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爱茗采访报导)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暴富阶层。这些富豪往往不是通过勤劳致富，或成功的资本运作成为富豪，而是通过廉价变卖国有资产，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土地、矿山的开发权等方式在一夜间暴富。
北京的《中国青年报》以“还有多少人可以一夜暴富？”为题对这个现象进行了揭露。记者就此邀请了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和旅美的中国政治学者方觉进行讨论。
记者：中国媒体报导，目前中国出现的富豪相当部分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靠侵吞国有资产，以及在房地产和矿山的开发中，钻土地使用权的空子，而发财致富的。首先请问杨帆教授，您认为这样的富豪在中国近年来成为富豪的人数当中的比例如何？那么他们通常都是采用什么方法来获取巨额收益的呢？
杨帆：没有非常具体的统计，但是我在98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权力资本化》也算过这方面的帐，在98年算的数字就是惊人的。最早应该是搞商业的拿回扣， 90年代当然腐败升级了，就是房地产、股票、金融贷款不还，后来就是转卖国有企业等等吧！每一次改革过程中，都有这种权力资本化的现象。
记者：方觉先生，中国这些富豪和西方发达国家富豪的产生有什么区别呢？
方觉：中国现在是片面的鼓励所谓个人致富，而且是默认官商勾结的。私人企业家通过和某些地方官员，或者和中央政府某些人的密切关系，可以得到一些特许权，比如在土地开发、房产开发、收购国有资产方面。西方富豪基本上是在市场经济的运作条件下，在政府不直接帮助富豪的条件下，通过市场的运转、通过自由企业的运行逐渐致富的，比如说典型的IC产业的富豪比尔盖兹，他主要是通过知识的商业化和知识的资本化成为全球钜富的。
记者：据报导俄罗斯现在的亿万富翁的数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俄罗斯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39％的被调查者对俄罗斯有这么多的亿万富翁感到耻辱，只有7％的被调查者对此感到自豪。如果在中国搞一个类似的民意调查，杨帆教授，您认为会有多少中国人对中国出现这个富豪而感到自豪呢？
杨帆：我认为那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是不认可他们这种发财方式的，权力变资本这种方式是得不到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的。
记者：方觉先生您的看法呢？
方觉：我觉得从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到21世纪以后，中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包括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对少数人通过官商勾结的方式暴富表示不满。最近两年发生了很多企业、城市的居民，由于房屋拆迁和开发商以及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以及农村的一些农民，由于所谓土地开发和地方政府以及开发商发生的严重的冲突，甚至出现千人的或者万人的民众和开发商、民众和政府的冲突，已经很好的说明了，中国官商勾结导致的富豪现象，引起了社会普遍的不满。
记者：《中国青年报》以“还有多少人可以一夜暴富？”为标题，揭露了中国这些富豪致富的手段。杨帆教授，您认为这种趋势是否还在继续？中国的国有资产和土地、矿山，还有多少将被这样侵吞？政府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做为，来杜绝这些现象？
杨帆：最近一年来的情况稍微好一点，因为是被揭露了，被网络上大量的揭露，揭露之后，政府方面现在也正在表示重视吧！这一年以来，全社会对权力资本化过程的揭露和批判是空前的；但能不能制止住权力资本化的继续发展，我现在也很难说。
记者：您认为在中国，怎么样从制度上使有知识或者是有资本的人，能够通过正常的经济运作、规律来致富呢？
杨帆：技术上我认为是没有问题。根本的问题第一个是认识的问题。就是在上层、在决策层，包括在理论界，首先对这个问题没有正确认识。第二个是要中央采取有利的措施来改变社会力量对比，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要动员全依靠大多数群众来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方觉先生，对这个问题您的观点？
方觉：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从根本上、从实质上真正认识到官商勾结的巨大的危害性。不但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中央政府同样没有认识到。仅仅是在处理极少数的、非常恶劣的，而且已经被媒体曝光的官商勾结的腐败案件，而对普遍存在大量的官商勾结的情况，并没有从一个政策角度加以限制。所以我认为，解决中国这种官商勾结导致暴富的情况，有必要实行一种公平的自由化。
记者：我知道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那么简单来说，怎么样才能有公平的自由化过程？
方觉：所谓的公平的自由化，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公平的机会参与国有资产的所谓的分解，或者国有企业的自由化的过程，而不是比如说企业的管理者可以有较大的份额。公平的自由化应该是采取，比如像东欧的某些做的比较好的国家，像捷克、波兰、匈牙利采取的自由化的方式，而绝不能采取俄罗斯以及前苏联的很多共和国采取的，极为不公平的官商勾结的自由化的方式。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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