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8日讯】
时间：2005.12.29日
录音整理：黄维才
王怡：
我们这个草堂读书会，从2003年开始，已经举办过二十几次活动了，也换了将近十来个地方。有两次在草堂附近，草堂二字就是姑妄言之，由此而来。我们的读书会就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是一个言论的平台。我们就是要在阳光下，去讲我们的主张和观点。今天我们在一个茶馆里面，因为这个时代虽然专制，毕竟茶馆里还没有写着“莫谈国事”的条幅嘛，所以我们就是要在一切的公众场合，在阳光下来谈论我们的理想，来谈论这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来谈一切我们愿意谈论并且有权利去谈论的东西。所以我说这就是读书会的性质，就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的，自由的言论平台，谁都可以来，有些人不喜欢看到有这个读书会，我最喜欢他们也来。今天是我们一个临时的安排，我们请到了从北京回家的余杰先生，他是成都人，是独立中文笔会的副会长。他先给大家作一个“文学与记忆”的主题发言，然后希望和大家有一个互动的对话进行讨论。
余杰：
今天不是一个正式的报告会，我先会花四十分钟的时间给大家阐述这个话题，然后和大家进行交流。我今天谈的题目是“文学与记忆”，因为最近两年以来，出版界出版了一些在我看来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当然我这里指的文学是一个宽泛意义上的文学，和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从内容上和内涵上都扩大了，也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的我都把它们包括在这个范围中去了。我不是指的那种纯文学，不是指的那种只是小说、诗歌、散文那种文学。所以在当代的中国，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新世纪的开端，我觉得中国的文学或是中国的知识份子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使命。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捍卫我们的记忆。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觉得中国历史是一个被遮蔽，被扭曲的历史，而且有非常多的空白。最近两年以来，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著作，从各个侧面来纠正、来恢复、来重写中国现当代的历史。这些作品关注的历史阶段不一样，他们的写作方法不一样，他们的文章的体裁也不一样。但是，我用了捍卫记忆这样一个提法，这样的一个主题。
最近香港出了几本书，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也把最近以来中国的知识份子和俄罗斯的知识份子他们的努力作一个对照和比较。最近几年有这样几本书，对一九五七年的血腥反右运动作了一些表述。其中有两本是曾经在大陆公开后又被禁止的书，一本是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一本是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章诒和的这本书当年和《中国农民调查》是两本最受欢迎的著作。发行量超过了两千万册，后来被中宣部宣布禁止后，又继续加印和发行。这两本书去年以来对知识份子和普通民众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去年章诒和女士也因为这本书被我们独立中文笔会评为2004年度的自由写作奖。而且章诒和女士也成为我们笔会的荣誉理事。另一本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我觉得这两本书是一本往上，一本往下。章诒和这本书关注的是一些顶级的大牌右派，比如说她的父亲章伯钧，还有储安平、罗隆基，史良等等。这些是一群浮在五十万右派的最上面的最重要的右派。所以她这本书在大陆出版时经过了很多的删节。后来在香港出了个全本。香港出的名字叫《最后的贵族》。这些顶级的右派在知识上，文化的层面上来说相当有贵族的色彩。
而跟这本书形成对应的是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夹边沟纪事》中的主人公大部分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不知名的人，比如说一个小学教师，一个报社的编辑等。夹边沟是一个地名，是在甘肃酒泉旁边的一个劳改集中营。前段时间凤凰卫视对杨显惠作了个访谈。当时将近有三千的右派被集中在夹边沟。在1959年到1961年的这三年中，这三年在官方的描述中说是“自然灾害”，但我个人不这样认为。我从来不用这个说法。因为最近新考证出来的是那三年非常风调雨顺，没有任何的重大的自然灾害。那三年造成的大饥荒完全是中共政策性的错误造成的。所以在那最艰难的三年里，在夹边沟这样的一个关押了三千人的集中营里面，它的死亡率达到了80%。也就是说大概有两千五百人左右被活活的饿死。《夹边沟纪事》就是写的这一段很特别的历史。
