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8日訊】
時間：2005.12.29日
錄音整理：黃維才
王怡：
我們這個草堂讀書會，從2003年開始，已經舉辦過二十幾次活動了，也換了將近十來個地方。有兩次在草堂附近，草堂二字就是姑妄言之，由此而來。我們的讀書會就是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是一個言論的平臺。我們就是要在陽光下，去講我們的主張和觀點。今天我們在一個茶館裏面，因為這個時代雖然專制，畢竟茶館裏還沒有寫著「莫談國事」的條幅嘛，所以我們就是要在一切的公眾場合，在陽光下來談論我們的理想，來談論這個國家的政治和文化，來談一切我們願意談論並且有權利去談論的東西。所以我說這就是讀書會的性質，就是一個開放的，公共的，自由的言論平臺，誰都可以來，有些人不喜歡看到有這個讀書會，我最喜歡他們也來。今天是我們一個臨時的安排，我們請到了從北京回家的余杰先生，他是成都人，是獨立中文筆會的副會長。他先給大家作一個「文學與記憶」的主題發言，然後希望和大家有一個互動的對話進行討論。
余杰：
今天不是一個正式的報告會，我先會花四十分鐘的時間給大家闡述這個話題，然後和大家進行交流。我今天談的題目是「文學與記憶」，因為最近兩年以來，出版界出版了一些在我看來非常有價值的著作，當然我這裏指的文學是一個寬泛意義上的文學，和那種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從內容上和內涵上都擴大了，也包括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研究的我都把它們包括在這個範圍中去了。我不是指的那種純文學，不是指的那種只是小說、詩歌、散文那種文學。所以在當代的中國，特別是我們這樣一個新世紀的開端，我覺得中國的文學或是中國的知識份子應該承擔一個什麼樣的使命。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要捍衛我們的記憶。特別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我覺得中國歷史是一個被遮蔽，被扭曲的歷史，而且有非常多的空白。最近兩年以來，出現了一些相關的著作，從各個側面來糾正、來恢復、來重寫中國現當代的歷史。這些作品關注的歷史階段不一樣，他們的寫作方法不一樣，他們的文章的體裁也不一樣。但是，我用了捍衛記憶這樣一個提法，這樣的一個主題。
最近香港出了幾本書，我想給大家介紹一下，也把最近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和俄羅斯的知識份子他們的努力作一個對照和比較。最近幾年有這樣幾本書，對一九五七年的血腥反右運動作了一些表述。其中有兩本是曾經在大陸公開後又被禁止的書，一本是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一本是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章詒和的這本書當年和《中國農民調查》是兩本最受歡迎的著作。發行量超過了兩千萬冊，後來被中宣部宣佈禁止後，又繼續加印和發行。這兩本書去年以來對知識份子和普通民眾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去年章詒和女士也因為這本書被我們獨立中文筆會評為2004年度的自由寫作獎。而且章詒和女士也成為我們筆會的榮譽理事。另一本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我覺得這兩本書是一本往上，一本往下。章詒和這本書關注的是一些頂級的大牌右派，比如說她的父親章伯鈞，還有儲安平、羅隆基，史良等等。這些是一群浮在五十萬右派的最上面的最重要的右派。所以她這本書在大陸出版時經過了很多的刪節。後來在香港出了個全本。香港出的名字叫《最後的貴族》。這些頂級的右派在知識上，文化的層面上來說相當有貴族的色彩。
