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3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夏愛茗採訪報導) 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暴富階層。這些富豪往往不是通過勤勞致富，或成功的資本運作成為富豪，而是通過廉價變賣國有資產，或以不正當手段獲得土地、礦山的開發權等方式在一夜間暴富。
北京的《中國青年報》以“還有多少人可以一夜暴富？”為題對這個現象進行了揭露。記者就此邀請了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楊帆和旅美的中國政治學者方覺進行討論。
記者：中國媒體報導，目前中國出現的富豪相當部分是在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靠侵吞國有資產，以及在房地產和礦山的開發中，鑽土地使用權的空子，而發財致富的。首先請問楊帆教授，您認為這樣的富豪在中國近年來成為富豪的人數當中的比例如何？那麼他們通常都是採用什麼方法來獲取巨額收益的呢？
楊帆：沒有非常具體的統計，但是我在98年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權力資本化》也算過這方面的帳，在98年算的數字就是驚人的。最早應該是搞商業的拿回扣， 90年代當然腐敗升級了，就是房地產、股票、金融貸款不還，後來就是轉賣國有企業等等吧！每一次改革過程中，都有這種權力資本化的現象。
記者：方覺先生，中國這些富豪和西方發達國家富豪的產生有什麼區別呢？
方覺：中國現在是片面的鼓勵所謂個人致富，而且是默認官商勾結的。私人企業家通過和某些地方官員，或者和中央政府某些人的密切關係，可以得到一些特許權，比如在土地開發、房產開發、收購國有資產方面。西方富豪基本上是在市場經濟的運作條件下，在政府不直接幫助富豪的條件下，通過市場的運轉、通過自由企業的運行逐漸致富的，比如說典型的IC產業的富豪比爾蓋茲，他主要是通過知識的商業化和知識的資本化成為全球鉅富的。
記者：據報導俄羅斯現在的億萬富翁的數量已經居世界第二，俄羅斯的一個民意調查顯示，39％的被調查者對俄羅斯有這麼多的億萬富翁感到恥辱，只有7％的被調查者對此感到自豪。如果在中國搞一個類似的民意調查，楊帆教授，您認為會有多少中國人對中國出現這個富豪而感到自豪呢？
楊帆：我認為那是極少數。大多數人是不認可他們這種發財方式的，權力變資本這種方式是得不到大多數中國人的認同的。
記者：方覺先生您的看法呢？
方覺：我覺得從90年代以來，尤其是進入到21世紀以後，中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民眾，包括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對少數人通過官商勾結的方式暴富表示不滿。最近兩年發生了很多企業、城市的居民，由於房屋拆遷和開發商以及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以及農村的一些農民，由於所謂土地開發和地方政府以及開發商發生的嚴重的衝突，甚至出現千人的或者萬人的民眾和開發商、民眾和政府的衝突，已經很好的說明了，中國官商勾結導致的富豪現象，引起了社會普遍的不滿。
記者：《中國青年報》以「還有多少人可以一夜暴富？」為標題，揭露了中國這些富豪致富的手段。楊帆教授，您認為這種趨勢是否還在繼續？中國的國有資產和土地、礦山，還有多少將被這樣侵吞？政府在這方面有沒有什麼做為，來杜絶這些現象？
楊帆：最近一年來的情況稍微好一點，因為是被揭露了，被網絡上大量的揭露，揭露之後，政府方面現在也正在表示重視吧！這一年以來，全社會對權力資本化過程的揭露和批判是空前的；但能不能制止住權力資本化的繼續發展，我現在也很難說。
記者：您認為在中國，怎麼樣從制度上使有知識或者是有資本的人，能夠通過正常的經濟運作、規律來致富呢？
楊帆：技術上我認為是沒有問題。根本的問題第一個是認識的問題。就是在上層、在決策層，包括在理論界，首先對這個問題沒有正確認識。第二個是要中央採取有利的措施來改變社會力量對比，通過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要動員全依靠大多數群眾來解決這個問題。
記者：方覺先生，對這個問題您的觀點？
方覺：中國政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從根本上、從實質上真正認識到官商勾結的巨大的危害性。不但地方政府沒有認識到，中央政府同樣沒有認識到。僅僅是在處理極少數的、非常惡劣的，而且已經被媒體曝光的官商勾結的腐敗案件，而對普遍存在大量的官商勾結的情況，並沒有從一個政策角度加以限制。所以我認為，解決中國這種官商勾結導致暴富的情況，有必要實行一種公平的自由化。
記者：我知道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話題，那麼簡單來說，怎麼樣才能有公平的自由化過程？
方覺：所謂的公平的自由化，就是每一個人都應該有公平的機會參與國有資產的所謂的分解，或者國有企業的自由化的過程，而不是比如說企業的管理者可以有較大的份額。公平的自由化應該是採取，比如像東歐的某些做的比較好的國家，像捷克、波蘭、匈牙利採取的自由化的方式，而絕不能採取俄羅斯以及前蘇聯的很多共和國採取的，極為不公平的官商勾結的自由化的方式。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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