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2日訊】孔夫子曾經厚古薄今，遭到中共的尤其是文革時代中共的強烈反對，毛澤東和中共反對孔夫子厚古薄今的主要動機是為自己辯護，因為自己的政權從時間的順序上，屬於今天。按照著名的學者思想家辛灝年先生的理論，中共依靠暴力革命，顛覆了真正的新中國—中華民國，復辟了舊中國，即幾千年來的專制主義國家。
這樣的政權非常心虛，就象阿Q是個禿子，非常害怕別人說燈亮一般，害怕任何厚古薄今的說法。為了欺騙民眾，為了編造自己的合法性，這樣的政權就拼命反對任何形式的厚古薄今或今不如昔日的說理。
事實上，先進與落後，不能機械地以物理時間的順序來確定。確定一個文明或者一個政權是否文明進步的主要標志是人權、民權、民生的水准。這樣的價值標准已經為普世所共同認可。
物理時間上，中共的政權盡管運行現代社會，但是它的統治模式，是非常落後的，而且今不如昔的地方太多太多。中古古代，很多王朝還能重視一般的文明教育，科舉制考選出來的官員，一般而言，都有很好的文化教養，除了特別的歷史時期或者特別的混帳皇帝統治下之外，那些官員具備最起碼的道德水准，也能夠維持社會民間一般的道德水准，並相對公正地行使政府權力。而目前的中國大陸，上上下下，到處都是袁世凱集團，他們的人生目的不外乎吃喝玩樂，由此而惟利是圖，毫無廉恥感，好無責任心，鬧得社會風氣敗壞透頂，政府不能保持公正。
隻要看看目前腐敗的深度、廣度，看看官僚階級如何幾千萬、幾十億地盜竊或搶劫國民財富，就可以知道中共官場的腐敗，是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
那麼中共統治下的腐敗，為何如此猖獗？原因不要說它的體制與民主憲政背道而馳，就是按照專制體制下良好統治狀態來對比它，它也有很多今不如昔的地方，而最明顯的就是它的官制。
中國自隋唐以來，雖然封建王朝，或多或少同時實行蔭恩制度，但是那不是挑選政府公務人員的主流途徑，一般的封建王朝尚能公開舉行考試，天下的國民，隻要勤奮好學，都有權通過科舉制度獲得參與政治事務的機會，就是說，公開的機會平等的科舉制度，才是封建王朝選拔公務人員的主流途徑。
但是中共把持了國家權力以來，一向視天下公器為一黨私產，根本沒有實行公開的機會平等的考試制度，相反實行的是暗箱操作，首先將一些它認為能夠贊成幫助它維護專制制度的人吸收到黨內，然後由組織部門秘密地進行考察了解，最後由各級黨委的首腦人物秘密地決定如何分配官職，人民被迫淪落為瞎子和局外人。
恩蔭是世襲制的遺風。宋朝是恩蔭制度最濫的王朝，凡是遇到吉慶大典，高級官員的子弟或親戚門客都可以獲得加官晉級的機會，家裡要是有一個學士以上的官員，可以恩蔭幾十個名額，但是與中共體制中的變相世襲制度做法相比，也是小巫見大巫。
中共同時將封建王朝的恩蔭制度擴展到了普遍化地步。無論哪個行政級別，鄉鎮也好，省市也好，中央也好，幾個官員的子女，不是官員？並非說官員的子女，沒有權利充任官員，而是說他們不應該享有特權充任官職，他們應該和公眾一起，參加公開的機會平等的考試競爭，然後接受國家的挑選。但是一向視天下公共權力為一黨私產的中共，一直不是暗箱操作，分配公務職位，就是普遍地實行恩蔭制度，將國家政府的公務位置，向所有革命干部的子弟開放。據說八十年代，曾經有個文件，內容說：師級以上的革命干部的子女，隻要沒有劣跡的，一律當成革命接班人培養。什麼叫培養？事實上，不過是將高級領導的位置向他們敞開罷了。看看現在中國大陸的黨政軍警企的高級或各級領導崗位，有多少是官員子弟，就知道中共的變相世襲制度是多少普遍而根深蒂固。
設置機構的權力，應該在一個國家的最高立法機構。如果地方官府的領導，為了安置私人裙帶，任意設置機構，那麼這樣的國度，必然是混亂的混帳的國度。中共的地方各級機構，隨意濫設者，官員濫竽充數者，何止千萬，屢禁不止。唐朝這個方面，也比中共要嚴明得多。唐朝的法律規定：“置制過限及不應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兩年。”意思是違反法律規定安置公務人員的，安置一個人，杖刑一百下，安置三個人的，罪加一等，杖刑之上是徒刑，那就是徒刑懲罰，到達十人的，予以徒刑兩年的刑事懲罰。看看中共官場裡，到處毫無法制，濫設機構，隨意增添公務人員，有誰受到過嚴厲的刑事處罰？因此中共官場官員的泛濫，超過歷代任何王朝。有一個中科院的學者，竟然信口編造了目前中國沒有兩千萬公務人員的說法，極力為專制體制辯護。初唐嚴明的法制，有力遏制了機構和官員的膨脹。太宗貞觀六年，即公元632年，中央政府的公務人員不過642人，就是二十四年之後，即公元656年，內外官員也不過是13465人，試問江蘇省的人口和初唐大體相同，現在有多少機構和官員？盡管工業主流化的社會，分工的精細，需要多些管理人員，但是現在交通、通訊、數字化等技術手段的先進，完全可以不需要那樣多的機構和官員。
還有象成克傑、高山以及難以記數的貪官污吏，受到刑事懲罰之後，那些以前在考察他們的結論上簽字的組織部門領導們，有誰負過責任？有誰受到紀律或者法律的嚴明處理？
古代王朝，很多時候還有明確的保舉責任制度，即法律明確規定官員的推薦者對被推薦者的行為要負責任。《唐律疏議》職制律中規定：“貢舉非其人及應舉而不舉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這裡的意思很明確，那就是推選人才不當，或者漏失人才，有一個推舉不當或漏失推舉的，判處責任人（一般是地方官員）徒刑一年，有二人的，加一等刑事處罰，即處罰以一年半徒刑（唐律的徒刑分為五個等級，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這個罪名的最高刑是三年。
治理貪贓枉法罪，中共也是今不如昔。唐律這個方面的規定是嚴厲的：“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受財不枉法者，一疋杖九十，二疋杖一百，三十疋加役流。同時官吏接受財物而為人請求的，接受自己管轄系統財物的，將自己所管轄系統的財物貸出去的，私自役使自己所管轄的人力或物力的，包括奴婢、牛馬車船的，統統以貪贓罪論處。
唐律的刑罰總體分五等：死刑、流刑（流放異地他鄉的徒刑）、徒刑、杖笞刑。流刑分三種：流一千裡（應該在流放地勞改兩年），流一千五百裡（應該在流放地勞改兩年半），流兩千裡（應該在流放地勞改三年）僅僅受賄並不枉法，即並不違反法度者，至三十疋也要處以流刑。至於私自役使自己主管的人力物力，同樣嚴懲不怠。
看看中共官場，別的不論，僅僅就主管官員如何普遍廣泛地役使公家車和公家司機，而沒有任何人受到法律處罰，就知道它的吏治是如何的敗壞，失去基本的法度。
至於冤案、假案、錯案的責任制度，中共同樣今不如昔，例証之多，範圍之廣，惡果之甚，就是費盡億萬筆墨，也難以寫完。
楊天水於南京東山
2005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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