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日訊】朱虞夫先生是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秘書長，是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1999年6月 19日，朱虞夫被杭州市公安局抓捕，11月2日被杭州市中級法院判刑七年，在浙江省第六監獄過了七年囚徒生活，並受盡了酷刑折磨。在朱虞夫出獄前，我們曾聽說他的精神狀態不太好，為此很擔心。朱先生出獄後的第二天，我到他家去看他，見他仍像以前那樣談笑風生，正如蘇東坡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所描繪的周瑜一樣：「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此情此景，使我回想起七年前的第一次見面。
1999年新年過後，北京江棋生先生從江蘇常熟老家南下到上海、杭州、深圳等地看望朋友。正月初十傍晚，我還在浙江臨安鄉下父母家中，江棋生打傳呼給我，說他已到了杭州。第二天一早，我立即從鄉下趕回。當時正值中國民主黨組黨期間，當局先後抓了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等人，各地民運人士也受嚴厲監控，全國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氣氛中。江棋生在上海遇到特務跟蹤，後來他巧妙甩掉特務，抽身直接南下。我和江棋生是初次見面，但一見如故。中午兩人喝了點小酒，邊吃邊談，談了大約兩個多小時。吃過午飯後，我們準備去看王東海，但王東海是浙江知名民運人士，當局對他家的監視十分嚴密。於是我們先和王東海的妹妹王憶素聯繫，叫王東海到她家見面。王憶素住在杭州市上城區灰團巷，那個地方正在拆遷，四周都拆完了，唯有王憶素住的那幢房子沒有拆，這給我們帶來了安全感。我們打的到姚園寺巷下車，然後七拐八彎地走到王憶素家。王憶素打電話給王東海，說家裡有事，請他來幫忙。半小時後王東海來了。我們一起吃飯聊天，聊到晚上8點多，主要是談民運和組黨的事。江棋生提出想見見浙江民運界的朋友，王東海表示可以，明天介紹幾個人一起聚聚。因為當時杭州控制很嚴，一時難找到合適的地方。我提出去我的老家臨安。在臨安縣城我有個朋友在辦廠，房子很大，那裡是城郊結合部，相對較偏，杭州到臨安54公里，一個多小時就可到。江棋生和王東海都很贊成，於是就定下來，第二天我先把江棋生送到我的朋友家，王東海和他叫來的朋友直接坐公共汽車到小山弄臨安看守所旁邊等我。
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十二，按照預定計劃，我和江棋生從杭州西站出發，坐車到臨安縣城。為了防止被跟蹤，我們在離車站不到的地方下車，然後打的到幾個生活小區轉了幾圈，下車後迅速從一條小弄拐出，再打的直奔我朋友家。按排好江棋生後，我到小山弄去接王東海。王東海他們已到，大概已經等了一段時間。當時我不認識王東海帶來的兩個人，經王東海介紹，我才知道一個叫朱虞夫，一個叫祝正明，都是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的主要領導人。我也介紹了自已，然後帶他們去我的朋友家。
