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8日訊】此文特別獻給至今仍在獄中的[新青年學會]四英雄：徐偉、靳海科、張洪海、楊子立。
通過此文，一個中國青年的成長、矛盾、掙紮、叛逆活生生地展現給你，你可以對大陸社會、中共內幕和中國人性有新的認識。
李宇宙，1972年出生，男，山東臨沂人，先後就讀於大菜園小學、臨沂七中、白莊中學、羅莊高中、臨沂師范學院高中復習班、長清二中、山東財校、中國人民大學。從小耳濡目染，漸對中共之反動腐敗痛恨至及，對家鄉父老的疾苦積鬱與懷已久，立志改變中國的不公正現狀，並逐步認識到，中國要富強，中華民族要復興，中國人要在世界面前真正抬起頭有尊嚴，必須先建立民主自由公正平等之政府之制度，並復興中華儒道的優良傳統。於初中三年級十四歲時，組織學生自治團體同進會，任會長。高中三年級組織學生自治團體GTC，任社長。在山東財校組織學生自治團體山東高校同學聯誼會，任主席。1998年，組織學生自治團體中國人民大學校友通訊網，任理事長。同年加入北京最大的學生自治團體“農民之子-農村發展促進會”，任外聯部長。隨後為打入中共內部加入北京國家安全局。 2000年，加入北京進步團體“新青年學會”。2001年，志願加入中國民主黨，參與號召和發起組織“中國民權陣營”。2002年7月，為營救被捕的新青年學會成員而暴露身份，逃亡泰國，任“中國自由民主黨曼谷分部”負責人、“中國民主運動泰國聯絡處”代表，繼續為中國的文化復興和民主進步奮鬥。
又一個黎明來臨了，曼谷還在美美地酣睡，我的明天在哪裡呢？看著曼谷上空起起落落的飛機，心隨白雲向北飛。現在我也該睡覺了，睡醒就能看到明天。
（一）
我六歲開始讀小學，父親為我起的學名是李裕州，意思是富裕沂州，可入學時，教數學的孟老師是江蘇人，裕州聽成了宇宙，於是從此我就叫李宇宙了，我的心胸也從臨沂擴展到了全宇宙。整個童年是最值得懷念的時光，充滿了好奇和憧憬。剛記事的時候，因為家緊靠著發電廠，就一直以為每天都是巨大的煙囪冒出的黑煙把天變黑的，當老師講到2000年共產主義社會到來時人們想要什麼就有什麼，是多麼希望時間走得快一點，其他還有打架、摔紙帕、滾玻璃球等好多冒險的爭輸贏的快樂的遊戲。玩伴有太平、二忠、利廣、二華、學用、小軍，還有張建成等。
二三年級的時候，父親與學用的父親一同買了匹馬，做運輸貨物，也就是腳力車或拉大車。兩匹馬都是母馬，棗紅色的，我家的馬比較瘦，溫順漂亮，學用家的馬肥壯，卻暴烈，幹活不聽話時常被鞭打。那時可能因為看連環畫太多了，很喜歡馬，我還自己用泥巴捏制了一匹馬的塑像供在窗台上。每當父親不用馬拉車的時候，我就喜歡牽馬和學用一道去南荒放馬，還喜歡騎馬奔跑。南荒就是村民對村子西南方那片耕地的稱呼，土都是黑色的，愛長茅草，離村最遠，村東面的地叫東播地，土質好，經常作為播種稻苗的樣板田，村東南的地叫東南嶺，地勢較高，記得那時土地最多的時候好像每人六七分地，我家六口人，也就是三四畝地，主要種植小麥、水稻、玉米、大豆、地瓜等。以前的村莊雖然很土，卻覺得更加親切、美麗自然，那些土質的房屋，窄窄的小巷，鄉間的的小路，無不充滿童年的幻想和歡樂。可現在全部變成了鋼筋水泥混合物，而且充滿了濃厚的共黨贓官氣息，叫人憋悶作嘔。
