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8日讯】此文特别献给至今仍在狱中的[新青年学会]四英雄：徐伟、靳海科、张洪海、杨子立。
通过此文，一个中国青年的成长、矛盾、挣扎、叛逆活生生地展现给你，你可以对大陆社会、中共内幕和中国人性有新的认识。
李宇宙，1972年出生，男，山东临沂人，先后就读于大菜园小学、临沂七中、白庄中学、罗庄高中、临沂师范学院高中复习班、长清二中、山东财校、中国人民大学。从小耳濡目染，渐对中共之反动腐败痛恨至及，对家乡父老的疾苦积郁与怀已久，立志改变中国的不公正现状，并逐步认识到，中国要富强，中华民族要复兴，中国人要在世界面前真正抬起头有尊严，必须先建立民主自由公正平等之政府之制度，并复兴中华儒道的优良传统。于初中三年级十四岁时，组织学生自治团体同进会，任会长。高中三年级组织学生自治团体GTC，任社长。在山东财校组织学生自治团体山东高校同学联谊会，任主席。1998年，组织学生自治团体中国人民大学校友通讯网，任理事长。同年加入北京最大的学生自治团体“农民之子-农村发展促进会”，任外联部长。随后为打入中共内部加入北京国家安全局。 2000年，加入北京进步团体“新青年学会”。2001年，志愿加入中国民主党，参与号召和发起组织“中国民权阵营”。2002年7月，为营救被捕的新青年学会成员而暴露身份，逃亡泰国，任“中国自由民主党曼谷分部”负责人、“中国民主运动泰国联络处”代表，继续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和民主进步奋斗。
又一个黎明来临了，曼谷还在美美地酣睡，我的明天在哪里呢？看着曼谷上空起起落落的飞机，心随白云向北飞。现在我也该睡觉了，睡醒就能看到明天。
（一）
我六岁开始读小学，父亲为我起的学名是李裕州，意思是富裕沂州，可入学时，教数学的孟老师是江苏人，裕州听成了宇宙，于是从此我就叫李宇宙了，我的心胸也从临沂扩展到了全宇宙。整个童年是最值得怀念的时光，充满了好奇和憧憬。刚记事的时候，因为家紧靠着发电厂，就一直以为每天都是巨大的烟囱冒出的黑烟把天变黑的，当老师讲到2000年共产主义社会到来时人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是多么希望时间走得快一点，其他还有打架、摔纸帕、滚玻璃球等好多冒险的争输赢的快乐的游戏。玩伴有太平、二忠、利广、二华、学用、小军，还有张建成等。
二三年级的时候，父亲与学用的父亲一同买了匹马，做运输货物，也就是脚力车或拉大车。两匹马都是母马，枣红色的，我家的马比较瘦，温顺漂亮，学用家的马肥壮，却暴烈，干活不听话时常被鞭打。那时可能因为看连环画太多了，很喜欢马，我还自己用泥巴捏制了一匹马的塑像供在窗台上。每当父亲不用马拉车的时候，我就喜欢牵马和学用一道去南荒放马，还喜欢骑马奔跑。南荒就是村民对村子西南方那片耕地的称呼，土都是黑色的，爱长茅草，离村最远，村东面的地叫东播地，土质好，经常作为播种稻苗的样板田，村东南的地叫东南岭，地势较高，记得那时土地最多的时候好像每人六七分地，我家六口人，也就是三四亩地，主要种植小麦、水稻、玉米、大豆、地瓜等。以前的村庄虽然很土，却觉得更加亲切、美丽自然，那些土质的房屋，窄窄的小巷，乡间的的小路，无不充满童年的幻想和欢乐。可现在全部变成了钢筋水泥混合物，而且充满了浓厚的共党赃官气息，叫人憋闷作呕。
