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日訊】《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美國溪流出版社，2006年）一書值得一讀。作者周孜仁，文革期間是鼎鼎大名的四川重慶大學815戰鬥團的《815戰報》主編，他寫的一篇評論文章《大局已定，815必勝》曾經被毛澤東點名，被算作全國五大毒草只一。可以想像，由這樣一位有著特殊經歷的文革風雲人物寫的文革回憶錄，一定有很強的史料價值和深刻的啟示。
文革時，我在四川成都上高三，對四川地區的文革史，包括對重大815派的故事可說是耳熟能詳，瞭若指掌，因此對這本回憶錄格外感到親切。我的老朋友，也是當年成都的老高三，現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著名的文革專家徐友漁為這本書寫了序。徐友漁指出：作者以其在文革時期的年齡、文化程度、介入程度，以及作用、地位，給我們提供了一幅關於重慶文革的有始有終的、較全面準確的，點面結合的畫卷，提供了一個完整的，既有各種事件的描寫，又有個人內心情感刻畫的故事。這部書寫得有激情，有文采，而最寶貴的是它的真實。我以為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結於作者的平和心態，他既不想自我標榜，又無意為自己洗刷，這就使得他的描述比較客觀。
作者的謙虛，不，更準確地說是誠實與理性的態度，令人衷心敬佩。舉一個例子。周孜仁寫的那篇文章《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被毛澤東親自點名批評，當時曾有全國五大毒草之說，周孜仁的這篇文章名列其中。作者說，他把自己的文章和其他幾篇大毒草作比較，發現別人的文章在文革許多本原性問題上進行大膽質疑，有理論獨創和大無畏的勇氣，自己的文章只不過”在操作層面上表現了一些毫無意義的煽動技巧而已”。我們知道，在以往歷次運動中，有很多文章被定為大毒草受到中共領導人點名批判，事後，很多作者都以此作為誇耀的資本，他們還竭力給讀者一種印象，似乎是出面批判的領導人的級別越高，被點名的文章和作者的身價也就越高。周孜仁的文章是被毛親自點名的，按說他更有資本抬高自己那篇文章和自己的身價。可是周孜仁沒有這樣做，他反而極其客觀地認為自己的文章不行，比不上別人那幾篇文章。這種誠實的態度是難能可貴的。
群眾參加文革圖的是什麼？
重大815是重慶地區的老造反，人多勢眾，又有重慶駐軍的有力支持，在重慶地區占壓倒優勢。可是在1968年3月15日中央首長對四川問題發表指示性講話，嚴厲地批評了他們這一派。對於這次講話，815派自然心裡是不滿的，不服氣的，但也無可奈何。正像作者寫道的那樣，文革兩大派”對信仰的狂熱不亞於宗教徒。問題是，他們的上帝和遠在虛空的上帝不一樣。天堂裡的上帝因為他的虛無而讓信徒有可能按自己的觀點去任意詮釋，從而最終實現自己心靈的平衡；真實存在的上帝則不一樣了。他健在，據說身體還非常健康，他隨時要親自發表最高指示。而且指示變化莫測，甚至自相矛盾，讓你既不能從容，更不敢拒絕，剩下的，就只能是尷尬和無奈。”這段話講得很精闢。它涉及到文革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即革命群眾（包括造反派和保守派）和領袖（毛澤東）的關係。值得有心人進一步發揮闡述。
在3.15講話中，江青的表現尤其惡劣。江青的講話信口開河，既無恥又霸道。江青公然說：”楊尚昆是惡霸地主，他的家屬沒有好的。”這叫什麼話？楊尚昆無非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早年就參加革命，怎麼自己就成了地主？而且還是惡霸地主？”他的家屬沒有好的”。一句話就把楊尚昆的一大堆親戚都給捎帶進去了。周孜仁提到楊尚昆有個八桿子打不著的遠房親親是重慶化龍橋某單位普通職工，平時好吹噓他和楊尚昆的親戚關係，江青這句話一出，這個倒霉蛋立刻就被揪出來實行群眾專政。還有段話更讓人噁心。在3、15講話時，李大章在場。李大章是四川省省長，當年在延安時是江青的入黨介紹人，這時候正準備結合進四川省革命委員會領導班子。江青對李大章說：”李大章同志，我為了接濟你，一天吃兩個燒餅，你要保持革命晚節。”江青居然把自己幾十年前吃兩個燒餅的事當理由，要求別人忠於自己。這叫什麼邏輯？作者感慨道：”兩年多來多如牛毛的各種’指示”講話’，類似無聊透頂的東西比比皆是——如此下作的人竟然執掌著八億大國的命脈，泱泱中華，其可哀也，何有甚哉？”作者宣稱：”我不再迷信了。”