說起動物，我和父親都很喜歡。我覺得動物比人單純善良，我從來不輕易傷害動物，即使是一只螞蟻。父親一直喜歡養一些小動物，如鵪鶉、喜鵲、鸚鵡、狗等。我小的時候養過刺、麻雀，甚至是蛇，跟小學同學一起在水中抓到水蛇，放在衣兜裡，鉛筆盒裡，或蟠在脖子上，回到家放養在大水缸內。與我感情最深的動物還是狗，最早的狗是一只灰貍狗，年齡比我還大，只是在我小學時就死了。那是因為沒有足夠的食物，所以灰貍狗一直很瘦，可長長的絨毛讓他顯得很可愛，特別是他的尾巴，卷卷的，又一次新年，煮熟的湯圓掉在地上，又沾在灰貍狗的尾巴上，然後興奮的等食的灰貍狗就不停的搖擺它的尾巴，而沾著湯圓的尾巴就象錘子一樣敲打著菜廚，發出當當的響聲，親戚全家的哄笑。雖然灰貍狗個頭不大，可打起架來從不軟弱，即便遇到強敵也從不怯戰，特別是大彬家的大花狗，老是欺負灰貍，只要灰貍路過他家門，就追著咬，而灰貍即便受傷流血也要一直拼殺，直到我和姐姐為它解圍。每當碰到那只耳朵撕裂眼皮翻裂的大花狗，我都把它當作我與灰貍的共同敵人。灰貍確實是狗不嫌家貧，無論嚴寒酷暑都忠心耿耿的為我家看門護院，直到它十六歲的那年嚴冬，它的身體衰老病變，不停咳，不久就在寒風中死去了。父親把它的屍體仍在了大汪裡算是水葬了。
張建成是四年級的時侯插班的，他全家好像從四川輾轉遷移來到臨沂發電廠，他的父親是轉業軍人，年齡很大了，張建成有兩個姐姐，一個弟弟，我天生喜歡和陌生事物接觸，所以與張建成就成了好朋友，當然玩耍的內容少不了打架，整日的學著武打連續劇[霍元甲]等片中的模樣打制武器，或到電廠找尋廢棄的象刀槍劍戟斧鉞勾叉的機器零部件，那時好開心，整天除了上學就是玩。
童年最讓我驕傲的幾件事，一是我發明的一種滾玻璃球的遊戲方式在當地流行開來，二是我忍無可忍，親手拿菜刀砍了連大人都不敢惹的小惡霸─村支書的兒子李金光，三是我小學一至四年級，數學考試一直是99或100分，再就是，跟人學武術練散打時，即便對手比我高大，我也永遠打不輸。而最讓我傷心的事，一是老師對國營電廠的孩子和農村的孩子厚此薄彼，褒貶不公，二是村支書李廷昆暴戾蠻橫打了我父親，三是摔四角紙帕的時候，因為我的棉襖不合身，紐扣老掉，衣角扇風，小朋友老指責我作弊。另外老被媽媽念叨的事，就是小學三年級時，我失手打碎了學校門窗玻璃，班主任老師強要按期修復，我在近處買不到玻璃，因為要強，我步行來回二十公裡到城裡買到了玻璃，媽媽怎麼勸也勸不住。
我是西元1972年9月19日出生的，很小的時候，就考慮為什麼中國人要說公元幾幾年呢，何不說西元幾幾年，這樣可以更能顯示出東方的地位嗎，於是我寫文章表述時間時總喜歡私自用西元，有時真怕別人看不懂。到了泰國後，發現很多華人這樣用，原來還真有這種用法，為什麼中國大陸人就不知道呢？是因為大陸太西化或太共產化了。
我是在山東省臨沂縣白莊公社大菜園村自家的土房內出生的，因為當時的醫療條件很差，我跟大多數人一樣，是由接生婆在家裡接生的。至於家鄉名稱當然早已變了，現在變成臨沂市羅莊區盛莊辦事處大菜園居委會，家鄉已經變得沒有兒時的一點模樣了，以前是農村，現在不知算不算是城區，因為以前的村民都沒有耕地了，現在多數人也沒什麼固定職業，我想村民現在的處境與英國圈地運動時的貧民很相似，不同的是中國圈地的是共黨，英國的卻是暴發戶資本家。如今我家的土房依然存在，我可能太戀舊，心裡很是喜歡這座舊得掉渣的老房子，沒舍得翻蓋重建她，可能現在已經很少有這種土打牆的草房了，都變成了清一色的鋼筋水泥混合體，可父母一直念叨還是老房子冬暖夏涼，住得舒坦。遙想幾多個年關的冬日，父老鄉親倚坐在土牆下，曬著暖暖的陽光，圍著那自我痴迷的說書人，傾聽那繚繞著無數鄉音的說唱，動人的故事，傳神的演義，還有那些悠然的老者，從他們花白的胡須裡裊裊升騰的旱煙縷縷。
