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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吉祥
【大纪元9月10日讯】自由时报记者洪素卿╱特稿
李幸育的哭求，哭出了十年爱侣生离死别的痛，也哭出了孙吉祥父亲老年丧子的苦。正因为那悲痛如此沉重，透过电视萤幕不断放送下，不但全民一掬同情之泪，也勾起国人对法律不通人情的质疑。
从李幸育的个案，我们看到官僚解释法律的傲慢、立法的怠惰；人工生殖法草案，从草拟迄今已逾十年，仍只是个草案。
即使在“人工协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因为行政执行法的施行而失效，我们看到的是，行政官僚仿佛神只般的权威，一言就足以断人生机。
这些天来，民众的质疑与抨击声浪，没有改变卫生署的心意，那为何行政院长的一通电话，便仿如当头棒喝，让行政官僚想起“人道精神”，记起取精不违法。
没有了“人工生殖法”，其实还有医师法、医疗法，这些医疗行为相关的根本大法，依然无形中绑住了医师执刀的双手，避免医师逾越法纪，避免让社会的道德伦理基柱因为新科技而动摇。
换句话说，要不要核准李幸育的取精生子，并非只是因为法律在空窗期，而是应该回归医疗的本质，思考人工生殖技术存在的意义。
这个个案不该只是通融，而是让卫署重新思考人工生殖科技该用更人道的心去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