然而我們要追問的是，既然兩年多來類似無聊透頂的中央首長講話比比皆是，為什麼你不早早地認清廬山真面目，一直要等到兩年之後才從迷信中脫身而出呢？對於這個問題，作者在其他地方有所說明。1967年重慶大武鬥，兩派都死了不少人。周孜仁寫道：當時，”我們曾經那麼動搖不定，牢騷滿腹，曾經對文革疑慮重重，甚至開始反感，但一聽北京為自己說了幾句好話，頓時又受寵若驚了。”作者說，悲劇在於，人們總要等到完全絕望，等到被他們崇拜的神狠狠扇一巴掌，這才會清醒過來。這大約就是老話說的”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因為你原來在文革這場戲裡面好歹是個角色，是個人物，你有戲可唱，有觀眾觀看，你有某種被承認的成就感，因此你就不會去在意劇情的荒誕和自己角色的荒誕，你就會依然津津有味地演下去。等到你被趕下舞台了，沒戲可唱了，你才會從另外的角度去審視這場運動，從而產生和先前大不相同的觀點。
文革中，廣大群眾熱烈地投身運動。他們到底追求的是什麼？對此，周孜仁有他獨特的見解。他認為，”政治社會和金錢社會一樣，所有活動總有一種終極推動力。後者是物質利益，前者是政治需求。政治需求對於處在社會金字塔尖的極少數人，是權力；而對於最廣大的老百姓，僅僅是虛無縹緲的信仰和微不足道的榮譽。”如今中國有個流行病，很多人在思考人的行為動機時，最終必定歸結到利益。這多半是早些年歷史唯物論的影響，再加上後來的經濟學的經濟人假定。按照這種流行的思考方式，人的各種行為表現無一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只要你還沒有把一種行為完全地歸結到利益，別人就認為你還不夠深刻。這真是連古人都不如了。古人尚且知道人的追求除了”利”還有”名”，而且”名”還常常放在”利”只前。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人》裡，發揮黑格爾的觀點，把人的行為動機歸結為追求承認。這個”名”字，就和黑格爾所說的”承認”的意思差不多。應該說周孜仁的觀點也是和這種觀點比較接近的。
鄭思群臨死前說過些什麼？
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這本書講到了文革期間發生在重慶的大大小小很多事件。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運動初期作者秘訪重大黨委書記鄭思群夫人吳耕書的一段故事。鄭思群是重大黨委書記，革命資格很老，深受學生尊重。文革一起來，他就被重慶市委當作”黑幫分子”拋出來隔離審查，隨後就自殺身亡。周孜仁懷疑鄭是被害死的，於是就和採礦系學生蔡增其秘密潛去市委黨校走訪了鄭的夫人、該校副校長吳耕書。
按照作者的回憶：”吳聽說重大學生，便稱病不見，而我們則堅持不見不走——最後，她妥協了，讓秘書把我們領進了她的辦公室。吳非常謹慎地把門窗嚴閉，這才開始同我們對話。我首先出示了鄭思群’十大罪狀’的抄寫件並自報家門，迫不及待地說明我們的觀點及同學們保鄭的凜凜決心。年輕人的幼稚和真誠顯然把老太太征服了，那天下午，她公然簌簌地向兩個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說了許多在當時看來十分危險的話。這些話如被告發，她的政治前途將十分可怕。我們當然希望她能證實他的丈夫死於謀殺，因為在工作組公佈的材料中曾提到：將鄭押赴松林坡隔離前，曾讓他們夫妻有過一夜團聚。而８月２日上午，工作組通知吳回校告別丈夫遺體，卻被吳明確拒絕。我們以為，老太太對鄭的死因一定有足夠的判斷依據。不料老太太非常肯定地對回答，聽工作組通知說鄭自殺身亡，她就毫不懷疑事情的真實性。’我相信他肯定是自殺了。’她說。這個武斷的結論使我們大失所望。不用再追問，她很坦白地告訴我們，和鄭訣別那一夜，他倆都徹夜未眠。鄭對她發了很多牢騷。鄭說他把政治看透了。鄭說彭德懷、黃克誠這樣戰功赫赫的人都要批就批要整就整，我算得了什麼？活著還有什麼意義？他還說了蘇聯對斯大林焚屍揚灰和其它一些黨史上讓人齒寒的、我們這兩個剛剛走進政治幼兒園的大學生聽聞或不曾聽聞的故事。末了，她勸我們：你們還年輕，政治鬥爭複雜得很呢！你們就少過問吧。那些日子，大學生目空一切，頭腦發熱，以天下事為己任，可面對老太太消極厭世的教導，竟無話可說。我和蔡相約：為了保護老太太，也不至於給學校裡對工作組的鬥爭帶來影響，我們把對吳耕書的訪問以及她的談話瞞下來——一瞞就瞞了幾十年，直到現在，我們自己都已年邁。”
作者對吳耕書的話轉述的不夠詳細，這是很可惜的。不過就從作者轉述的幾句話來看已足夠沉重。廣州學者單世聯說，老幹部在文革期間挨整的時候是怎麼看待毛澤東，怎麼看待文化大革命的，由於缺少原始材料不得而知。這裡，周孜仁就提供了一份材料。原來，早在1966年8月，鄭思群就把毛澤東的這場文革看得很透了。鄭思群可是比那些自殺前還留下”毛主席萬歲”字條的老幹部們高明多了。
在文革的整體愚昧與狂熱中，該有多少人是帶著對文革、對毛的清醒認識而被迫無聲地離別人間的啊！因為在當年那樣的環境下，他們甚至找不到可以傾吐心聲、可以傳承記憶的人。
(轉載自北京之春2006年11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