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6日訊】﹝大紀元記者林鳳鳴綜合報導﹞中國總理溫家寶在2004年5月召開的全球扶貧大會上表示，用10年時間，盡快解決少數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國務院《中國的農村扶貧開發》白皮書也談到，在過去相當長時期裡，貧困一直困擾著中國。然而，近年來，一個怪異的現象是，一些「日進斗金」的經濟實力縣同時又是人均收入不足千元的貧困縣，其中原因是貧富差別距大。在最近新華網列舉的一個實例中提到的內蒙古准格爾旗就是戴著「貧困帽」的內蒙古富裕第一縣。
扶貧資金「扶富不扶貧」
准格爾旗隸屬鄂爾多斯市，人口27萬，因盛產煤炭而著名。去年，全旗ＧＤＰ達95.01億元，在全自治區101個旗縣區中名列第一；今年1月到5月，財政收入已完成9億多元，預計今年的ＧＤＰ可超180億元，財政收入將達到23億元。但是該旗去年用於扶貧的各類資金900萬元。
據內蒙古自治區扶貧辦介紹，准格爾旗是31各國家級貧困縣之一，到去年底，該旗還有3.8萬貧困人口，人均收入僅為1489元。這部分人基本生產生活條件很不穩定，農業牧業基礎很差。一位基層扶貧幹部說，富裕縣仍戴著貧困帽，享受著各種扶貧政策，但是扶貧資金、優惠政策「扶富不扶貧」。
人民網的一個故事說，地處鄂西北山區的鄖西縣，是個生存環境惡劣、「一方水土不能養活一方人」的貧困區。為解決現狀該區人民遷移到水、電、路較方便，生態環境較好的地方，國家某機關千里迢迢送巨額「扶貧款」三五年過去了，農戶確實從大山裡遷移出來，但農房大都是農民用自己建造起來的。2004年9月，在被調查的19戶「遷移」農民，有1戶獲得100元「扶貧款」，9戶獲得200元「扶貧款」，6戶沒得分文。
農民是「扶貧」真正的「道具」
景陽鄉吳家扁村二組祝和平、陳明珍夫婦，夫婦倆艱苦創業，遷移下山時用自己的錢建起了小樓房，鄉領導來到他們家，說是要給他們掛「光榮牌」。陳明珍說：「這是我們自己蓋的房子，和『遷移扶貧』有什麼關係？兒子說：「蓋自己的房子，怎麼掛別人的牌子？」
據楚天都市報報導，景陽鄉魚池村二組的尹德學兄弟為了蓋新房，兄弟倆在河南寶豐的小煤窯裡打工10年，用生命換來了10餘萬元錢，蓋起了新房，誰知5年之後，鄉領導竟然在他們的房上掛上了「遷移扶貧」的牌子，並許諾等上級領導驗收之後，鄉政府給他們兩萬元的「扶貧款」。鄉領導還強調，上級檢查的時候，一定要「揀好聽的說」，如果說錯了話，是要「負法律責任的」。哪知「檢查」團走了，他們去領「扶貧款」時，竟是一戶200元。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上了扶貧縣就吃扶貧款
一些地區抱著幹什麼吃什麼的目的一款多用。山西貧困縣柳林耗資2億打造豪華政府大樓；陝西省一貧困縣領導用數百萬扶貧款修辦公廳；湖南國家貧困縣原教育局長在任6年虧空1200多萬元，人民網有文章說，湖南貧困縣城出了個闊局長「清水衙門」水不清。其實，貧困縣的幹部都不「貧困」。
在興縣應該付給馬坊鎮村民１５萬多元賑扶貧資金，被鎮黨委書記「買了一輛車，」他說，「其餘的，用於鎮裡一些招待開支和其他開支。」辦公室裡，記者看到一堆堆厚厚的招待帳目，其中有２萬多元，竟全是花在歌廳和請小姐身上。
山西呂梁地區計劃委員會原主任閆志毅，為了自己退休留後路，利用職權親自虛擬一項關於紅棗開發的報告，從省計委申請了一筆３６萬元的以工代賑扶貧貸款之後，把這筆貸款打在自己公司的帳戶上。
對諸多「國貧縣」來說，保住「貧困帽」有許多利益和好出
拿內蒙古自治區舉例，除國家的扶貧資金2000萬元左右平均分配到每個「國貧縣」外，在教育、招商引資等各個領域，也都有明文的優惠政策；據准格爾旗扶貧辦介紹，戴著「國貧縣」的帽子，各垂直管理部門可直接向其上級主管部門爭取資金支持。
此外，每個「國貧縣」都有國家機關、大中型企業定點幫扶，以及發達地區對貧困地區的對口幫扶。這些幫扶單位不僅帶來了大量的資金，而且也帶來了貧困縣所急需的技術、人才和項目。北京市18個區縣對口幫扶內蒙古自治區18個貧困縣，每年可得到無償支援200萬元。
「國貧縣」還有許多看不見的優勢。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的一個旗幾年前去北京某單位談一項目，在所有細節都談妥後，對方發現該縣不是「國貧縣」，即刻終結了已談妥的項目。
扶貧款本應給農民脫貧帶來希望，卻被少數部門幹部挪用、揮霍，甚至中飽私囊，它直接侵害了農民群眾的利益，傷害了老百姓的心。有不少網友評論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太大了,應該讓有關部門好好看看,難道這就是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嗎???
可憐！貧富差距太大了。想一想我們的公僕每年吃掉的數億元，你不覺的公僕該槍斃嗎？？曾有一位領導痛批中國的形象工程時說過這樣一句話：城市建設的像歐洲,農村建設的像非洲。中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了，看到許多機關單位公款消費時,真是觸目驚心啊.。想到那些百萬、億萬富人，貧富差距實在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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