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0日訊】 11月16日，94的米爾頓·弗裡德曼辭世。這個小個子、禿頂的美國猶太人，是最後一位既家喻戶曉又有最高專業成就的偉大經濟學家，他的思想深刻影響了20年來的全球經濟。他去世後，一位摯友寫道：「我們不容易想像一個比他更偉大的人生。
生於1912，他度過的日子是人類歷史上最具爭議性的大時代。科技猛進，戰爭無數，什麼主義都出現過。上蒼有眼，看中了一個長得不高的人，把所有應付這些大爭議需要的天賦都給了他。他於是站起來，寸步不移地為人類的生活與自由辯護，到死為止。」
聽到米爾頓·弗裡德曼去世的消息，我下意識說出的第一句話是，「我還在等著聽聽他對人民幣匯率的看法呢」。可惜，我們再也聽不到他的評論了。
第一次見到他，是1974年秋天。到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讀學位的頭一年，弗裡德曼給我們上了一年課，講授價格理論。
學生大約有30人，包括碩士生和博士生。每次課程3小時，中間休息10分鐘。這個時候他幾乎從不離開，總是笑瞇瞇地站在那裡，一點架子都沒有，等待著學生們上去提出各種問題。他個子很矮，不到一米六，我卻總覺得在他身邊自己像個笨拙的大呆個。
弗裡德曼講課並不幽默，但是內容非常精彩，很少有人缺席。當然，這跟大家都知道他是那一年出考卷、改考卷的老師也有關係。對學生來說，一切為了暑假的考試。
跟別的老師不同，弗裡德曼的考試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在考場完成，另一部分則是帶回家的：某個週四或週五，他會發下考卷，要求下週一前完成。
學生們都覺得很累，但他解釋說，不同的考試方式可能會讓同一個學生的表現相差極大———有的人直覺好，反應快，有的人卻習慣深思熟慮，這樣才有助於學生真實呈現自己的所學。聽說以前有個中國學生，課後作業極其出色，書面考試卻非常糟糕。
按照規定，這些帶回家的考試應該獨立完成，可以看書、查資料，但不能討論。令人驚訝的是，那時候大家都住宿舍，成天一起吃飯，卻真的老老實實從不討論。
課程快結束時，有一天突然見到許多同學拿著教材跑上講堂找他簽名。當時我很不屑，想想學他的經濟學就好了，要簽名幹什麼，不過今天很後悔。那本教材當時沒有印刷，是打字機版的，已經翻破了，但這麼多年我一直小心翼翼珍藏著，如果上面有他的筆跡該多好！
那本書的最後一章《資本理論》年年都給弗裡德曼的課程帶來麻煩。不過他很可愛，儘管每年的學生都說讀不懂，他還是固執地堅持說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很幸運我順利通過了考試，不過跟他的接觸隨之減少。但直到今天，他的痕跡在整個經濟系依然處處可見，他的學生貝克爾繼續講授價格理論，教材內容是在弗裡德曼基礎上繼續往前。
像這樣堅定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人(他甚至把自己的居所命名為「卡皮塔夫(capitaf)」———取自資本capital與自由freedom 的首字母)，在當時的美國並不多。那時候，美國社會整體左傾。1929－1933年的大蕭條，讓惶恐的人們普遍相信是市場機制本身出了不可克服的大問題，轉而將求救的手伸向政府。隨後羅斯福新政、凱恩斯主義盛行，政府的權力由此開始增長，人們越來越相信貨幣政策毫不重要，財政政策才是關鍵。
弗裡德曼通過研究卻逐漸發現，那場經濟危機恰恰是政府的一個悲劇性的失敗。當時金融貨幣體系幾近崩潰，羅斯福就任總統後的第一個法案就是宣佈全美銀行休假，因為旨在防止金融危機而建立的聯邦儲備系統這時關了門，貨幣供應量在這三年間減少了三分之一，一次衰退演變成了一場浩劫般的大蕭條。
在經濟學領域，弗裡德曼與占主流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爭論。而在公共政策領域，他通過運用經濟學分析跟1960年代肯尼迪、約翰遜等提出的「大社會」以及福利國家觀點大唱反調，比如福利補貼是對窮人的掠奪，而所得稅制度是對已婚者的懲罰。所有這些觀點在大多數人看來簡直是「奇談怪論」，弗裡德曼後來回憶說，有一次一個哈佛的學生特意找到他是為了「想看看中西部的巫師是什麼樣子」。