而跟這本書形成對應的是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夾邊溝紀事》中的主人公大部分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不知名的人，比如說一個小學教師，一個報社的編輯等。夾邊溝是一個地名，是在甘肅酒泉旁邊的一個勞改集中營。前段時間鳳凰衛視對楊顯惠作了個訪談。當時將近有三千的右派被集中在夾邊溝。在1959年到1961年的這三年中，這三年在官方的描述中說是「自然災害」，但我個人不這樣認為。我從來不用這個說法。因為最近新考證出來的是那三年非常風調雨順，沒有任何的重大的自然災害。那三年造成的大饑荒完全是中共政策性的錯誤造成的。所以在那最艱難的三年裏，在夾邊溝這樣的一個關押了三千人的集中營裏面，它的死亡率達到了80%。也就是說大概有兩千五百人左右被活活的餓死。《夾邊溝紀事》就是寫的這一段很特別的歷史。
我還注意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這些書都用的是小說的名義。還有一本它的姊妹篇叫《定西紀事》，正在上海文學上邊連載，也是用在小說的欄目。這就能讓我們看到這是一種在特殊的出版方面的禁忌和背景下的特有現象。這個現象和80年代是一脈相承的。大家都比較熟悉一位80年代的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先生。他在兩星期前去世了。他也是我們獨立作家筆會創會的會長。所以說80年代報告文學這種體裁跟劉賓雁的名字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他在80年代中期把報告文學這種特殊的文學體裁提到了一個頂峰。因為在西方國家裏，文學創作和新聞寫作是兩個井水不犯河水的兩個領域。是界線很分明的兩個領域，寫虛構文學的，寫小說的，你的作品是一個虛構性的作品。或者你是一個新聞記者，你是寫作新聞類的作品。這兩者之間絕對不可能有任何混淆的。它已經形成了嚴格的寫作方法的差異；嚴格的文章體裁的限制。如果說你一個小說標明你是真實報導，那這在西方是犯了一個大忌。但是在中國因為沒有起碼的、基本的新聞自由，所以即使是楊顯惠他在寫作1957年之後那幾年發生的事情，已經是將近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了，他仍然不能以作為報導、作為紀實的寫作來出現。他必須要以文學作品這樣的形式，以小說的形式來裝扮才能獲得出版的可能。這並不是說我們中國作家有意把這兩者作品混淆起來，而是因為我們是處在一個新聞出版不自由的情況下被迫的一種策略。當然這種策略也會給寫作者帶來很大的傷害。
這就聯繫到我要介紹的我們成都的另一位作家廖亦武先生。他在美國出版了他的《中國冤案錄》，這是他自《中國底層訪談錄》以後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我對比了他的兩本書，也可以看出廖亦武先生在新聞寫作，歷史記載方面所處的一個尷尬的境地。他也在對自己敍事者的身分作了一些調整。我們很多朋友肯定都看過他的《中國底層訪談錄》，在當中他的個人化的色彩非常強烈，他個人的文學才華的表露，個人的想像在裏面得到了很多的展示。他的一些篇章有很強的小說化的色彩。這當然給他作品增添了可讀性，和文學價值都得到了展現，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對他作品本身也造成一定的傷害。很多讀者會質疑他作品的真實性。所以他在兩三年後寫出來的《中國冤案錄》就很自覺地做了一些調整。當時《中國底層訪談錄》出來時《南方週末》出了一個整版來做報導，當時廖亦武先生和中國著名記者盧躍剛的一個對話。盧躍剛對廖亦武的作品也有過這樣的質疑，就是文學的想像和真實之間有沒有衝突，如何在這兩者之間保持一個平衡。我看廖亦武最近出的《冤案錄》就在這方面作了很大調整。他有意識地來壓制自己的主觀性，來壓制自己的文學想像，壓制自己的文學語言的喧染。他更加忠實於傳主本人的陳述。
我們回到夾邊溝紀事這本書來看，這書剛出來時我寫過一篇書評在香港的開放雜誌發表，我的題目是「中國的古拉格群島浮出水面」，因為經常對比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民族，半個世紀以來這兩個民族受到的共產主義的邪惡的傷害可以說超過了任何其他民族。我還注意到有這樣一個新聞，就是在美國的首都華盛頓，將會修建一個共產主義的受害者紀念碑。這個紀念碑會以1989年天安門前那個民主女神來復原，我知道美國國會通過就在國會旁邊一個選址來修建這樣一個紀念碑。當時我看到新聞的時候，我也有一些憂傷和遺憾的地方。我看到這個新聞報導修這個紀念碑要幾百萬美元，所以除了美國國會撥款以外還需要大量的捐款，在這幾個月的捐款活動中原來的東歐國家象波蘭，象捷克等在美國的移民都非常的積極，包括古巴在美國的難民和移民都對這樣的一個活動，對建這樣的一個紀念碑保持了很高的興趣和關注。但是在這個報導中說中國的移民在美國的數量超過以上任何一個國家，但捐款的數量卻是最少的。而在獨載政權體制下的死難者中國的數量之多卻是占國際上第一位的。已經超過了前蘇聯的死難者人數。所以當我看到這個新聞中幾個數位的反比例的情況，讓我心裏怎能不憂傷和難過？