我还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这些书都用的是小说的名义。还有一本它的姊妹篇叫《定西纪事》，正在上海文学上边连载，也是用在小说的栏目。这就能让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在特殊的出版方面的禁忌和背景下的特有现象。这个现象和80年代是一脉相承的。大家都比较熟悉一位8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先生。他在两星期前去世了。他也是我们独立作家笔会创会的会长。所以说80年代报告文学这种体裁跟刘宾雁的名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80年代中期把报告文学这种特殊的文学体裁提到了一个顶峰。因为在西方国家里，文学创作和新闻写作是两个井水不犯河水的两个领域。是界线很分明的两个领域，写虚构文学的，写小说的，你的作品是一个虚构性的作品。或者你是一个新闻记者，你是写作新闻类的作品。这两者之间绝对不可能有任何混淆的。它已经形成了严格的写作方法的差异；严格的文章体裁的限制。如果说你一个小说标明你是真实报导，那这在西方是犯了一个大忌。但是在中国因为没有起码的、基本的新闻自由，所以即使是杨显惠他在写作1957年之后那几年发生的事情，已经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他仍然不能以作为报导、作为纪实的写作来出现。他必须要以文学作品这样的形式，以小说的形式来装扮才能获得出版的可能。这并不是说我们中国作家有意把这两者作品混淆起来，而是因为我们是处在一个新闻出版不自由的情况下被迫的一种策略。当然这种策略也会给写作者带来很大的伤害。
这就联系到我要介绍的我们成都的另一位作家廖亦武先生。他在美国出版了他的《中国冤案录》，这是他自《中国底层访谈录》以后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我对比了他的两本书，也可以看出廖亦武先生在新闻写作，历史记载方面所处的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也在对自己叙事者的身份作了一些调整。我们很多朋友肯定都看过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在当中他的个人化的色彩非常强烈，他个人的文学才华的表露，个人的想像在里面得到了很多的展示。他的一些篇章有很强的小说化的色彩。这当然给他作品增添了可读性，和文学价值都得到了展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他作品本身也造成一定的伤害。很多读者会质疑他作品的真实性。所以他在两三年后写出来的《中国冤案录》就很自觉地做了一些调整。当时《中国底层访谈录》出来时《南方周末》出了一个整版来做报导，当时廖亦武先生和中国著名记者卢跃刚的一个对话。卢跃刚对廖亦武的作品也有过这样的质疑，就是文学的想像和真实之间有没有冲突，如何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一个平衡。我看廖亦武最近出的《冤案录》就在这方面作了很大调整。他有意识地来压制自己的主观性，来压制自己的文学想像，压制自己的文学语言的喧染。他更加忠实于传主本人的陈述。
我们回到夹边沟纪事这本书来看，这书刚出来时我写过一篇书评在香港的开放杂志发表，我的题目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因为经常对比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民族，半个世纪以来这两个民族受到的共产主义的邪恶的伤害可以说超过了任何其他民族。我还注意到有这样一个新闻，就是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将会修建一个共产主义的受害者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会以1989年天安门前那个民主女神来复原，我知道美国国会通过就在国会旁边一个选址来修建这样一个纪念碑。当时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也有一些忧伤和遗憾的地方。我看到这个新闻报导修这个纪念碑要几百万美元，所以除了美国国会拨款以外还需要大量的捐款，在这几个月的捐款活动中原来的东欧国家象波兰，象捷克等在美国的移民都非常的积极，包括古巴在美国的难民和移民都对这样的一个活动，对建这样的一个纪念碑保持了很高的兴趣和关注。但是在这个报导中说中国的移民在美国的数量超过以上任何一个国家，但捐款的数量却是最少的。而在独载政权体制下的死难者中国的数量之多却是占国际上第一位的。已经超过了前苏联的死难者人数。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新闻中几个数位的反比例的情况，让我心里怎能不忧伤和难过？