说起动物，我和父亲都很喜欢。我觉得动物比人单纯善良，我从来不轻易伤害动物，即使是一只蚂蚁。父亲一直喜欢养一些小动物，如鹌鹑、喜鹊、鹦鹉、狗等。我小的时候养过刺、麻雀，甚至是蛇，跟小学同学一起在水中抓到水蛇，放在衣兜里，铅笔盒里，或蟠在脖子上，回到家放养在大水缸内。与我感情最深的动物还是狗，最早的狗是一只灰狸狗，年龄比我还大，只是在我小学时就死了。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所以灰狸狗一直很瘦，可长长的绒毛让他显得很可爱，特别是他的尾巴，卷卷的，又一次新年，煮熟的汤圆掉在地上，又沾在灰狸狗的尾巴上，然后兴奋的等食的灰狸狗就不停的摇摆它的尾巴，而沾着汤圆的尾巴就象锤子一样敲打着菜厨，发出当当的响声，亲戚全家的哄笑。虽然灰狸狗个头不大，可打起架来从不软弱，即便遇到强敌也从不怯战，特别是大彬家的大花狗，老是欺负灰狸，只要灰狸路过他家门，就追着咬，而灰狸即便受伤流血也要一直拼杀，直到我和姐姐为它解围。每当碰到那只耳朵撕裂眼皮翻裂的大花狗，我都把它当作我与灰狸的共同敌人。灰狸确实是狗不嫌家贫，无论严寒酷暑都忠心耿耿的为我家看门护院，直到它十六岁的那年严冬，它的身体衰老病变，不停咳，不久就在寒风中死去了。父亲把它的尸体仍在了大汪里算是水葬了。
张建成是四年级的时侯插班的，他全家好像从四川辗转迁移来到临沂发电厂，他的父亲是转业军人，年龄很大了，张建成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我天生喜欢和陌生事物接触，所以与张建成就成了好朋友，当然玩耍的内容少不了打架，整日的学着武打连续剧[霍元甲]等片中的模样打制武器，或到电厂找寻废弃的象刀枪剑戟斧钺勾叉的机器零部件，那时好开心，整天除了上学就是玩。
童年最让我骄傲的几件事，一是我发明的一种滚玻璃球的游戏方式在当地流行开来，二是我忍无可忍，亲手拿菜刀砍了连大人都不敢惹的小恶霸─村支书的儿子李金光，三是我小学一至四年级，数学考试一直是99或100分，再就是，跟人学武术练散打时，即便对手比我高大，我也永远打不输。而最让我伤心的事，一是老师对国营电厂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厚此薄彼，褒贬不公，二是村支书李廷昆暴戾蛮横打了我父亲，三是摔四角纸帕的时候，因为我的棉袄不合身，纽扣老掉，衣角扇风，小朋友老指责我作弊。另外老被妈妈念叨的事，就是小学三年级时，我失手打碎了学校门窗玻璃，班主任老师强要按期修复，我在近处买不到玻璃，因为要强，我步行来回二十公里到城里买到了玻璃，妈妈怎么劝也劝不住。
我是公元1972年9月19日出生的，很小的时候，就考虑为什么中国人要说公元几几年呢，何不说西元几几年，这样可以更能显示出东方的地位吗，于是我写文章表述时间时总喜欢私自用西元，有时真怕别人看不懂。到了泰国后，发现很多华人这样用，原来还真有这种用法，为什么中国大陆人就不知道呢？是因为大陆太西化或太共产化了。
我是在山东省临沂县白庄公社大菜园村自家的土房内出生的，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我跟大多数人一样，是由接生婆在家里接生的。至于家乡名称当然早已变了，现在变成临沂市罗庄区盛庄办事处大菜园居委会，家乡已经变得没有儿时的一点模样了，以前是农村，现在不知算不算是城区，因为以前的村民都没有耕地了，现在多数人也没什么固定职业，我想村民现在的处境与英国圈地运动时的贫民很相似，不同的是中国圈地的是共党，英国的却是暴发户资本家。如今我家的土房依然存在，我可能太恋旧，心里很是喜欢这座旧得掉渣的老房子，没舍得翻盖重建她，可能现在已经很少有这种土打墙的草房了，都变成了清一色的钢筋水泥混合体，可父母一直念叨还是老房子冬暖夏凉，住得舒坦。遥想几多个年关的冬日，父老乡亲倚坐在土墙下，晒着暖暖的阳光，围着那自我痴迷的说书人，倾听那缭绕着无数乡音的说唱，动人的故事，传神的演义，还有那些悠然的老者，从他们花白的胡须里袅袅升腾的旱烟缕缕。