中國人對苦難的淡忘造成了對苦難沒有辦法，苦難沒有轉化為新的觀念和認識的資源。所以我們今天很多人說到苦難仍然是一片空白。在這樣的背景下，新的苦難完全有可能繼續發生。所以我很看重象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和楊顯惠《夾邊溝紀事》這樣的作品。這些作家的努力是為了捍衛記憶。
另外還有兩本最近在香港出版的著作，他們的關注點又有所不同，一本是王友琴女士的《文革受難者》，一本是丁子霖女士的《尋找六四受難者》，這兩本書只能在香港出版本身就很具有嘲諷的，又是讓人很難過的。王友琴算是我北大的學長，現在美國芝加哥當教師，我去年在美國曾跟她見過面。她持續二十多年一直在收集文革中死難者的資料，所以在今年她出版了這樣厚厚的一本書。在這本書中她收集了有六百五十九個在文革中死難者的資料。當然其中有些人的資料是很祥細的，比如老舍這樣的名人，象劉少奇這樣的中共的高層領導人。但是也有很多不知名的人物，他的簡歷裏面也許只有很短的幾行字，就是死者叫什麼名字，死於什麼時候和什麼樣的的事件之中。好多連出生年月也不祥。所以我去年在芝加哥一個大學裏作講演時對她的這種精神和作法表示了敬意。對一個在西方社會已經有了很高知名度的學者，她如果選擇一個另外的課題，她也許能夠更容易地做出來成績。而她偏偏選擇了這樣的課題，一個學者長期地關注一段最黑暗的歷史，最黑暗的那一頁，她自己的心靈也是不斷會受到傷害的，如果她不是有一個堅實的信仰，一個堅強的意志，是堅持不下來的。大家可能會知道原來一直關注南京大屠殺的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在去年自殺身亡。因為她在研究中自己長期浸淫在這種歷史黑暗當中，看到邪惡和人性的殘暴，心靈是很受傷害的。當有一天她受到的這種傷害超過了她的承受能力，她的生命就陷入了一種虛無和絕望，所以她只有結束自己的生命。她做的這種事情是可以和王友琴做的事歸入一個類型來探討的。而丁子霖女士作的是尋找六四死難者的工作，從文革受難者和六四受難者，他們的死亡方式各不一樣，但這種受難的性質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以上的幾本書就是我這幾年來關注到的，我覺得它們最重要的是對中國現當代的歷史進行了一種復原和填補，糾正。這是當前中國的作家和文學工作者能夠貢獻出來的最高成果。我在這裏當然要向這些作家和學者表達我的敬意。但是另一方面我們把這些成果來和俄羅斯相比，簡直就是九牛一毫，是泰山和鴻毛的關係。而這種比較的關係王友琴是知道的，她最近寫了一篇文章準備在香港的開放雜誌發表，談到今年三月份俄羅斯出版了兩張光碟，這兩張光碟裏面收集了有130多萬在史達林恐怖時代的受難者的名單。我們來對比王友琴收集的659個還有丁子霖女士收集的幾十位和130多萬這兩個數字做比較。王友琴談到了她向俄羅斯這個私人的組織訂購光碟，對方的答復是可以不收錢贈送給她們，但因為機構的經費有限，不能通過快件來投遞，只有用普通方法郵寄，結果走了幾個月才收到。收到後她把它放在電腦裏面打開看見首頁上寫著一行數位：1345796。她看過之後才知道這個數字就是這個光碟裏面所有受難者的數字。
在這兩張光碟裏面有一個個受難者的名字，照片。而且是一個個地陳列出來的，所以它會精確到每一個人。而我們曾聽到過的好多數字是精確到萬。人的生命是一個一個的個體，而不是用萬來計算的。在這浩大的死難者中有四萬四千五百人是史達林和政治局委員直接批示執行的。在三百八十三份的打字名單上，留下了史達林手寫的簽名，上面用紅色的鉛筆很潦草地寫著「照辦」這兩個字和他本人的簽名。在這裏史達林把自己當成了閻王爺，可以隨心所欲地批點要殺的人員名單。而且到史達林那兒去批的都是一些較有名的人。比如說馬雅科夫斯基，當時他的遺孀也受牽連被抓起來了，克格勃把要槍殺她的名單送到史達林那裏去，史達林說了一句我們暫時不去碰她。所以在史達林那裏一個人到底有沒有犯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掌握了這些人生死大權。如果是沒有名氣的人直接在克格勃那裏就決定了。從雅哥德到貝利亞，他們直接就可以決定槍殺這些人的名單。