中国人对苦难的淡忘造成了对苦难没有办法，苦难没有转化为新的观念和认识的资源。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说到苦难仍然是一片空白。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的苦难完全有可能继续发生。所以我很看重象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和杨显惠《夹边沟纪事》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家的努力是为了捍卫记忆。
另外还有两本最近在香港出版的著作，他们的关注点又有所不同，一本是王友琴女士的《文革受难者》，一本是丁子霖女士的《寻找六四受难者》，这两本书只能在香港出版本身就很具有嘲讽的，又是让人很难过的。王友琴算是我北大的学长，现在美国芝加哥当教师，我去年在美国曾跟她见过面。她持续二十多年一直在收集文革中死难者的资料，所以在今年她出版了这样厚厚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中她收集了有六百五十九个在文革中死难者的资料。当然其中有些人的资料是很祥细的，比如老舍这样的名人，象刘少奇这样的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但是也有很多不知名的人物，他的简历里面也许只有很短的几行字，就是死者叫什么名字，死于什么时候和什么样的的事件之中。好多连出生年月也不祥。所以我去年在芝加哥一个大学里作讲演时对她的这种精神和作法表示了敬意。对一个在西方社会已经有了很高知名度的学者，她如果选择一个另外的课题，她也许能够更容易地做出来成绩。而她偏偏选择了这样的课题，一个学者长期地关注一段最黑暗的历史，最黑暗的那一页，她自己的心灵也是不断会受到伤害的，如果她不是有一个坚实的信仰，一个坚强的意志，是坚持不下来的。大家可能会知道原来一直关注南京大屠杀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去年自杀身亡。因为她在研究中自己长期浸淫在这种历史黑暗当中，看到邪恶和人性的残暴，心灵是很受伤害的。当有一天她受到的这种伤害超过了她的承受能力，她的生命就陷入了一种虚无和绝望，所以她只有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做的这种事情是可以和王友琴做的事归入一个类型来探讨的。而丁子霖女士作的是寻找六四死难者的工作，从文革受难者和六四受难者，他们的死亡方式各不一样，但这种受难的性质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以上的几本书就是我这几年来关注到的，我觉得它们最重要的是对中国现当代的历史进行了一种复原和填补，纠正。这是当前中国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能够贡献出来的最高成果。我在这里当然要向这些作家和学者表达我的敬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把这些成果来和俄罗斯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毫，是泰山和鸿毛的关系。而这种比较的关系王友琴是知道的，她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准备在香港的开放杂志发表，谈到今年三月份俄罗斯出版了两张光碟，这两张光碟里面收集了有130多万在史达林恐怖时代的受难者的名单。我们来对比王友琴收集的659个还有丁子霖女士收集的几十位和130多万这两个数字做比较。王友琴谈到了她向俄罗斯这个私人的组织订购光碟，对方的答复是可以不收钱赠送给她们，但因为机构的经费有限，不能通过快件来投递，只有用普通方法邮寄，结果走了几个月才收到。收到后她把它放在电脑里面打开看见首页上写着一行数位：1345796。她看过之后才知道这个数字就是这个光碟里面所有受难者的数字。
在这两张光碟里面有一个个受难者的名字，照片。而且是一个个地陈列出来的，所以它会精确到每一个人。而我们曾听到过的好多数字是精确到万。人的生命是一个一个的个体，而不是用万来计算的。在这浩大的死难者中有四万四千五百人是史达林和政治局委员直接批示执行的。在三百八十三份的打字名单上，留下了史达林手写的签名，上面用红色的铅笔很潦草地写着“照办”这两个字和他本人的签名。在这里史达林把自己当成了阎王爷，可以随心所欲地批点要杀的人员名单。而且到史达林那儿去批的都是一些较有名的人。比如说马雅科夫斯基，当时他的遗孀也受牵连被抓起来了，克格勃把要枪杀她的名单送到史达林那里去，史达林说了一句我们暂时不去碰她。所以在史达林那里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犯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掌握了这些人生死大权。如果是没有名气的人直接在克格勃那里就决定了。从雅哥德到贝利亚，他们直接就可以决定枪杀这些人的名单。
