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日訊】余傑：今天討論的主題是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和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我們為什麼把這兩本書放在一起討論呢？其實普通的讀者也可以把這兩本書放在一起讀。兩本都是關於反右的書，一本書寫的是在北京最中心的區域，一本寫的是在大西北在甘肅很偏遠的區域，一本是北京最著名的知識分子和最著名的右派，一本在甘肅很多普通中學教師、小學教師等底層的右派，這兩本書參照起來讀就更加全面，兩個橫斷面結合起來，就是比較完整的右派史。
最近幾年，像章老師所說的那樣，很多人寫回憶錄的努力，像姚老師七十多歲了，還完成了一百多萬字的很宏大的回憶錄。像我手頭有一本叫《風蕭蕭路漫漫》，這是四川的一個普通右派，當時他被打成右派的時候只有19歲，他把自己這段經歷寫出來，但是因為發行、傳播各方面的原因，像這樣的書完全沒有引起學術界和評論界的重視，發行量也就兩三千本。所以，對這樣不知名的作者，他們的寫作和捍衛歷史和記憶的努力，下一步評論界和學術界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下面我們請王東成先生發言。
王東成：到這個地方參加這個活動，都比較受「關愛」，特別有勇氣，因為在愛裡沒有懼怕。我是學文學理論的，我不懂現代派和後現代派，我大概還是受別車杜以及馬克思、恩格斯的影響吧，我對文學批評的基本標準我是堅持歷史與美學的觀點，章老師剛才說得非常對，任何一種文學是真正有價值的，它給我們美好的熏陶，給我們文學方面的底蘊，同時讓我們看到真實的生活，去嚮往應該過的生活。楊顯惠老師的《夾邊溝紀事》我都讀過，章詒和老師的書是我讓學生必讀的書目。楊顯惠老師的《夾邊溝紀事》是我參與大學新語文編寫中強烈要求把《上海女人》選進去的。這本書編好之後，出版社為了宣傳，先把書目印出來，我不太贊成這種行為，我覺得這將會出事、出危險的。結果不幸言中，有關方面看到這本書的書目，堅決把其中一些我認為非常有價值的東西拿掉，不拿掉這本書不能出版。比如說，高爾泰先生《尋找家園》裡的《安兆君》一篇，也和楊顯惠老師《上海女人》一樣給拿掉了。我非常贊成剛才說的一個觀點，並不是說我們，而是是一種力量，利用國家權力非常自覺、清醒地不准人們言說自己的經歷。友漁當年「搞搶救記憶」的時候曾經採訪過我，把採訪我的東西也發表在《焦點》上了，大家都知道，《焦點》這個雜誌後來，被取消了，停刊了。
這個話題很好，多少年來，我們的那些文學是不具備文學的品格的，不具備文學品格根本的就是它肩負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這個使命就是構築謊言、塑造謬論，整個構築一個民族的虛假。我們那麼多文學作品，告訴我們一部中國什麼樣的現代史和當代史呢？所以我還說那句話，當普通大眾民不聊生的時候，這些作家告訴我們，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我們有一些作家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在構築民族謊言上真是立下了很大的功勞，因而這些作家常常被命名為「人民作家」。我到朝鮮去過一次，我非常有一個感觸，哪裡叫人民，哪裡沒人民，哪裡稱民主，哪裡沒民主。你看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不就是這樣的嗎？
再一個就是，另外一大使命，塑造謬論。我們有多少謬論，包括孩子自小成長起來接受的一些觀念，都相當相當的荒謬。因此我們才有「九·一一」事件一發生，大學生、大學校園裡沸騰、歡呼這樣的情況。因此我們才在我們的電視上看到，俄羅斯別斯蘭綁架學生的事件發生了，我們電視上舉行「有獎競猜」——你猜吧，這次別斯蘭事件死了多少人，多少孩子，多少男的，多少女的。太殘忍了。我們都能知道，我們把那麼多死難者一定要變成枯燥的數字，每次礦難都說死了多少人，就拉倒了，並且這些方面這些報道全是被控制的。
我們有反右鬥爭的記憶，我們有文革的記憶，我再說一個記憶就是克拉瑪依大油田的大樓著火的這件事。大家都知道克拉瑪依大油田大樓大火，是一群優秀的、美麗的孩子們給領導幹部演節目，演節目的時候，電線老化著火了。我們主持會議的人說了一句話：「讓領導先走。」結果這場火災沒有一個領導燒死，燒死的絕大多數是孩子，四十個老師燒死了三十六個。這些事件，我們見到哪個文學家去反映了？根本沒有反映。謊言和謬論成了當代文學主旋律。我自己非常清楚，我所處的中國就是何祚庥院士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的中國，誰讓你不幸當一個中國人呢？何祚庥真是沒良心，他說這話太冷酷了，但他也說出一個事實啊，誰讓你不幸當一個中國人。當中國人就不能聽真話，也不能說真話。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悲哀。
