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9日讯】一，大变革的前夜
当前的中国，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这一点，是多数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感到了的。目前的国内，腐败盛行，其严重程度，在中国和人类历史上，都是少有的，甚至是空前的。专制制度和专制政府不得人心，遭到了几乎全体中国人的愤恨和反对，以致许多共产党员纷纷告诉笔者，已经没有几个共产党员不反对共产党了。各地民变蜂起，突发事件层出不究，老百姓纷纷用干柴烈火，火药桶和导火索来形容目前的中国的局势。出雨欲来风满楼，巨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日益迫近，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二，两条道路
我们正在继续努力，竭尽全力，争取走和平的渐变的平稳转轨的道路，希望这条道路有利于减轻我们民族的损失和苦难。但是客观情况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一方面中共当局坚持其一专制的专制主义立场，迟迟不愿实行迅速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以迅速实行社会生活的广泛的自由化以及政治上的多党民主制，而这种迅速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又是防止大规模动荡，走渐变的平稳转轨道路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另一方面，广大老百姓又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因此走突变的，革命道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三，如果走革命道路，它将是什么样的道路
告别革命的理论，捏造客观历史，杜撰历史规律，只承认渐变的改良道路，否认突变的，革命的道路，造成了很大的无知，混乱、胆怯和无能，它的错误和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因为它的水平低下，思想幼稚，明显不符合历史及客观规律，一旦对它进行批判，不难解决。困难的是真正把握历史和现实，通过艰苦研究，真正搞清楚如果走革命道路，未来的道路将是什么样的，这种革命将是什么革命，而我们期望和需要的，又是什么样的革命。
许多人一想到革命，马上想到的是毛泽东，孙中山时期的革命概念，马上要搞毛泽东和孙中山式的革命。我们的研究认为，中国未来的道路，将会重复苏联和东欧的道路模式，可能是匈牙利式的接近渐变的道路，可能是其他国家的突变的革命道路，但决不是毛泽东式或孙中山式的，更不是格瓦拉式的。
还有少数人，把革命与恐怖活动等同起来，这是非常错误的，非常有害的。民运必须反对一切恐怖主义，把恐怖主义当作最大的敌人之一。
四，和平还是流血
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认为，即使未来中国走突变的革命道路，这种革命也将是和平的和比较和平的，即使带有暴力，它附带的暴力也将较少。它不大可能像罗马尼亚那样带有较多暴力。我们认为，六四的血不会白流，如果没有六四，未来流血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但有了流血的六四，未来流血的可能性就相当小。六四教育了全国人民，并且使专制主义者自己震惊。将像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各方面一样。在未来的突发事件中，即使有少数专制主义者，他们也不可能再像邓小平那样疯狂，那样发疯，而且也不可能再有这种疯狂和发疯的能力，也不再会有那样多追随者和胁从者。邓小平在六四，已经费尽了吃奶的力气，他的后继人即使花出更多的吃奶的力气，也已经不可能得逞，甚至不可能有很大的作用。而在人民这方面来说，不会再像六四那样，以学生为主，工人农民很少参与，而是以工人农民为主力，不会再象六四那样软弱幼稚，不敢推翻中共。目前的不满情绪，农民最甚，工人其次，知识份子排在最后。此外，在未来的大变动中，武装力量的士兵，作为老百姓的子女，有可能站在人民一边，至少不大可能再像六四那样，对人民进行大规模镇压。不过，对他们的工作，目前是非常非常薄弱的，亟待加强。由于力量对比与六四大不一样，这就决定未来的突变是较为和平的。
五，组织问题
笔者在七三年投入民运动前，详细研究了在社会主义专制国家从事民主事业，将会采取的方式。笔者认为，过去那种先搞组织，再进行有组织活动的那样一种活动方式，即”先组织，后行动”的方式，在社会主义专制国家这种极为专制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自那以后，及到目前笔者一直强调这个问题，包括不久前王炳章先生到南京时，我当面对他谈的意见(包括我地去讲过多次的力量对比规律，那几年我向朋友讲各种力量对比及其总和问题时，再三指出组织力量仅仅是其中的各种力量中的一种，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唯一力量。)一九七四年杭州人民反对翁森鹤及王洪文这流的斗争，证实了我的研究成果，即反对社会主义专制将以突发形式出现。组织的产生还是突发事件产生以后的事，也就是说，是”先行动，后组织”。因此，在七五年的大字报中，我又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后来民运的发展，如四五运动，八九民运及以后东欧的许多事例，也一再证实这一点。但是，迄今为止，先组织，后行动的习惯思维，仍然在我们许多朋友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并且在比较冒失的朋友及比较胆怯的朋友两个极端的身上，都表现得很突出。在胆怯地要求工人理解服从当局，取消和停止自己游行示威乘事法权利的同时，又冒失地，迫不及待地号召工人马上成立独立工会，而不顾成立独立工会的条件并不成熟，并不可能的客观实际，不顾上述规律而要求工人先组织、后行动，先成立独立工会，再进行抗争，以及其他很不现实的、纯粹是头脑幻想中的可笑东西，就是例子之一。