不論現在怎麼樣，我出生時，父母是非常高興的，我家到我三代單傳，雖然我還有仨姐，但人都這樣說，中國人重男輕女也。我屬性是鼠，出生日是農歷八月十二，正秋忙，所以父母說我不會餓肚皮，因為老鼠在秋天不愁沒吃的。想來我雖然沒有非常飢餓過，卻也有過苦日子。我有一個哥，他排行老大，因為他出生後，掛在大門上的紅子被人偷走了，為了避邪，所以名字就叫拔紅，然而在八歲時依然不幸溺水夭折了，父母就把多數希望寄予我身上，三個姐姐也盡力關心我。但是一直到八十年代初的中國農村還是非常貧窮的，雖然父親有文化，又當過村大隊幹部，但是他為人太耿直，所以我家裡還是家徒四壁，連個鐘表收音機都沒有，有時候連煮地瓜幹飯都吃不飽，地瓜幹就是把地瓜削成片曬幹，一般用來釀酒或喂豬用。在我的記憶裡，小學放學後，家裡總沒有什麼好吃的，在小鍋屋裡跟姐姐圍著黑色大鐵鍋吃地瓜幹很香，姐姐都是讓著我多吃吃飽。後來，八四年後，在城裡讀初中要住校，雖然經常饅頭加咸菜，卻也沒有感覺挨餓。
記得早先家裡總是鬧飢荒，因為母親有病，不能在大隊幹活掙得工分，還要借錢看病，所以家境總沒有好起來，多虧了親戚的無私幫助，我的二姑就嫁到鄰村，姑父作了多年書記，有錢，經常接濟我家，大姑父是礦務局的衛生處長，經濟上也不錯，另外大姨舅舅也時常幫助，後來姐姐都成家了，更是體貼入微的幫助家用，想到親人的幫助，心裡很感激，沒有他們的熱心我成長的會更艱難。
我的父親李廷左，61歲，母親王家秀，60歲，大姐李煥芝，二姐李煥榮，三姐李煥美，我們姐弟四人年齡相隔兩歲。為了顧家，三個姐姐都只讀到初中而輟學打工養家和支持我讀書，現在都已成家生子了。父母結合是經兩家包辦的，奶奶去世早，大姑像娘一樣帶大父親，父親懼怕爺爺，聽命大姑，而母親個性又強，導致夫妻關系惡性循環，一直吵吵鬧鬧到現在。父親年輕時讀書好鄉裡聞名，人稱村裡的秀才，直到現在，鄉親新年寫對聯還找他。但文革時，父親熱衷於當時狂亂的政治派系鬥爭，幾次險些送命，當時臨沂的派系主要是[八大]和[六大],[八大]就是八大革命組織聯合的簡稱，父親當時是[八大]的骨幹，有一次，如果沒有母親及時發現並報信，父親就被[六大]活埋了。參加鬥爭太多讓父親得罪了很多人，也耽誤了他進步的很多機會，當文革過後，父親發現以前的人生被誤導了，一直到現在都很失落，改革之後，父親的許多同學坐到局長處長，還有一些人投機鑽營發了財，而父親的性格以及他那一直都沒有調整過來的心緒已經遠遠跟不上時代的潮流了。母親從我出生後經常身體不好，經常借債看病，母親一直任勞任怨，苦苦拉扯我們四個孩子。
雖然家很窮，我也不認同父母齊家處世的能力，但我一直愛父母和他們身上的一些優點，比如，父母二人都很純朴，臨沂到徐州沛縣一帶的人地處中國人文地理和交通的中部交點，南有江浙的狡詐精明，北有齊魯的豪爽武勇，歷史上沛地曾出過劉邦、曹操、朱元璋，而這兩年沖擊中共影響最大的三人王炳章、楊健利和黃金秋竟都是臨沂人。當然這些都是做大事的英雄豪傑，而在臨沂，作為普通老百姓卻也多數智勇好鬥。父母從不因為蠅頭小事與人紛爭，在錢財上能吃虧不賺便宜，為人厚道禮貌，但面對邪惡勢力與不公卻從不怯懦忍讓，堅持鬥爭到底，這些也深深影響姐姐和我。我的家庭內部從來沒有因為錢財有過糾紛，一直是盡力相互扶持，我全家人對錢財都沒有一般人那樣看得很重，不會賺錢，太憨直，還經常被別人騙，所以也一直沒能富有。跟其他莊戶人家一樣，有錢沒錢最舍得花錢的事就是買化肥，因當時對農民來說最大的生計來源是地裡的收成。