跟他一樣，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裡的這群人，絲毫不改對市場的堅信，依然極力主張「小政府」。這讓「弗裡德曼式」的我們看起來就像一群洪水猛獸，是被包圍的一群，其他學校的人根本不願搭理。
這種不屑與孤立，讓薩繆爾森曾經如此調侃，「雖然弗裡德曼也這樣認為，並不就代表他一定不對。」
但是我們什麼也不在乎，什麼也不怕，鬥志昂揚，四處辯論，在課堂上，在研討會上，在校園旁邊的咖啡館裡，在跟其他學校朋友們的飯桌上，有我們的地方就有熱烈辯論，我們好像永遠是桌子的中心，話題的中心。有我們在，其他學校其他專業的學生往往閉上嘴巴，其他話題則自動消失。
很難想像，在被包圍與被孤立的經濟系內部，理念則是如此統一，氣氛熱烈而友好。不僅學生之間互相辯論，學生和老師也可以當庭辯論，上下一心共同追求真理，虔誠、平等，甚至也帶著一些悲壯。
這種氣氛不僅是在經濟系，芝加哥大學的其他院系也同樣偏於保守，比如法學院就曾發起過「回歸憲法」的呼籲。值得一提的是，弗裡德曼夫人的兄長迪萊克特，就是法學院的第一位經濟學家，科斯後來也在那裡任教。
那真是一個讓人難忘的年代，是最艱難的年代，也是最出風頭、最激動人心的年代。
不久，隨著一群出身於經濟系的學生在智利找到真正的舞台，開始了一個舉世矚目的大試驗，我們被冠上了一個「芝加哥男孩」的稱號。
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與智利素有淵源，系裡一位主任娶了一位智利妻子，幾乎每年都有學生來自智利。其中一些對1970年代初那裡停滯不前的經濟作出調查，並試圖提出解決方案。
1973年，皮諾切特將軍領導軍隊發動政變，推翻了此前三年民選的總統阿連德。兩年後，為了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體系，他任命了一位芝加哥經濟系畢業的智利學生擔任財政部長，其他幾名「芝加哥男孩」也位居政府要職。
系裡那位主任與弗裡德曼都被請到了智利，芝加哥人共同制定了「休克療法」方案，卡住貨幣供應，同時讓外匯自由化。那應該是這一療法的第一次真正實施，比俄羅斯早十多年。
在「芝加哥男孩」的主持下，皮諾切特強勢實施休克療法結束了持續的通貨膨脹，經濟很快恢復了增長，到1980年代成為南美經濟增長的奇跡。
但是弗裡德曼因此贏得的，卻是長久的罵名，人們指責他幫助了一個軍政獨裁者，是一個「嬰兒殺手」。聽說1976年他去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獎時，為了躲開抗議者們的西紅柿，不得不從廚房登上領獎台。
不過，不管怎樣，弗裡德曼漸漸地贏得了許多人的承認。就在他獲獎的第二天早上，來自哈佛的一位老師給我們上課，第一句話就說到弗裡德曼的獲獎， 「他」(這位經濟學家後來做了變性手術)說「我是哈佛的，但我相信貨幣學派的國際收支理論(事實上這應該是屬於蒙代爾的)，因為那是惟一我能懂的國際收支理論」。
那時候，凱恩斯的理論已經繁雜無比，更糟糕的則是美國經濟形勢開始出現許多問題，1970年代中後期通貨膨脹與高失業並存。加上1960年代後反戰與民權兩大運動，激盪著對政府不信任的社會情緒，保守主義的陣營日漸強大。
到1980年代，裡根上台，保守派重新主宰了美國。有趣的是，已經當選總統的裡根，在說到華盛頓，說到政府時，總是會用「他們」這個詞。
在經濟上，弗裡德曼成為裡根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一員，他們共同反對增稅，建議總統削減聯邦開支，控制貨幣供應量，減少經濟限制。
當凱恩斯主義的潮水退去，露出來的，便是一直堅守在沙灘上的弗裡德曼們。
(敘述者為國際濟豐投資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西安交通大學金禾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本報記者肖華採訪整理)
原載《南方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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