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早年就讀香港西醫書院，藏修五載，明鏡不疲，以其刻苦攻讀，各種考試均為百分，深得教務長、著名英國醫生康得黎博士的器重。1892年他以全優第一名成績畢業，獲得了由香港總督親自頒發的畢業證書，被授予醫科博士學位。畢業後被澳門華人公立的鏡湖醫院聘為西醫科主任。
他是這所中醫院第一位受聘的西醫，每日上午在該醫院出診贈醫，不受分文。下午在仁慈堂右鄰寫字樓應診，周日10時至12時在此接種牛痘。從醫之初，就曾為一膽結石病人做手術，成功地取出一個大如雞卵，重一兩七錢的結石。這在當時委實罕見，以此聲名鵲起，口碑載道，求醫者接踵而至，就診者戶限為穿。
一段時間以後，孫中山欲意自辦醫院，他通過老友楊鶴齡的舉薦，得到楊鶴齡的妹夫、澳門紳士鏡湖醫院總理吳節微的擔保，從鏡湖醫院借款，於1892年12月18日，在澳門開設了中西藥店，孫中山先生以此成為在澳門西醫開業首位華人。醫院除診病外，還出售冷丸、癬皮膚水、止牙痛水、拔毒生肌膏等中西藥物。孫中山高明的醫術和醫德受到報刊的讚譽。
鏡海叢報》於1893年7月25日登載了題為《神乎其技》的告白，稱誦其醫術高明，“不過七日之功”而治癒患者20餘年的痔疾。後為病家治病，“或數十年之肝風，或十年之腦患，或六十餘歲之咯血，均各奏神速”。孫中山醫院生意日隆，引起當地葡萄牙籍醫生的嫉妒，按當時澳門法律，在澳門行醫的西醫，只能憑葡萄牙醫科畢業證書請領行醫執照，孫中山受此限制難以立足，遂赴廣州行醫。
孫中山先生後來在自傳中談及此事時說：“設醫館於澳門，為葡醫所忌，遂遷廣州”。孫中山先生在澳門行醫的最後記載是1893年9月26日。在廣州，孫中山先生以合股的方式在沙基開設東西藥局，在《中西日報》上他公開聲明：“每日10點至12點鐘在局贈診，不受分文，以惠貧乏”。他醫術精湛，醫德高尚，患者紛至踏來，不得不限額應診，不逾半年，便揚葩振藻於羊城，成為知名的精誠大醫了。
面對清政府的腐敗和人民困苦的社會現實，孫中山於1894年上書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提出“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改革主張，卻遭際輾轉拖遝，不納而默。這使孫中山逐漸認識到，行醫只能治少數人，革命則能救多數人，醫國比醫人更為重要。為挽厄救亡，振興中華，孫中山先生于1894年11月從上海去檀香山，組織興中會，從此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對這段經歷，他在《革命原起》一文中寫道：“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為革命運動之開始也”。
孫中山先生的醫學生涯和識見，有兩點值得景仰之處：一是他積習深厚，出世不凡，有超人的獨立工作能力，剛畢業就能做高難度的手術，如不從政棄醫，當是曠世國手。二是他以非常公正的目光對待中醫和西醫兩種醫學，提倡中西醫藥結合，這也是他先知先覺的靈性所在。
據1935年廣州嶺南大學孫逸仙博士紀念醫院籌備委員會編印的《總理開始學醫與革命運動五十年紀念史料》記載：“鏡湖醫院者，為澳門華人所設立，向用中醫中藥施贈貧病。中國醫藥數千年，當有可採取之處，惟缺近世科學之研究，先生屢以此獻議於該院值理，率得其接受，一旦破除舊制，兼用西醫西藥，先生慨然擔任義務，不受薪金”。
孫中山先生宣導中西醫結合，尊重中醫，信任中醫。他曾患頑固性失眠，服用章太炎先生開的礞石滾痰丸得愈。1916年他同胡漢民到浙江，胡漢民患痢疾，裘吉生為之治癒後，孫中山題寫了“救民疾苦”四字以示敬重。1924年應段祺瑞之邀，自廣州經上海繞道日本後，在天津暫住後趕往北京，1925年1月23日發現黃疸及肝腫大，26日住進協和醫院，當天手術，術者是外科主任美籍醫生邵樂爾，術後診為肝癌，接受放射治療後病情加劇，孫中山先生提出服用中藥時，院長劉瑞恒嚴詞拒絕：要服用中藥必須出院。
孫中山先生遂於2月18日出院住進鐵獅子胡同，請陸仲安、唐堯欽、周樹芬三名中醫共同診治，服二劑後病情一度緩解，治療一周後在爭論中停用中藥至逝世。此事表明，孫中山先生以公正務實的態度對待中醫學術，此敻絕非凡的科學眼光，正展示了他的偉大之處。
來源：中國中醫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