我的朋友備了一桌豐盛的酒菜，於是我們五人開始了一次難得的聚會。朱虞夫和江棋生都是非常健談的人，他們不但口才好，講話條理清楚，邏輯性極強，而且理論水平很高，思想也很深刻。祝正明帶來一封魏京生先生給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的信。由於時間隔得太遠，這封信的內容我記不清楚了。當時給我的第一感覺是，浙江民運有魏京生這樣的和重量級人物關心，我感到很興奮。當時好像魏京生訪問台灣不久，我把從美國之音聽到魏京生訪問台灣的有關情況向大家介紹了一下。這次聚會是沙龍式的，大家隨便談，想到什麼談什麼。江棋生主要是想瞭解浙江組黨的情況，朱虞夫和祝正明為此作了很多介紹。1998年秋，林牧、丁子霖、江棋生、蔣培坤、魏小濤起草了《自由與公民權利宣言》和《社會公正和公民權利宣言》，在社會上徵集簽名，當時我們把這個運動稱為「公民運動」，相當於今天的公民維權運動。江棋生也向朱虞夫、祝正明介紹了公民運動的有關情況，祝正明還提出希望公民運動和中國民主黨合作的問題。那天我們談得很愉快，不知不覺談了三個多小時。下午兩點多後，我們離開我朋友家，去臨安錢王陵遊玩了一下，五人合拍了一張照片，然後返回杭州。
今年9月15日我去看望朱虞夫時，把8年前在臨安錢王陵拍的照片的底片找出來洗了幾張，給朱虞夫和祝正明各帶去一張。祝正明那天也在朱虞夫家，我們三人看了照片都感慨萬分。朱和祝都說這是他們進監獄前拍的最後一張照片，看了又看，十分珍惜，這也許是我帶給他們的最好的禮物。說起這張照片，還有一段不尋常的經歷。
錢王陵是五代十國時期吳越王錢鏐的陵寢。錢鏐是吳越國的開創者，定都杭州54年。在五代十國的戰亂時期，錢鏐卻保住了吳越國的一方平安，他對杭州地區的老百姓是個有功之人，也奠定了杭州這座城市成為中華古都的政治、文化、經濟地位。錢鏐是臨安錦城鎮人，他的故里在原公安局大門口。這個地方位於錦城鎮太廟山腳下，是塊風水寶地，縣政府、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司法局都在這塊地方。後來臨安搞旅遊開發，修建錢王陵，除縣政府外，其他幾家單位都遷走了。錢王陵落成時，錢王第3 3代孫，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為牌坊惠贈墨寶”錢武肅王陵”。錢王是臨安人的驕傲，錢王陵是臨安的象徵。所以那天帶著貴客重遊故地，我自然沒有忘掉錢王陵。
我們在錢王陵拍照後，當時攝影室答應一個星期後把照片寄給我，按照慣例也是一個星期能收到照片的。但是我回到杭州後，半個月後仍沒有收到照片，我便寫信到錢王陵攝影室，但又過了半個月還是沒有收到。於是我就寫信給臨安縣委辦公室主任許立新，叫他去幫我催一催。許立新和我是同一個鄉的老鄉，他立即給我回信說已經去催過了，幾天後就可收到。但仍是半個月還沒有收到，我又寫信給許立新，並要他轉給縣委書記。我在信中說，一個半月前我陪廣州、香港的四個朋友來臨安玩，他們對臨安的山水讚不絕口，表示今後要帶人來臨安旅遊，但想不到錢王陵的服務這麼差，給人家留下了「山美、水美、人不美」的印象。臨安要想成為一個旅遊大縣，這樣差的服務怎麼行？這封信寄出後，過了三天我就收到了照片。以往我旅遊的時候，一般一個星期就能收到照片，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我問過其他人，他們在錢王陵拍照後，一個星期都能收到照片。因此，我分析，我們到臨安聚會，很可能被當局派人跟蹤，因為當時朱虞夫、祝正明、王東海都是很注目的人。我們拍的照片，極有可能被跟蹤者拿走了，後來由於臨安縣委辦公室出面，才拿了回來（許立新是我的朋友，他不得不對我有所交待）。取回照片後，我分別寄給江棋生和王東海、朱虞夫、祝正明，但不久江棋生、朱虞夫和祝正明先後被抓，照片也被搜去或丟失。我自己藏著的一張，也在搬家的時丟失。幸好，底片還在。因此這張照片彌足珍貴。