但是，在”先行动”的同时，必要的非组织的”准组织”形式，却是应该以高超的组织艺术加以形成和维持。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后组织”的问题就在尽快提上日程。这种既积极又不冒失的策略，才是这个问题上的正确策略。
另一方面，客观实际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戈巴契夫时期的”新思维”，就是变化的例子之一。在中国，当中共政府签署批准两个国际公约以后，”先组织、后行动”的方式及成立政党的问题，自然将立即提上议事日程。对这种变化不作准备，显然也是不对的(按：利用克林顿访华之机，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已将此事提上日程，他们做得很对)，至于秘密组织，当然是必须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讲到。
六，实现民主靠什么？
有些朋友缺乏必要的耐心，违背客观规律，企图单纯靠民运人士来完成中国的民主事业，甚至企图以少数人的冒险以至恐怖行为来实现民主，这是很错误的。民主事业是全民族的事业，它靠的是十二亿人，而不是靠少数人的冒险。光有民运人士的努力是不够的，它必须依靠于广大人民的觉悟和行动。民运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唤起民众”，而不是冒险。
另外，有人还企图以少数人的冒险来制造突发事件，笔者在批评这种企图时指出，不实行民主，突发事件迟早会发生，但人为制造突发事件，却是要失败的。
民运必须反对冒险行为。少数人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似乎只是少数人的冒险，导致的往往以他们有他们的行动自由来辩护，但事实上，少数人的冒险，导致的往往是全局性的巨大损失，甚至是全局的失败。就像过去少数人的不良行为，导致民运全局性的巨大损失一样。
但目前情况，主要的错误倾向，不是冒险，而是胆怯。
七，公开还是秘密？
采取公开活动(组织)方式，还是秘密活动(组织)方式？这个问题争论激烈。但事实上，采用公开方式还是秘密方式，这是每个人，每个组织的私事，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问题只是两者的具体内容是否合理或是否合法？强行用一种方式反对另一种方式，是剥夺他人自由的专制行为。但这里有几条原则必须遵守：
1，两者都必须合理或合法。
2，必须由客观情况及其规律和客观需要来决定。
3，公开和秘密两条线必须严格分开，后者还必须分为独立的，严格分工
开的各个部分，不能以互相串通的方式联系起来，其中包括以所谓一、二、三线的划分使两条线交叉串通。有的朋友回国时既找公开的，又找秘密的，就违反了这一原则。
4，已经公开了的人物不得参与秘密组织及其活动。
八，素质问题
民运发展到现在，官方已很难加以损害。能够损害民运的，正是民运人士自己。从民运内部来损害民运，这是破坏民运的最有效方法。六四以后，一些民运人士给民运造成的伤害，至今仍使人深感惨痛。当时的大好形势，很大程度上由这些朋友自己葬送的。这些民运人士给民运造成的伤害，远大于官方的镇压。官方的镇压，使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都倾向民运，但民运人士的不良表现，却使人们，甚至部分民运人士远离以至厌恶民运。
提高人的素质问题，是中华民族的首要问题，也是民运的首要问题。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不是经济，而是全民族的素质。而民运素质的提高，对克服及消除中共几十年来对中华民族素质不断破坏所造成的恶果，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具有至前重要的意义。
为提高民运素质，有必要做好以下几点：
1，每个民运人士都应该刻苦学习，提高自己思想认识水来。
2，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在目前民运缺乏统一组织的条件下，应该好好起草一个共同的道德规范，由尽可能的民运人士共同签署，以发誓遵守。
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首先高尚的人。
3，对道德水平较低的人，一要批评，二要宽容。
在某种意义上，民运内部的建设，比外部与专制主义的斗争，更加重要。尤其在目前条件下，更是这样。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于南京(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