不论现在怎么样，我出生时，父母是非常高兴的，我家到我三代单传，虽然我还有仨姐，但人都这样说，中国人重男轻女也。我属性是鼠，出生日是农历八月十二，正秋忙，所以父母说我不会饿肚皮，因为老鼠在秋天不愁没吃的。想来我虽然没有非常饥饿过，却也有过苦日子。我有一个哥，他排行老大，因为他出生后，挂在大门上的红子被人偷走了，为了避邪，所以名字就叫拔红，然而在八岁时依然不幸溺水夭折了，父母就把多数希望寄予我身上，三个姐姐也尽力关心我。但是一直到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农村还是非常贫穷的，虽然父亲有文化，又当过村大队干部，但是他为人太耿直，所以我家里还是家徒四壁，连个钟表收音机都没有，有时候连煮地瓜干饭都吃不饱，地瓜干就是把地瓜削成片晒干，一般用来酿酒或喂猪用。在我的记忆里，小学放学后，家里总没有什么好吃的，在小锅屋里跟姐姐围着黑色大铁锅吃地瓜干很香，姐姐都是让着我多吃吃饱。后来，八四年后，在城里读初中要住校，虽然经常馒头加咸菜，却也没有感觉挨饿。
记得早先家里总是闹饥荒，因为母亲有病，不能在大队干活挣得工分，还要借钱看病，所以家境总没有好起来，多亏了亲戚的无私帮助，我的二姑就嫁到邻村，姑父作了多年书记，有钱，经常接济我家，大姑父是矿务局的卫生处长，经济上也不错，另外大姨舅舅也时常帮助，后来姐姐都成家了，更是体贴入微的帮助家用，想到亲人的帮助，心里很感激，没有他们的热心我成长的会更艰难。
我的父亲李廷左，61岁，母亲王家秀，60岁，大姐李焕芝，二姐李焕荣，三姐李焕美，我们姐弟四人年龄相隔两岁。为了顾家，三个姐姐都只读到初中而辍学打工养家和支持我读书，现在都已成家生子了。父母结合是经两家包办的，奶奶去世早，大姑像娘一样带大父亲，父亲惧怕爷爷，听命大姑，而母亲个性又强，导致夫妻关系恶性循环，一直吵吵闹闹到现在。父亲年轻时读书好乡里闻名，人称村里的秀才，直到现在，乡亲新年写对联还找他。但文革时，父亲热衷于当时狂乱的政治派系斗争，几次险些送命，当时临沂的派系主要是[八大]和[六大],[八大]就是八大革命组织联合的简称，父亲当时是[八大]的骨干，有一次，如果没有母亲及时发现并报信，父亲就被[六大]活埋了。参加斗争太多让父亲得罪了很多人，也耽误了他进步的很多机会，当文革过后，父亲发现以前的人生被误导了，一直到现在都很失落，改革之后，父亲的许多同学坐到局长处长，还有一些人投机钻营发了财，而父亲的性格以及他那一直都没有调整过来的心绪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母亲从我出生后经常身体不好，经常借债看病，母亲一直任劳任怨，苦苦拉扯我们四个孩子。
虽然家很穷，我也不认同父母齐家处世的能力，但我一直爱父母和他们身上的一些优点，比如，父母二人都很纯朴，临沂到徐州沛县一带的人地处中国人文地理和交通的中部交点，南有江浙的狡诈精明，北有齐鲁的豪爽武勇，历史上沛地曾出过刘邦、曹操、朱元璋，而这两年冲击中共影响最大的三人王炳章、杨健利和黄金秋竟都是临沂人。当然这些都是做大事的英雄豪杰，而在临沂，作为普通老百姓却也多数智勇好斗。父母从不因为蝇头小事与人纷争，在钱财上能吃亏不赚便宜，为人厚道礼貌，但面对邪恶势力与不公却从不怯懦忍让，坚持斗争到底，这些也深深影响姐姐和我。我的家庭内部从来没有因为钱财有过纠纷，一直是尽力相互扶持，我全家人对钱财都没有一般人那样看得很重，不会赚钱，太憨直，还经常被别人骗，所以也一直没能富有。跟其他庄户人家一样，有钱没钱最舍得花钱的事就是买化肥，因当时对农民来说最大的生计来源是地里的收成。