而這兩張光碟經過了那麼浩大的工程卻是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開始做成的。這位叫狄馬的年輕人生於1964年，從現在來看今年才四十一歲，他在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看到了索爾任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然後他對史達林時代的黑暗引起了關注。但他生長的時代是蘇聯的八十年代，新史達林主義又在開始回潮，所以他要做這件事也很困難。他的父母輩不願意給他談這一段歷史，但他自從看了「古拉格群島」以後就立志要學習歷史。後來他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到歷史檔案館，後來又被徵兵到了部隊。在軍隊裏邊他所收集的這些資料被同室的室友發現了，就告發他，結果他的這些資料被沒收，他也受到很多的批判。軍隊復原以後他到了法院當一個普通的工作人員，這時他又開始了他的收集。他自己設計了一種簡單的表格，上面有關於一個人的詳盡情況的登記欄目，包括民族，背景，最後的工作地點和被捕前的身份等，被逮捕和被迫害的事實和平反狀況。在以後的時間裏他整理出了超過十萬份這樣的表格。後來他的這個工作被上司發現，法院就把他開除了。他為了生活當起了計程車司機，但還是沒有中斷這個工作的進行，一直堅持做這種資料的收集工作。慢慢地在他身邊聚集起了一批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形成了小小的團隊。自從戈巴契夫上臺以後，對這種問題有了鬆動，使他們的工作能迅速地向前發展，所以到2000年時他們已經整理出有60萬人。而到了今年，這個數字就翻了一番。
在當年蘇聯所發生的這些恐怖的事件，和中國有巨大的相似性。如果說在德國納粹時代希特勒所做的是一種滅絕種族的暴行，主要針對的是猶太人。如果說在當年存在著種族歧視的美國和南非等國家，是對有色人種的一種迫害和殺戮，它也是一種以種族隔離的理論為根基的。那麼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和在中國，發生的這一切，卻是一種以階級對立來劃分的，你只要是屬於地、富、反、壞、右這樣一個群體，就被掛上了一個標籤，成了所謂的一個邪惡階級的成員。那這個政權就有權力來剝奪你的生命和你家人的生命。而俄羅斯人對過去的苦難作了這樣一種工作。這樣一個六四年出生的青年人，因為他受索爾仁尼琴的影響，他的世界觀，他的價值觀，他的寫作的意義是捍衛他們民族的記憶。他成為了他們捍衛記憶的一個典範。他的工作從來沒有從政府那裏獲得過一分錢的支持，而且參加這個團隊的全是自願者，都沒有很富裕的人，都是很普通的工薪階層。他們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擔任很多職業，只有在業餘的時間裏從事這些資料的收集，訪談，整理等較繁重的各種工作。
後來看過光碟之後王友琴女士很感慨地說：讀這些生活在史達林時代的故事，對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人有雙重的痛苦，因為俄國人的悲劇遭遇也和中國發生的很多事情是極其類似的，包括遭迫害的性質、手段都有很多相似之處，甚至一些細節更具有驚人的相似性。這些在史達林時代發生的事情在毛澤東時代都發生過，中國也有過國家領導人簽名大批量地逮捕和關押高級幹部的命令；有為紅衛兵打死老百姓歡呼叫好的中央文件；有過關于如何建立牛棚的最高指示；最重要的是中國也有過的千千萬萬的恐怖的受難者，人數絕對不會少於前蘇聯。但是在今天兩個國家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這種不同就是俄羅斯人已經把130多萬受難者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寫下來了，他們沒有覺得這個名單太長太大，他們也沒有自我懷疑其他的人會對此不感興趣。相反他們不斷努力，不但為死難者平反，而且記載下他們的名字和遭遇，他們堅持要還給死者一個人格的尊嚴和公道。實際上也就是為生者的存在做肯定。他們所完成的是他們個人的努力成果，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俄羅斯民族由陀斯妥耶夫斯基開創的偉大的人道主義傳統。