在思想上，地處郊區的農民生活在城鄉接合部，很多時間處於兩種生活狀態的矛盾之中，思想比起城裡人和偏遠的農村人都要復雜得多。那時全中國人分為公家人和農民兩個階層，公家人泛指拿工資的人及其家屬，生活有保障，地位高，而農民多數靠天吃飯，經濟上要窮得多，雖然鄧小平實行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但是農民的生產還是靠各家的勞動能力，作為集體組織的村委會真正的良性作用很小，只不過是維護統治的最底層幫兇，而農民上交國家的稅款，大多數被用來支撐所謂的國營企事業和集體企事業，雖然這些事業多數都嚴重虧損，可以這樣講，一直到現在，所有工黨的經濟發展都是建立在農民的痛苦之上的，所有的表面繁榮都不能掩蓋九億農民的困苦現狀，是農民在一支供養著所謂的公家人，就象奴隸一直供養著奴隸主，雖然現在奴隸主的結構發生了一些變化，很多工人已經從往日的瘋狂歲月走到現實，也從文字上的統治階級變成隨時失業的階層，但是農民卻一直未能實現實質性的改觀，除了那些特權階層及其親屬關系。但是不論上層發生任何變化，農民的反映總是最遲鈍，根歷史上一樣，除非危及他們的祖墳或後代，農民一般不會憤怒，有的也無非是敢怒不敢言，可這些卻也不能否定那些一定范圍內的醞釀,比方說在大學裡的那些農民子弟們。
小時候的很多事情都不能忘懷，每當聽到貨郎撥浪鼓的聲音，心裡就興奮，因在貨郎的小推車裡有很多迷人的東西，比如小哨、泥捏的公雞、五彩的玻璃球等。而爬樹也是一件刺激的活動，我家園中曾經有一棵大槐樹，我和姐姐都能不借用任何工具光腳爬上去，像猴子一樣，有一次我為了抓喜鵲，爬到樹梢上，因為太高風又大，差點下不來，而且，就連四五層的高樓，即便還未曾建完，只有骨架，沒有樓梯，大家也是爭相攀爬取樂，還有遊泳，不論是在溝渠還是大河大汪，都能看到我的蹤影，最早不過五六歲，當然這些都要躲過父親的雙眼和姐姐的尋找。記得有一次，與小伙伴一起打開了多年未啟用的地下防空洞，點著蘆葦作火把，進洞冒險，因為地下很多水，走不快，進入洞內深處火把著完了，差點出不來。過年是我盼望又害怕的事，因為過年對小孩子來說，意味著穿新衣帶新帽吃餃子放鞭炮，可每每臨近年根，心裡擔心家裡沒錢的陰影總是揮之不去。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年，家裡確實沒錢了，媽媽在我的央求下買了一掛幾十個頭的小鞭炮，比筷子還細小，而每當過年，家家戶戶都競爭似的放大鞭炮，看誰家的更響，我一直覺得我家的鞭炮太小，受到別家的欺負，就向現實生活中一樣。等到大年初一，一大早，爸爸都要帶著我，有時會同近門的叔叔兄弟一起去別家拜年，經常會為自己的破舊衣服感到羞愧，即使穿一回新衣，又因為衣服太大不合身感到撇扭。過年的感覺很不好，除了全家一起包水餃，第一個開吃的總是我，最後才吃的總是媽媽或爸爸，記得粘粘的湯圓和香辣的蒜泥真是人間美味。
兒時的我，一直生活在那種文化虛假的黨化愚民教育之中，所以多數時間與其他孩子一樣，是渾渾噩噩的德智體美勞全面畸形成長，除了在家庭壓力和好勝心的動力下讀書本外，都特別喜愛玩耍，不停地想著法子變著花樣玩耍，那是一生中雖有趣的回憶。而靡靡當中卻也從生活的環境中接收著一個感覺—我們承受著很多不公。在整個郊農的生活環境裡，不乏一些純朴，卻也從文革的浪濤中傳下許多余波，人們喜歡勾心鬥角，比個上下，鄉情背後有著無形的隔閡，兒童也少了些許單純。 (待續）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