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6日訊】 一，德國人到中國支教，中國的公安局罰了他三千元
1968年出生在德國漢堡的盧安克，因為1990年來中國旅遊而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1992年到東南大學留學，半年後轉到廣西農業大學。1999年起便以一人之力在中國廣西農村從事義務教育和教育研究。盧安克想在中國實踐「華德福教育」理念；這是德國的一種著名教育模式，目前已為許多國家和地區的許多所學校、幼兒園及教師培訓機構所採用，其特點是培養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使學生進入社會後極容易適應環境。可惜在以應試教育為方向的中國，盧安克碰了一鼻子灰。
盧安克自我推薦到廣西貧窮地區去義務教書而未被接受，1999年他到河池地區的一所縣中學，結果因不能提高學生的分數而被開除。盧安克後來註冊了「德國華德福教育友好協會南寧辦事處」，從而可以合法地「派自己」去當老師了。他先後在陽朔縣和東蘭縣教初中地理、美術和英文。2001年到更偏僻的東蘭縣坡拉鄉廣拉村，這是一個不通電話、不通公路，村民只會說壯語的小山村；因為沒見過外國人，村裡的老人把他當作「爛仔」：「把頭髮染成這顏色！」
這個只有150人的廣拉村，村民生活清貧，精神狀態也不好。例如不按時睡覺，天天有人喝醉，無聊的人以敲打小孩的頭來取樂。要改造生活環境，首先要改變人們的意識；盧安克決定辦一個學習班，招經濟條件差、沒上過學的青少年，尤其女孩子來學習。學習活動的內容是要大家一起實踐自己的夢想；讓小孩子們發現自己的才能，根據自己的個性來決定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模式。
他從拼音開始教學生普通話，讓每個學生講出自己的故事，翻譯成普通話後，再由他用拼音記下來。這樣，每個學生都有一篇和別人不一樣的拼音課文。他富有耐心，日復一日地和孩子們、村民們相互適應著，愛幹農活兒的盧安克樂意幫村裡人犁田、割禾、打穀子，什麼都幹。他設計的新型脫粒機，村民們現在還在使用。但村裡人要盧安克找縣上要錢修第二座橋時，盧安克沒答應。他要和學生一起來設計橋，他們畫了第一張全村地圖，商量改造村裡的環境。他們通過實驗來論證怎麼修路才能滿足人和牲畜的需要，以及在哪裡種樹以遮擋太陽。
二，中國人恩將仇報
來中國看望弟弟的孿生哥哥盧安思知道學生們的方案後大為感動，拿出2,800元人民幣讓孩子們實現計劃。村裡人也立刻開會，決定家家戶戶都參加修路。盧安克的學生成了小路的設計師，他們計算修路需要多少水泥、多少沙子等。這條寬僅0.6米，長不足300米的小路如期竣工後，盧安克又以同樣的方式，和學生們一起在學校邊的小河上修建了一個游泳池。
盧安克來中國的六年裡，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廣西的偏遠農村，沒電他就點柴油燈上課，他快樂踏實地實踐著他的教育夢想。盧安克在中國出版的《與孩子的天性合作》，花了他數年心血；四千元稿費也直接捐給了成都的一所學校。不少欽佩盧安克的德國人捐錢給他，他的父母也理解、支持他；父親從退休金裡每年拿出五千元人民幣，後因歐元升值和銀行加息變成了一萬元，資助他在中國的日常開銷。這些錢除了複印資料、學生的醫療費和捐款之後，他還和學生一起用，他自己每月花費不到一百元。盧安克曾因搭乘農用手扶拖拉機翻下了山溝，摔得遍體鱗傷，僥倖揀回一命，在床上躺了大半月。
但中國人並不瞭解他，1997年盧安克在南寧的一所殘疾人學校義務教德文，因沒有辦下「就業證」，被公安局敲了三千元。他的房東常找借口向他要錢，後來還將他整整一年的經費偷去了！(蒙令華：《一個德國青年的中國鄉村教育夢》，《維權通訊》)「盧安克真怪，不好好待在德國享福，卻跑到中國農村來」受罪，有人當面問盧安克：你為什麼大老遠跑到中國農村來，不喝酒、不抽煙、不吃肉、不賭博、不戀愛，還不拿工資？幸好沒有人再懷疑他來當特務、做間諜，像當年中共對待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等人那樣，把他捉進牢裡去。
三，共產黨專和好人作對
這就是懷抱「贈人玖瑰，手有餘香」理想的德國青年在中國的遭遇。中國人這樣對待外國人，那對自己同胞會不會好一點呢？高智晟律師也給我們提供了極生動的例子：一個孩子的雙腿在沒有護欄的鐵道口被火車碾斷，孩子的父親家徒四壁，找了很多律師，都沒有人願意受理這個案件，因為沒有相關的具體法律。而當地的鐵道部門更是蠻橫：「我們這裡這樣的事故每年有七、八百起，都沒有賠償，憑什麼要給他賠償？」高律師出於同情接下了這個案件，這個父親跪在高律師的面前感激涕零，並答應成功後交付辯護律師基本費用。案件最後以38萬元的賠償費索賠成功，這位父親搬進了樓房、買了手機，卻不肯付一萬元的律師辯護費。還有的人因為不滿意案件的結果，跑到高律師的事務所大哭大鬧，把鼻涕、眼淚抹到他的沙發上。後來做好事、專打抱不平的維權律師高智晟被當局停牌了；最近又被中共特務跟蹤、盯梢、毆打；八月十五日終於又把他抓起來了。
為了迫害為盲人和因計劃生育受害者維權的盲人律師陳光誠，為了阻止為陳光誠辯護的律師出庭，山東當局竟卑劣到誣賴許志永博士為竊賊，還順手抓了張立輝及李方平。把博士和律師公然當作小偷和小偷同夥抓起來，也只有山東的共產黨流氓才會想得出來和做得的、既卑鄙又下作的把戲吧。誰說他們愚蠢，他們這個偉大的創意必將永遠載入史冊。
四，踐踏《憲法》的人必遭報應，請胡溫記住劉少奇
一個容不下好人好事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五十多年統治和摧殘之下，使我們這個民族終於變成了一個只知恩將仇報、而專門與好人好事為敵的、令人絕望的民族！對高智晟、陳光誠、許志永、張立輝、李方平律師們下毒手的英雄豪傑們，他們大概以為自己永遠都用不著律師來為他辯護吧，正如當年劉少奇想不到他也有需要《憲法》的一天一樣。1967年８月５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被「鬥爭」後押回辦公室時，他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表示抗議。
這一抗議似乎義正詞嚴，場面也夠戲劇性，但人們卻會質疑：這時候劉少奇想到《憲法》了，他早幹什麼去了？在此之前，多少違反《憲法》的事情都發生過了，他是國家主席，他說過什麼了？難道劉少奇真的以為，那部《憲法》並不需要實行，而是要等到他這個國家主席失去自由了，才需要實行嗎？（王友琴：《劉少奇和文革暴力》）
王友琴博士說：「一個有權力的人，在整個社會奉行非正義的時候，也可能會成為犧牲品，而如果他未曾試圖制止非正義，則他只是他自己的祭品。」（同上）這句話值得一切包括胡錦濤、溫家寶在內的共產黨人深思，值得現在還在為虎作倀、自以為可以永遠作惡的各級官員、警察、特務們深思！
寫於高智晟被捕之後第65天(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