所以，我在這裡看，虛構文學和非虛構文學都應該有一個品質，只要是文學，就應該說真話，並且我想，還不應該像巴金那樣說真話，巴金到了不能說真話的時候，他要說真話，並且也沒說出多少真話。巴金到風燭殘年的時候說真話，是不是在我們有生之年就說一點真話呢？是不是根據我們自身的條件力所能及說真話呢，比如說我是一個教師，我要不要在講台上說真話？你是一個記者，你要不要在你的筆下反映應真實的情況？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前些時候和余傑等幾個朋友交流的時候，我覺得單純的憤怒和同情是不能拯救我們的，有時候自己對邪惡的事情憤怒了，就以為自己站在正義一邊，我們憤怒之後再遇到邪惡的事情，照樣沉默，照樣無所作為，我們見到苦難的時候流淚了，流完淚就拉倒了，以後還要那麼生活，還要那麼麻木不仁地生活。所以我的感覺，這種憤怒和憐憫、同情、淚水，如果不能促成生命的改變，不能促成有所作為，那麼這種憤怒和淚水都具有自愚性和自欺性。所以看了寫了《文革受難者》，我就有很強烈的痛悔。我是49年出生，文化大革命我在東北的一個小城當過造反派頭頭，兩大派武鬥，我的許多同學就死在槍炮中，我為什麼不能夠把這個記憶搶救一下呢？所以我現在很努力地做一個工作，我要把在文革中武鬥死的同學的名單盡可能收集齊全一點，貢獻給王友琴。
所以，是不是我們在每個人的心裡都有這樣一種意識，我該為構築中國歷史真實境況做一些貢獻，我應該使中國文學贏得某種尊嚴。我對章詒和老師和楊顯惠老師，對他們的創作以及對他們的人品我都保有深深的敬意，我願意效仿、學習這些人，我做不到他們那麼好，身不能心想往之。像焦國標老師，他為什麼敢於冒那麼大風險，寫出了在我看來是中國當代最漂亮的檄文，像北村都是值得我學習的。如果我們的討論不能落實到我們改變自己生命，不能使我們在這個大地上參與受難，不能使我們對時代和社會有所貢獻，意義也不大了，那就變成手淫和自愚了。
丁東：題目是文學與記憶，我覺得承擔記憶應該是史學的功能，文學有審美的功能和抒情的功能，非虛構的寫作在一定意義上也具有史學的品質。比如今天我們討論的作品，史學的品質、保持記憶，首先是史學的責任。把記憶記錄為文字，尤其要把它傳播出來，借助媒體，最好是印刷品，印刷品不行，退而求其次，借助網絡，成為公共的信息，就進入了歷史。我覺得拯救記憶關鍵是要讓記憶變為歷史，這是我的第一點感想。
第二點感想，因為剛才討論了這兩本書都是有關反右的記憶，應當說比起中國近五十多年來的歷次政治運動，有關反右的記憶還是較多，雖然是遠遠地不充分，但它和別的政治運動比起來還是較多。因為它有它的特殊性，就是說反有運動發生在1957年、1958年，右派改正在七十年代末，七十年代末之後，有一段時間有關反右的作品當時還有較為充分的表達空間和傳播空間，這樣就留下了不少的文字。到了九十年代以後，對於有關反右的出版越來越難，就是由於體制性的原因造成越來越難，但是雖然難還是有一定的縫隙。除了作者歷史責任感應當引起我們的敬意之外，像這兩本書的出版社的編輯，尤其是有終審權的負責人，最終能簽字出版的負責人，在這個時候能簽這個字，尤其應當值得我們尊敬，因為現在的管理方式直接帶來最不利後果可能由他們承擔，而不是作者。
相比對於反右的記憶，還有一些運動，比如說像土改，記憶就更少了，非常的稀少，但是土改中無故死去的人數量是相當大的，那是以百萬計，他們那一代人應當說到現在都半個世紀了，那一代的冤魂比起反右的冤魂更為不幸，反右二十年以後得到了改正，有了一個機會，五十年對於歷史的斷裂，那是更加厲害了，現在想搶救就更加困難了。
五十多來，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像我是研究歷史，我都說不清有多少次，大家一說起來都是幾次大的，大運動當中還有小運動，文化大革命當中套著多少次小運動。文化大革命像王友琴這本書記錄的主要是文革初期被整死的人，其實文化大革命當中有一個環節，整「五·一六分子」，挨整的人數量之多，恐怕是文化大革命當中各個環節挨整人數最多的，挨整的「五·一六分子」比文化大革命當中的走資派還要多，關於「五·一六」這方面的歷史研究現在也是不多的。由這兩本書可以想到，最近這五十年，需要拯救的記憶，需要民族歷史的缺口非常多。
人個體的記憶是有局限性的，每一個人的記憶，受到自己生理的局限，受到自己現在處境局限，不一定準確，他肯定會忘點一些、留下一些，或者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向某個方向傾斜，把某個方向捨去，並不是說回憶的東西都可以直接成為信息，但是它可以成為史料，這樣就需要更加寬鬆的環境，更加多元的價值，更加包容的心態。對於一個時期不同的人都應當讓他有發言的機會，挨整的人要寫，如果這個人他是一個整人的人，他有沒有寫的資格呢？我覺得他也有回憶的資格。不能說他當時很壞，我們就不能信他的，他要能寫也是好事。當然除了個人的回憶，還有檔案，中國檔案不解密，一般的學者看不到，私人的書信、日記，以及文物等等，各種東西放到一塊比較，才可能接近歷史的真相。所以說，我們講到記憶的時候，從文學的角度，它能喚起道德的激情，但是從史學的角度來看，記憶跟歷史不能完全劃等號，我覺得這個也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三味書屋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由余傑整理完畢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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