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8日報導】（中央社記者黃慧敏台北二十八日電）究竟當年「乙未戰爭」抗日軍如何讓日軍吃盡苦頭？學者認為，客家人最為稱道的特性是不妥協、不屈服的浩然正氣。每當外寇侵入時，他們必然地聚集志士抵禦外侮。乙未戰爭就是這種義民精神的彰顯。用現在的話來說，「義民精神」就是「台灣精神」。
根據歷史記載，中原地區客家人受到一六八四年渡台禁令的影響，到了十九世紀陸續渡海來台時，只能移往桃園、新竹等新墾地區；開墾丘陵、淺山地區時，為了防範原住民的攻擊而組成自衛武力，也就是「義民」團體，並住在具有防禦功能的家屋和村落裡。
客家先民既有的防禦勢力正好在抗日戰爭中派上用場。當來自清廷的將領唐景崧、丘逢甲、劉文福等人逃回中國後，走不了的台灣先民只好自我捍衛。但由土豪、鄉紳所率領的抗日勢力或是義勇軍，不論就組織或裝備來說，都不足以與日軍對決。
即便如此，不願台灣這塊土地平白被日本接收統治，客家先民發揮義民精神，直接槓上日本人，成為日軍在台灣遭遇的最大勁敵。
吊詭的是，這些被清未官方想方設法斷絕的地方武力，卻成為清政府割台後，日軍最具有威脅力的反抗勢力。只是，由於土豪、鄉民武器裝備簡陋，組織鬆散，只能利用地形、地物進行游擊戰或巷戰；加上抗戰意志紛歧，給養貧弱，又缺乏廣域的認同感，因而成為乙未戰爭功虧一簣的主因。
有人形容這群客裔先民是出於為「愛國情緒」而抗日，似乎是「不可承受之重」。陳運棟文教基金會董事陳運棟說，其實義民軍的出發點無非是只是愛鄉愛民的具體行動，表達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如此而已。
因為客裔先民認為，他們早已在這裡「落地生根」，台灣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居所。陳運棟研判，後來的國民政府強調中華民族的精神才是引發乙未戰爭的主因。，他認為，這是一種別有用意的抗日史觀的乙未抗日戰爭史，企圖以「中華民族」的精神，以民族主義來表現「抗日」情懷。
也因此，並未實際參與乙未抗日戰的丘逢甲卻備受推崇，被塑造成一個愛台灣，抗日、支持國民革命的英雄。原因不外乎丘逢甲雖對乙未抗日戰爭貢獻不多，但因他曾經參與過台灣民主國，這可以喚醒台灣人民共同「抗日」的歷史情懷，維持國府的正統性。
有人認為，這些義民軍抗日只是單純地保鄉而已，說他們「愛國」，豈不是擁護清朝？如此反而抹煞了客家精神。
總統府國策顧問李喬和台灣大學國發所博士候選人薛雲峰也指出，客家是乙未年台灣人抗日的主要力量，但過去在大中國史觀的論述下，客家人的抗日行動多常被描述成一種「民族自救運動」，「是中國抗戰的原史」。他們認為，這種說法陳義過高，而且與事實不符，何況相關論述中更鮮少提及「客家」兩字。
李喬說，近年來在強調「台灣主體性」的「批判性大中國史觀」中，「客家」也有意無意被邊緣化，例如提到台北城陷後的乙未抗日時，常見的寫法如：「接下來的，則是以台灣子弟兵為主體的中南部各地抗日游擊戰」等，論者似乎吝於指稱這些抗日人士是「客家人」；「客家」於是被「台灣」、「本地」等名相稀釋概括掉，或被地名如苗栗、新竹等模糊取代。
李喬和薛雲峰提出「義民史觀」指出，台灣自清朝統治初期到吳湯興抗日時期的兩、三百年間，民變頻繁，「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因此，台灣各地客家庄幾乎都設有非常態性的自衛組織，即「義民」團體。
也就是說，﹁義民﹂，是台灣在清領時期普遍的社會現象，無論客家或閩南地區也都有這類民間組織。只要社會現況發生劇烈變動，如械鬥、民變或會黨叛變，台灣民眾自然而然都會組成這類抵禦性的義民組織。這種保鄉衛土的精神，可稱為「義民精神」。
李喬進一步表示，「狹義」的義民是指「客家義民」；「廣義的義民」指的是「台灣義民」，而且不分閩、粵和原住民」。用現在的說來話，其實「義民精神」就是「台灣精神」。
所以，李喬和薛雲峰認為，若是將乙未年客家人的抗日運動，視為清領時期的最後一次義民大動員，理應更貼近事實真相，也更能解釋徐驤、吳湯興和姜紹祖等人為何甘於冒死抗日。
而從陳運棟引用了日人山口縣造在「客家與中國革命」文中的話：「客家是中國最優秀的民族，他們有一種自信自傲的氣質，……他們是永遠不會被征服的。」看來，或許是對客家族群最好的寫照。950328