朱虞夫是個樂天派。他跟人家談話，總是幽默詼諧，妙趣橫生。即使是在監獄裡飽受了七年的煎熬，出來後的第二天，跟我們談話仍是談笑風生。在當今這個比秦始皇還要專制的時代，他是一個敢於橫刀立馬、笑傲專制的勇士和智士。他和魏京生、胡平、徐文立、任畹町等民運先驅一樣，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就投入反專制的民主運動。朱虞夫有句名言，他說自己一輩子都在坐牢。他把自己曾經服過刑的浙江省第六監獄稱為”小監獄”，而把中國大陸這個專制政權稱為”大監獄”，現在只不過是從”小監獄 “轉移到了”大監獄”。只要專制制度不結束，那麼，他就一輩子在坐牢。這不只是他一個人坐牢，而是一家人都在坐牢，整個大陸的人民都在坐牢。讓大家都不坐牢，這是他一生的奮鬥目標。朱虞夫被抓後，當局曾對他說，只要他退出中國民主黨，就可以不判他刑。共產黨一個黨員可以換五年刑，民主黨一個黨員則可以換七年刑，但朱虞夫義正辭嚴地拒絕了。他表示寧可把牢底坐穿，也不會退出中國民主黨。
祝正明和朱虞夫都在監獄裡受到非人的虐待。祝正明身體瘦弱，但監獄卻要他進行超強度的勞動，一個人要干別人兩個人的活。朱虞夫身材高大，患有高血壓，但獄吏們卻強迫他坐在高25公分，寬兩塊小瓷磚大小的小凳子上，不許站起來，而且一坐就是三個月！即便是一個一米左右的小孩子，在這樣的小凳子坐上一小時也會站不起來，何況是一個一米八十幾的大塊頭。因此朱虞夫經常暈厥，這時被獄吏收買的獄頭（一般都是暴力犯）就上來或拳打腳踢，或用牙籤戳他。更為殘忍的是一種叫”靜站”的體罰。犯人要鼻子貼著牆壁立正站三小時，一動也不能動。大小便憋急了不准你解，蟲子咬人也不許你碰。如果動一下，暴力犯們的拳頭就會像雨點般地打過來。在酷刑的虐待下，經常有人被虐待致死。
朱虞夫所在的浙江省第六監獄被評為”全國現代化文明監獄”，但這是一個最不文明的角落。除了酷刑外，這所監獄還極其貪婪。冬天，獄吏把朱虞夫關在寒冷的囚室裡，朱虞夫有關節炎，提出要曬曬太陽，獄吏說：”你沒給我好處，我為什麼要給你曬太陽！”也就是說，只有給了獄吏好處，才能享受大自然給予的陽光。犯人進監獄時，監獄強行把又粗又黑的陳茶葉交給犯人，然後以每斤180元的價格從犯人賬上扣除（這種茶葉在農村5元一斤也買得到）。犯人不能在監獄外面買東西，而監獄內超市的東西起碼比外面貴一倍以上。犯人在監獄裡用的被褥都是要自己花錢向監獄買的，一條被絮，少則幾十元，多則上百元。更為惡劣的是，老犯人出獄後，他們用過的舊被絮又被獄方以同樣的價格買給新的犯人，如此循環使用，一條被絮彈上幾次，可買到幾百元，監獄裡的犯人都把這稱為”黑心棉”。朱虞夫出獄後，他把用過的被褥送給了同監的難友，他說：”我不能讓這些貪得無厭的傢伙再拿舊被褥去賺黑心錢。”但是，在監獄裡像朱虞夫這樣敢把自己的東西送人的人是很少的，因為他們雖然獲得了自由，但還是不敢得罪監獄。
在監獄裡，有一種叫”改造副”的獄吏，是典型的吸血鬼。”改造副”一般是負責”改造 “犯人的副監獄長或副教導員，他掌握著犯人生殺大權。你送錢給他，他就可以給你多加幾分；如果你不送錢或禮物給他，即使活幹得再多，也不會給你加分；如果你冒犯了他，他就會扣你幾分。在監獄裡，刑事犯最害怕扣分，最盼望加分。因加分可以少坐幾年牢，扣分意味著要把刑期坐滿。由於”改造副”掌握著考核大權，所以人人都想巴結，於是他的手裡就等於握著一棵搖錢樹，財源滾滾。這使我想起我老家的一個親戚的故事。此人是個村會計，因貪污被判刑五年，在蕭山紅山勞改農場服刑。他除了會當會計，還會做木工，心靈手巧。為了能減刑，他每年要給”改造副”送去一千多元東西，此外還到”改造副”家裡幫其做傢俱。因他的手藝不錯，所以很多獄吏都叫他做傢俱。他白天在勞改隊干，晚上在獄吏家中干，有時乾脆白天也在獄吏家中干，像奴隸一樣被驅使。最後，他坐了四年牢，提前一年出獄了。