但是這樣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傳統在我們中國依然缺席。這裏舉兩個例子，在五年以前，有一們非常時髦的作家余秋雨先生，我對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進行批判。先後寫了兩篇文章，一篇叫「余秋雨你為什麼還不懺悔」，一篇叫「我們有罪我們懺悔」，但是這些批評發表之後，當時雖然引起了很多媒體的關注，但他們是把這當成兩個文人相輕的事件來報導的。媒體的角色好象是站在馬路邊上看兩個打架的人，興災樂禍的，喜出望外地看著。當時只有象「南方週末」和「人物週刊」對探討懺悔這樣的話題進行了一些較深入的討論。但後來這場討論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結果。這場討論以後能夠站出來對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進行懺悔的文章，也只有寥寥無幾的幾篇。其中有一個學生他親手打過自己的老師，他就把這段經歷寫出來了。相反那些著名的人物，那些在文革中十分活躍的人，現在又佔據了很多重要位置的人物，他們本應該更深地懺悔的，但他們拒絕用任何方式來對自己過去的行為進行反思和懺悔。比如當年自稱是紅衛兵這個詞的發明者的張承志先生，他至今仍然堅持說自己沒有任何值得懺悔的地方。還有文革以後當年的知識份子每個人似乎都變成了受難者，每一個人都以一個受迫害的人的形象重新踏上紅地毯。象王蒙、張賢亮、叢維熙這些知名人士、作家等。他們絲毫沒有去反思，這個政權發展到這一步，他們的在這個歷史階段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是不是推動了歷史的墮落。所以這場討論沒有什麼結果，相反讓一些人用一個堅硬的外殼把自己包裹起來。象一個蝸牛一樣縮在自己這個殼裏。這是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是前幾個星期我跟一位學者陳小雅舉行了一場辯論。陳女士是八九以來的一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專門研究過89民運史，而且一直以來是受到官方迫害，被官方所開除。這樣的一位知識份子，讓我很迷惑和痛苦的是她居然寫了這樣一篇文章，談論當代中國人應當怎麼來看待毛澤東。她的文章中有一個論點是我們也不能全面地否定毛澤東，如果全面否定毛澤東又要陷入到毛澤東的思維裏邊去，我們應該在未來民主的中國讓對毛澤東的信仰成為民間信仰中的一種。應該讓毛澤東成為她文章中出現的一個叫「小神」的角色。對這樣一個很荒謬的觀點，我寫了一篇文章進行批評，我說到我前段時間到俄羅斯去訪問的時候沒有看到一個史達林的象。我見到俄羅斯的知識份子，還有街邊擺攤的老大媽們，我問他們對史達林怎麼看，無一例外地他們對史達林的看法都認為他是一個暴君，是一個劊子手。他們對史達林不會有任何的崇拜和熱愛。所以我在俄羅斯的土地上我沒有看見過一張史達林的像，當然在一些地方也還有列寧的像。
比俄羅斯做得更好的是德國，如果說有人要在他們的所有民間信仰中要把希特勒保留下來做為一個小神，我想是沒有人會同意的，而且這也觸犯了他們的憲法規定。但是在我們中國，即使是在一些有名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中間，居然還有如此荒唐的想法。這所以會這樣，我覺得我們的作家和學者在捍衛記憶上，在發掘每一個受難者的命運上還做得非常不夠。所以我也期盼著從現在開始，或者在將來的某一天，在我們中國會出現一個象俄羅斯的狄馬這樣的青年人，在他的周圍出現一個默默奉獻的自願者的團隊，來做這種捍衛記憶，恢復歷史真相的工作。然後通過數十年如一日的艱苦的，艱辛的努力，我們中國人也能夠做出兩張這樣的光碟來。當然在這兩張光碟中我們死難者的數量我認為會大大超出俄羅斯那兩張光碟的。我不能評估這兩張光碟上的數位，但我相信這兩張光碟會被生活在現實中的千千萬萬的年輕人在電腦上使用。他們會坐在他們的電腦前來閱讀這兩張光碟。閱讀這兩張光碟來說我覺得顯然比他們沉浸在各種各樣的電子遊戲或者是超女的投票當中有意義得多。
我今天先講到這裏，謝謝大家！（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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