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9日訊】“思想自由”是自由文化的靈魂。然而，當下中國大陸的主流意識形態正是閹割“自由思想”的殺手。我曾在《贏：贏新格局》一書中的後記中寫道：“我的信條是：思想者的原則就是思想自由”，也就是這樣一部主張“思想自由”的政治哲學著作，出版後即被中共中央黨校訂購了30套，不久便被中共宣傳部、出版署聯合緊急查禁，全國收繳。由此可見，“自由思想”在中國文化現實中一直是多災多難的。文化這個概念很難定義。廣義的理解，它就是人類的一種存在與發展的方式，不但是意識的產物，而且也有自然的因素，但從文化主體的方面說，文化可以理解為意識的載體，沒有自由的意識，就沒有自由的文化。
意識在本質上是自由的。但社會在個體思想自由的文化傳承過程中，卻受到制度性對待的制約與扭曲。中國的傳統意識形態和文化制度在總體價值上，一向是以集體、族群或國家為本位，排斥個體意識自由，主張抑制自我、順從、忍受、約束。這些價值觀經過幾十代、上百代的傳承，已固化成一種國家性的專制文化，與之相對應也孵化出了民族性的奴態文化。這種文化形象地表現為以下兩類：其一，最經典地表徵在中華民間婦女的“裹腳”審美意識中，即“裹足文化”。一個民族的母性，全都裹起足來，扭扭捏捏，小心翼翼地走路，很難相信她孕育出的子孫們會大膽冒險、實驗與創新。另一種奴態文化則形象地表現為官場上的“冠飾文化”。中國官場歷來以頂戴表現身份與級別，官大一級壓死人，君臣之別在冠，官民之別也在冠，從上至下形成了權力體系的金字塔，如今仍是“大蓋帽滿街跑”，時時讓民眾感到權力的壓制。如果說“冠飾文化”，一級奴一級，排斥了國家管理的民主化；那麼“裹足文化”，則扭曲了人性，排斥了社會個體發展的自由化。這兩種文化板結一起，便結構出主奴狀態的“支配——服從”社會模式。專制文化與“媚態文化”，就是窒息個體思想自由的文化土壤。
中國自諸子百家時代進入秦朝專制社會，文化上開始“焚書坑儒”，後來歷朝各代都傳承“文字獄”，消滅異己的文化現實。秦朝的興起來自於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而秦朝覆亡的一部分文化歸因，恰好就是“焚書坑儒”。漢朝初期，吸取了秦朝的教訓，文化形態有一定的放鬆，經濟也就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到了漢武帝時，又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於是它又從鼎盛走向沒落。事實上中國歷朝各代都是從文化的相對自由與開放開始，到壓制文化自由結束的。然而在中國，從來沒有形成一場文化批判思潮來顛覆專制文化與奴態傳統。晉魏時代算是一個文化另類時代，但卻只是消極逃避政治和不與世俗合作。他們的玄談也過於清高，根本形不成時代性的文化批判力量。滿清也是被文化壓制拖入低谷的，1840年成了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滿清社會封閉狀態被迫開放之後，最先覺醒的還是文化代表，如張之洞、李鴻章以及魏源者，然而他們至多不過腦筋開始活躍了一點。真正開始文化批判的應該從康有為算起，他從主張改變制度入手，要求思想自由。清之後，中國的文化進入了一個真正自由開放的時期，似有戰國時期之像，各種思想、主義任意發展，文化自由大大發展。中國也從最衰敗的歷史時期復蘇，開始追趕世界文明。由此可見，文化總是先於時代覺醒的，文化發展之後必然導致新制度的誕生 。然而不幸的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紅色記憶”語話霸權統治了中國文化，又開始了一個閉門鎖國，扼殺自由的時代，於是中國非但沒有按照人們嚮往出現一個強盛的時代，反而更加落伍，甚至是倒退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專制，再一次把中國拖向了崩潰的邊緣。