而这两张光碟经过了那么浩大的工程却是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开始做成的。这位叫狄马的年轻人生于1964年，从现在来看今年才四十一岁，他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看到了索尔任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然后他对史达林时代的黑暗引起了关注。但他生长的时代是苏联的八十年代，新史达林主义又在开始回潮，所以他要做这件事也很困难。他的父母辈不愿意给他谈这一段历史，但他自从看了“古拉格群岛”以后就立志要学习历史。后来他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历史档案馆，后来又被征兵到了部队。在军队里边他所收集的这些资料被同室的室友发现了，就告发他，结果他的这些资料被没收，他也受到很多的批判。军队复原以后他到了法院当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这时他又开始了他的收集。他自己设计了一种简单的表格，上面有关于一个人的详尽情况的登记栏目，包括民族，背景，最后的工作地点和被捕前的身份等，被逮捕和被迫害的事实和平反状况。在以后的时间里他整理出了超过十万份这样的表格。后来他的这个工作被上司发现，法院就把他开除了。他为了生活当起了计程车司机，但还是没有中断这个工作的进行，一直坚持做这种资料的收集工作。慢慢地在他身边聚集起了一批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形成了小小的团队。自从戈巴契夫上台以后，对这种问题有了松动，使他们的工作能迅速地向前发展，所以到2000年时他们已经整理出有60万人。而到了今年，这个数字就翻了一番。
在当年苏联所发生的这些恐怖的事件，和中国有巨大的相似性。如果说在德国纳粹时代希特勒所做的是一种灭绝种族的暴行，主要针对的是犹太人。如果说在当年存在着种族歧视的美国和南非等国家，是对有色人种的一种迫害和杀戮，它也是一种以种族隔离的理论为根基的。那么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和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切，却是一种以阶级对立来划分的，你只要是属于地、富、反、坏、右这样一个群体，就被挂上了一个标签，成了所谓的一个邪恶阶级的成员。那这个政权就有权力来剥夺你的生命和你家人的生命。而俄罗斯人对过去的苦难作了这样一种工作。这样一个六四年出生的青年人，因为他受索尔仁尼琴的影响，他的世界观，他的价值观，他的写作的意义是捍卫他们民族的记忆。他成为了他们捍卫记忆的一个典范。他的工作从来没有从政府那里获得过一分钱的支持，而且参加这个团队的全是自愿者，都没有很富裕的人，都是很普通的工薪阶层。他们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担任很多职业，只有在业余的时间里从事这些资料的收集，访谈，整理等较繁重的各种工作。
后来看过光碟之后王友琴女士很感慨地说：读这些生活在史达林时代的故事，对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有双重的痛苦，因为俄国人的悲剧遭遇也和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是极其类似的，包括遭迫害的性质、手段都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一些细节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些在史达林时代发生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都发生过，中国也有过国家领导人签名大批量地逮捕和关押高级干部的命令；有为红卫兵打死老百姓欢呼叫好的中央文件；有过关于如何建立牛棚的最高指示；最重要的是中国也有过的千千万万的恐怖的受难者，人数绝对不会少于前苏联。但是在今天两个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俄罗斯人已经把130多万受难者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写下来了，他们没有觉得这个名单太长太大，他们也没有自我怀疑其他的人会对此不感兴趣。相反他们不断努力，不但为死难者平反，而且记载下他们的名字和遭遇，他们坚持要还给死者一个人格的尊严和公道。实际上也就是为生者的存在做肯定。他们所完成的是他们个人的努力成果，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俄罗斯民族由陀斯妥耶夫斯基开创的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