在思想上，地处郊区的农民生活在城乡接合部，很多时间处于两种生活状态的矛盾之中，思想比起城里人和偏远的农村人都要复杂得多。那时全中国人分为公家人和农民两个阶层，公家人泛指拿工资的人及其家属，生活有保障，地位高，而农民多数靠天吃饭，经济上要穷得多，虽然邓小平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农民的生产还是靠各家的劳动能力，作为集体组织的村委会真正的良性作用很小，只不过是维护统治的最底层帮凶，而农民上交国家的税款，大多数被用来支撑所谓的国营企事业和集体企事业，虽然这些事业多数都严重亏损，可以这样讲，一直到现在，所有工党的经济发展都是建立在农民的痛苦之上的，所有的表面繁荣都不能掩盖九亿农民的困苦现状，是农民在一支供养着所谓的公家人，就象奴隶一直供养着奴隶主，虽然现在奴隶主的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多工人已经从往日的疯狂岁月走到现实，也从文字上的统治阶级变成随时失业的阶层，但是农民却一直未能实现实质性的改观，除了那些特权阶层及其亲属关系。但是不论上层发生任何变化，农民的反映总是最迟钝，根历史上一样，除非危及他们的祖坟或后代，农民一般不会愤怒，有的也无非是敢怒不敢言，可这些却也不能否定那些一定范围内的酝酿,比方说在大学里的那些农民子弟们。
小时候的很多事情都不能忘怀，每当听到货郎拨浪鼓的声音，心里就兴奋，因在货郎的小推车里有很多迷人的东西，比如小哨、泥捏的公鸡、五彩的玻璃球等。而爬树也是一件刺激的活动，我家园中曾经有一棵大槐树，我和姐姐都能不借用任何工具光脚爬上去，像猴子一样，有一次我为了抓喜鹊，爬到树梢上，因为太高风又大，差点下不来，而且，就连四五层的高楼，即便还未曾建完，只有骨架，没有楼梯，大家也是争相攀爬取乐，还有游泳，不论是在沟渠还是大河大汪，都能看到我的踪影，最早不过五六岁，当然这些都要躲过父亲的双眼和姐姐的寻找。记得有一次，与小伙伴一起打开了多年未启用的地下防空洞，点着芦苇作火把，进洞冒险，因为地下很多水，走不快，进入洞内深处火把着完了，差点出不来。过年是我盼望又害怕的事，因为过年对小孩子来说，意味着穿新衣带新帽吃饺子放鞭炮，可每每临近年根，心里担心家里没钱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家里确实没钱了，妈妈在我的央求下买了一挂几十个头的小鞭炮，比筷子还细小，而每当过年，家家户户都竞争似的放大鞭炮，看谁家的更响，我一直觉得我家的鞭炮太小，受到别家的欺负，就向现实生活中一样。等到大年初一，一大早，爸爸都要带着我，有时会同近门的叔叔兄弟一起去别家拜年，经常会为自己的破旧衣服感到羞愧，即使穿一回新衣，又因为衣服太大不合身感到撇扭。过年的感觉很不好，除了全家一起包水饺，第一个开吃的总是我，最后才吃的总是妈妈或爸爸，记得粘粘的汤圆和香辣的蒜泥真是人间美味。
儿时的我，一直生活在那种文化虚假的党化愚民教育之中，所以多数时间与其他孩子一样，是浑浑噩噩的德智体美劳全面畸形成长，除了在家庭压力和好胜心的动力下读书本外，都特别喜爱玩耍，不停地想着法子变着花样玩耍，那是一生中虽有趣的回忆。而靡靡当中却也从生活的环境中接收着一个感觉—我们承受着很多不公。在整个郊农的生活环境里，不乏一些纯朴，却也从文革的浪涛中传下许多余波，人们喜欢勾心斗角，比个上下，乡情背后有着无形的隔阂，儿童也少了些许单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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