國的局勢。出雨欲來風滿樓，巨大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正日益迫近，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對此有所準備。
二，兩條道路
我們正在繼續努力，竭盡全力，爭取走和平的漸變的平穩轉軌的道路，希望這條道路有利於減輕我們民族的損失和苦難。但是客觀情況並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一方面中共當局堅持其一專制的專制主義立場，遲遲不願實行迅速的、大刀闊斧的改革，以迅速實行社會生活的廣泛的自由化以及政治上的多党民主制，而這種迅速的、大刀闊斧的改革，又是防止大規模動盪，走漸變的平穩轉軌道路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另一方面，廣大老百姓又變得越來越不耐煩。因此走突變的，革命道路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三，如果走革命道路，它將是什麽樣的道路
告別革命的理論，捏造客觀歷史，杜撰歷史規律，只承認漸變的改良道路，否認突變的，革命的道路，造成了很大的無知，混亂、膽怯和無能，它的錯誤和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但因為它的水平低下，思想幼稚，明顯不符合歷史及客觀規律，一旦對它進行批判，不難解決。困難的是真正把握歷史和現實，通過艱苦研究，真正搞清楚如果走革命道路，未來的道路將是什麽樣的，這種革命將是什麽革命，而我們期望和需要的，又是什麽樣的革命。
許多人一想到革命，馬上想到的是毛澤東，孫中山時期的革命概念，馬上要搞毛澤東和孫中山式的革命。我們的研究認為，中國未來的道路，將會重複蘇聯和東歐的道路模式，可能是匈牙利式的接近漸變的道路，可能是其他國家的突變的革命道路，但決不是毛澤東式或孫中山式的，更不是格瓦拉式的。
還有少數人，把革命與恐怖活動等同起來，這是非常錯誤的，非常有害的。民運必須反對一切恐怖主義，把恐怖主義當作最大的敵人之一。
四，和平還是流血
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們認為，即使未來中國走突變的革命道路，這種革命也將是和平的和比較和平的，即使帶有暴力，它附帶的暴力也將較少。它不大可能像羅馬尼亞那樣帶有較多暴力。我們認為，六四的血不會白流，如果沒有六四，未來流血的可能性會比較大，但有了流血的六四，未來流血的可能性就相當小。六四教育了全國人民，並且使專制主義者自己震驚。將像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各方面一樣。在未來的突發事件中，即使有少數專制主義者，他們也不可能再像鄧小平那樣瘋狂，那樣發瘋，而且也不可能再有這種瘋狂和發瘋的能力，也不再會有那樣多追隨者和脅從者。鄧小平在六四，已經費盡了吃奶的力氣，他的後繼人即使花出更多的吃奶的力氣，也已經不可能得逞，甚至不可能有很大的作用。而在人民這方面來說，不會再像六四那樣，以學生為主，工人農民很少參與，而是以工人農民為主力，不會再象六四那樣軟弱幼稚，不敢推翻中共。目前的不滿情緒，農民最甚，工人其次，知識份子排在最後。此外，在未來的大變動中，武裝力量的士兵，作為老百姓的子女，有可能站在人民一邊，至少不大可能再像六四那樣，對人民進行大規模鎮壓。不過，對他們的工作，目前是非常非常薄弱的，亟待加強。由於力量對比與六四大不一樣，這就決定未來的突變是較為和平的。
五，組織問題
筆者在七三年投入民運動前，詳細研究了在社會主義專制國家從事民主事業，將會採取的方式。筆者認為，過去那種先搞組織，再進行有組織活動的那樣一種活動方式，即”先組織，後行動”的方式，在社會主義專制國家這種極為專制的情況下，是行不通的。自那以後，及到目前筆者一直強調這個問題，包括不久前王炳章先生到南京時，我當面對他談的意見(包括我地去講過多次的力量對比規律，那幾年我向朋友講各種力量對比及其總和問題時，再三指出組織力量僅僅是其中的各種力量中的一種，不是起決定作用的唯一力量。)一九七四年杭州人民反對翁森鶴及王洪文這流的鬥爭，證實了我的研究成果，即反對社會主義專制將以突發形式出現。組織的產生還是突發事件產生以後的事，也就是說，是”先行動，後組織”。因此，在七五年的大字報中，我又再次強調了這一點。後來民運的發展，如四五運動，八九民運及以後東歐的許多事例，也一再證實這一點。但是，迄今為止，先組織，後行動的習慣思維，仍然在我們許多朋友的頭腦中根深蒂固，並且在比較冒失的朋友及比較膽怯的朋友兩個極端的身上，都表現得很突出。在膽怯地要求工人理解服從當局，取消和停止自己遊行示威乘事法權利的同時，又冒失地，迫不及待地號召工人馬上成立獨立工會，而不顧成立獨立工會的條件並不成熟，並不可能的客觀實際，不顧上述規律而要求工人先組織、後行動，先成立獨立工會，再進行抗爭，以及其他很不現實的、純粹是頭腦幻想中的可笑東西，就是例子之一。