但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在我们中国依然缺席。这里举两个例子，在五年以前，有一们非常时髦的作家余秋雨先生，我对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进行批判。先后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余秋雨你为什么还不忏悔”，一篇叫“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但是这些批评发表之后，当时虽然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但他们是把这当成两个文人相轻的事件来报导的。媒体的角色好象是站在马路边上看两个打架的人，兴灾乐祸的，喜出望外地看着。当时只有象“南方周末”和“人物周刊”对探讨忏悔这样的话题进行了一些较深入的讨论。但后来这场讨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这场讨论以后能够站出来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进行忏悔的文章，也只有寥寥无几的几篇。其中有一个学生他亲手打过自己的老师，他就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了。相反那些著名的人物，那些在文革中十分活跃的人，现在又占据了很多重要位置的人物，他们本应该更深地忏悔的，但他们拒绝用任何方式来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进行反思和忏悔。比如当年自称是红卫兵这个词的发明者的张承志先生，他至今仍然坚持说自己没有任何值得忏悔的地方。还有文革以后当年的知识份子每个人似乎都变成了受难者，每一个人都以一个受迫害的人的形象重新踏上红地毯。象王蒙、张贤亮、丛维熙这些知名人士、作家等。他们丝毫没有去反思，这个政权发展到这一步，他们的在这个历史阶段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推动了历史的堕落。所以这场讨论没有什么结果，相反让一些人用一个坚硬的外壳把自己包裹起来。象一个蜗牛一样缩在自己这个壳里。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前几个星期我跟一位学者陈小雅举行了一场辩论。陈女士是八九以来的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专门研究过89民运史，而且一直以来是受到官方迫害，被官方所开除。这样的一位知识份子，让我很迷惑和痛苦的是她居然写了这样一篇文章，谈论当代中国人应当怎么来看待毛泽东。她的文章中有一个论点是我们也不能全面地否定毛泽东，如果全面否定毛泽东又要陷入到毛泽东的思维里边去，我们应该在未来民主的中国让对毛泽东的信仰成为民间信仰中的一种。应该让毛泽东成为她文章中出现的一个叫“小神”的角色。对这样一个很荒谬的观点，我写了一篇文章进行批评，我说到我前段时间到俄罗斯去访问的时候没有看到一个史达林的象。我见到俄罗斯的知识份子，还有街边摆摊的老大妈们，我问他们对史达林怎么看，无一例外地他们对史达林的看法都认为他是一个暴君，是一个刽子手。他们对史达林不会有任何的崇拜和热爱。所以我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我没有看见过一张史达林的像，当然在一些地方也还有列宁的像。
比俄罗斯做得更好的是德国，如果说有人要在他们的所有民间信仰中要把希特勒保留下来做为一个小神，我想是没有人会同意的，而且这也触犯了他们的宪法规定。但是在我们中国，即使是在一些有名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中间，居然还有如此荒唐的想法。这所以会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作家和学者在捍卫记忆上，在发掘每一个受难者的命运上还做得非常不够。所以我也期盼着从现在开始，或者在将来的某一天，在我们中国会出现一个象俄罗斯的狄马这样的青年人，在他的周围出现一个默默奉献的自愿者的团队，来做这种捍卫记忆，恢复历史真相的工作。然后通过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苦的，艰辛的努力，我们中国人也能够做出两张这样的光碟来。当然在这两张光碟中我们死难者的数量我认为会大大超出俄罗斯那两张光碟的。我不能评估这两张光碟上的数位，但我相信这两张光碟会被生活在现实中的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在电脑上使用。他们会坐在他们的电脑前来阅读这两张光碟。阅读这两张光碟来说我觉得显然比他们沉浸在各种各样的电子游戏或者是超女的投票当中有意义得多。
我今天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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