在前蘇聯“紅色記憶”大清洗的“冰凍時期”，仍出現了帕斯捷納克和索爾仁尼琴，中國卻割斷了張志新的喉管，殺害了遇羅克和林昭等無數追求真理的探索者。在前蘇聯，紅色作家高爾基晚年都有所反醒。中國的郭沫若卻始終都是毛澤東的“文化太監”。周揚受壓之後開始清醒，但最終只能是失語而死，巴金要“講真話”算是了不起了，但也反省的太晚了。改革開放，中國曾有一場“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文化啟蒙帶動了各種西方哲學思潮衝擊了中國的“紅色記憶”。於是有了“北京星星畫展”與“民主牆運動”。然而不久又慘遭意識形態封殺。直到冷戰結束，共產主義在全球衰敗，中國借此東風，1989發生了“北京之春”，人民大規模的呐喊，再次衝擊了意識形態禁錮。但坦克的履帶，又再次閹割了文化批判的自由靈魂，任由“紅色記憶”把現存語話霸權當作一種法理事實，令全民族全盤接受下來，這就是文化專制主義。
近幾年來，異議人士和自由寫作者不斷被投進監獄；文化專制主義在意識形態也愈演愈烈，特別是新聞出版界，大量深受人民喜愛的書籍都先後慘遭封殺，如正式出版的《現代的陷阱》、《往事並不如煙、》、《中國農民調查》，民間出版的《懷念李慎之》、《胡績偉自選集》、《何家棟文集》，香港出版的《懷念耀邦》、《李銳近作》等等，都被作為“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列為“掃黃打非”之列，遭到查禁。中共中央宣傳部不但把反右、大躍進、文革、民主牆、六四等問題劃為禁區，不許有關研究與文章、書籍公開發表與出版，而且還列出不少文化名人黑名單。如茅于軾、章詒和、戴晴、劉軍甯、張祖樺、賀衛方等的文章、言論均遭封殺，甚至一些較開放的網站論壇，也被迫撤掉了他們的主持人欄目。一些嶄露頭角的新生自由派知識份子如余傑和王怡等人，在國內媒體更是備受打壓。而在新聞領域，文化專制主義的主要表現就是掩蓋真相、抹殺事實。所有報刊媒體都實行嚴格的新聞檢查，稍有不當，不是遭到訓誡，勒令整頓，就是撤銷領導人職務；更有甚者，要加上莫須有的罪名，判刑入獄。《南方都市報》的喻華峰、程益中被判刑就是例證。還有《新京報》總編楊斌被撤職，副總編孫雪冬、李多鈺被停職，後經過300多職工罷工抗議，才改為楊斌調離，孫李複職。幾乎與此同時，《南方都市報》副總編夏逸陶也被撤職。去年中央在紀念胡耀邦誕辰90周年時，竟下達密令，禁止報刊不得發表紀念文章。已發過紀念文章的刊物，如《炎黃春秋》被警告，《百年潮》領導班子遭撤換，《社會觀察》被停刊。敢於直面現實，觸及敏感話題的《中國青年‧冰點週刊》，側被強行停刊整頓，主編被調離。由此可見，在中國“紅色記憶”氾濫的現實條件下，自由文化依然面臨如此嚴酷的現實。
自由應是人類精神的本質；思想自由則是文化的靈魂。 而言論、新聞、出版自由，則是通向人類文化自由的必由之路。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所發表的《2004人類發展報告》主題就是“多樣化世界裏的文化自由”。聯合國助理秘書長、開發計畫署亞太地區負責人哈菲茨表示：“人類的發展不僅需要健康、教育、體面的生活水準甚至政治自由，人類的發展還需要國家對文化的認同和推崇，人類必須有在不受歧視的情況下發表文化認同的自由。文化自由是一種人權，也是人類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 而由袁紅冰等先生所發起的“自由文化運動”，事實上就是一種以“思想自由”與“表達自由”為先導的人權運動，這也可視之為中華民族現代化進程中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文化批判運動。
──轉自《自由聖火》(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