但是，在”先行動”的同時，必要的非組織的”准組織”形式，卻是應該以高超的組織藝術加以形成和維持。在突發事件發生時，”後組織”的問題就在儘快提上日程。這種既積極又不冒失的策略，才是這個問題上的正確策略。
另一方面，客觀實際情況也在發生變化，戈巴契夫時期的”新思維”，就是變化的例子之一。在中國，當中共政府簽署批准兩個國際公約以後，”先組織、後行動”的方式及成立政黨的問題，自然將立即提上議事日程。對這種變化不作準備，顯然也是不對的(按：利用克林頓訪華之機，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已將此事提上日程，他們做得很對)，至於秘密組織，當然是必須的，這一點，我們將在下文講到。
六，實現民主靠什麽？
有些朋友缺乏必要的耐心，違背客觀規律，企圖單純靠民運人士來完成中國的民主事業，甚至企圖以少數人的冒險以至恐怖行為來實現民主，這是很錯誤的。民主事業是全民族的事業，它靠的是十二億人，而不是靠少數人的冒險。光有民運人士的努力是不夠的，它必須依靠於廣大人民的覺悟和行動。民運的首要任務應該是”喚起民眾”，而不是冒險。
另外，有人還企圖以少數人的冒險來製造突發事件，筆者在批評這種企圖時指出，不實行民主，突發事件遲早會發生，但人為製造突發事件，卻是要失敗的。
民運必須反對冒險行為。少數人不負責任的冒險行為，似乎只是少數人的冒險，導致的往往以他們有他們的行動自由來辯護，但事實上，少數人的冒險，導致的往往是全局性的巨大損失，甚至是全局的失敗。就像過去少數人的不良行為，導致民運全局性的巨大損失一樣。
但目前情況，主要的錯誤傾向，不是冒險，而是膽怯。
七，公開還是秘密？
採取公開活動(組織)方式，還是秘密活動(組織)方式？這個問題爭論激烈。但事實上，採用公開方式還是秘密方式，這是每個人，每個組織的私事，應該由他們自己來決定，問題只是兩者的具體內容是否合理或是否合法？強行用一種方式反對另一種方式，是剝奪他人自由的專制行為。但這裏有幾條原則必須遵守：
1，兩者都必須合理或合法。
2，必須由客觀情況及其規律和客觀需要來決定。
3，公開和秘密兩條線必須嚴格分開，後者還必須分為獨立的，嚴格分工
開的各個部份，不能以互相串通的方式聯繫起來，其中包括以所謂一、二、三線的劃分使兩條線交叉串通。有的朋友回國時既找公開的，又找秘密的，就違反了這一原則。
4，已經公開了的人物不得參與秘密組織及其活動。
八，素質問題
民運發展到現在，官方已很難加以損害。能夠損害民運的，正是民運人士自己。從民運內部來損害民運，這是破壞民運的最有效方法。六四以後，一些民運人士給民運造成的傷害，至今仍使人深感慘痛。當時的大好形勢，很大程度上由這些朋友自己葬送的。這些民運人士給民運造成的傷害，遠大於官方的鎮壓。官方的鎮壓，使全國人民以至全世界都傾向民運，但民運人士的不良表現，卻使人們，甚至部分民運人士遠離以至厭惡民運。
提高人的素質問題，是中華民族的首要問題，也是民運的首要問題。決定中華民族未來命運的，不是經濟，而是全民族的素質。而民運素質的提高，對克服及消除中共幾十年來對中華民族素質不斷破壞所造成的惡果，促進整個民族素質的提高，具有至前重要的意義。
為提高民運素質，有必要做好以下幾點：
1，每個民運人士都應該刻苦學習，提高自己思想認識水來。
2，每個人都應該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在目前民運缺乏統一組織的條件下，應該好好起草一個共同的道德規範，由盡可能的民運人士共同簽署，以發誓遵守。
每個人都應該努力使自己成為首先高尚的人。
3，對道德水平較低的人，一要批評，二要寬容。
在某種意義上，民運內部的建設，比外部與專制主義的鬥爭，更加重要。尤其在目前條件下，更是這樣。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於南京(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