管朱虞夫的”改造副”叫蔡文光，是浙江諸暨人。最初，他把朱虞夫當作一般的犯人，認為朱也會奴顏卑膝地巴結他，給他送東西。但在朱虞夫眼裡，他只不過是一條共產黨豢養的狗，根本不會把他當回事。於是他羞惱成怒，把朱交給那些罪大惡極的暴力犯來監管。這些獄霸為了爭取加分，極力討好蔡文光，限制朱虞夫的一切行動。他們在整朱虞夫的時候，對他說：”你反正高血壓，腦動脈硬化，你如果跟我們作對的話，我們一人一隻手一條腿，把你顛三倒四地弄一下你就腦中風了。到時候，你死了也是白死。”他們還不許朱虞夫”擅自”大小便，上廁所要經他們批准，並規定時間，一次只有兩分鐘。對於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沒有書讀，沒有報看，比死還難受。但蔡文光就是不許朱虞夫讀書看報，連朱自己花錢訂的共產黨報紙（《錢江晚報》）也不許看。他每天強迫朱虞夫抄司法部的罪犯行為規範，該規範共54條，共2722字。朱被強迫抄了近250遍，64萬多字，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可以申報吉尼斯世界紀錄了”。天天抄字，手腕都抄傷筋，腫起來，脖子也累得又酸又痛，視力急劇下降。這種”文明的折磨”，也許是浙江省第六監獄這所”文明監獄”的新發明。
在浙江省第六監獄，有一處特殊的監所，犯人們稱其為”公僕樓”，裡面住得全是貪官污吏。中國的官員，即使到了監獄裡，待遇也不一樣。”公僕樓”的設施要比一般犯人住得的地方要好得多，床位要寬敞一些，照明也要亮一些，夏天還有電風扇（普通犯人沒有）。吃的更不作說了，因為貪官們有錢。只要肯花錢，就可以吃得很好。朱虞夫說，貪官們基本上都是服完一半刑後就放出去了，如判10年的最多只坐5年牢，無期徒刑的最多只坐12年，死緩的最多只坐14年。中國貪官犯罪不僅在量刑上越來越輕，而且在監獄裡的待遇也越來越好，這也就是中國的反腐敗越反越腐的原因所在。
和朱虞夫在同一監獄裡的有浙江省的很多大貪官，其中有原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寧波市委書記許xx、原浙江省副省長王仲麓、原台州市市長孫炎彪、原杭州市副市長葉德范等。有一次，朱虞夫在醫院裡碰到許xx，許問他是什麼原因進來的。朱說是因為搞中國民主黨，被抓了進來。許聽後嚇了一跳，說我們不能在一起。但過了一會，他又轉到了朱身邊。他對朱虞夫說：”你們搞民主自由，是西方的東西，在中國行不通。 “朱反詰說：”德國是西方國家，俄國從傳統上屬於歐洲國家，所以馬列主義也是西方的東西，共產黨不是把它搬到中國來了嗎？”一句話，許xx就被駁得說不出話來。後來許xx喜歡跟朱虞夫在一起，他開始罵共產黨了，而且越罵凶，簡直是不共戴天。許 xx被判10年刑，但沒有坐到5年就走了。臨走前他對朱虞夫說：”你們進來坐牢，出去後是一種資本；我們進來坐牢，出去後什麼都沒了。”朱虞夫風趣地說：”你們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所以物質丟了什麼都沒有了；我們民主黨人是唯心主義者，追求的是精神自由和心靈昇華，心丟不了什麼也丟不了。”許xx雖然一手遮天，權傾一時，但在朱虞夫面前，他自慚形穢。
這些貪官到了監獄裡，也愛擺臭架子，特別是在昔日的同儕面前，更要顯示出自己以前的官比對方大。對比自己級別低的貪官，甚至理也懶得理。他們寧願跟普通犯人說話，也不願意跟比自己級別低的貪官說話。朱虞夫說，有一件事，使他驚歎不已。有一次，葉德范在擦房間的門，背朝著走廊。許xx從外面進來，看見葉德范在擦門，就一聲不吭地站在旁邊等，但等了半天也不見葉德范讓路，於是他就從葉德范身邊跨過去，踩到了葉德范身上。葉德范站起來瞪了許一眼，但沒發作。許徑直往裡走，也不道歉。幾年來同住一室，讓個路，道個歉，是最基本的人之常情，任何人會做。但這兩個曾經在共產黨裡當過省級高官和廳級高官的人，居然連這點起碼的事都不會做，這也說明共產黨的官僚集團缺乏人性。
許xx的”我們進來坐牢，出去後什麼都沒了”這句話堪稱經典。共產黨的官員，除了滿嘴巴的”三個代表”、”和諧社會”、”八榮八恥”，滿腦子的金錢、美女、權力外，他們還有什麼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